一
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束缚了日本的手脚，为苏联加强其远东防御提供了有利条件，遏止了日本“北进”战略的实施。
日本作为法西斯国家中的二号强国，早在19世纪末就确立了以战争为手段吞并中国、朝鲜等周边大陆国家以求称霸亚洲、征服世界的“大陆政策”，并将此政策作为国家战略逐步付诸实施。日本对外扩张的总构想是，第一步，侵占中国东北和内外蒙古，既作为进一步侵占整个中国的前进基地，又作为“抵御苏俄”的“帝国国防的第一线”。[1]
第二步，占领整个中国，掠取中国的资源，增强其继续发动战争的物质力量，把中国作为它北攻苏联、南侵东南亚的军事基地；第三步，南进征服印度和南洋群岛，并进而征服中、小亚细亚以及欧洲，称霸世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曾扬言：“日本不仅要成为东亚的日本，并在实际上要成为世界的日本，而导致新时代的曙光。”[2]在其上述战略中，征服中国是关键。征服了中国，向北可以形成对苏联的攻势，向南可以构成对美、英、荷的威胁，北进、南进相互策应，推进其整个战略的实施。
在实施其“大陆政策”的过程中，日本的扩张，与俄罗斯在远东的扩张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就是日俄两国为争夺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权而发生的。日俄战争的胜利，进一步刺激了日本扩张的野心。此后，日俄之间的矛盾时起时伏。1918年，日本伙同美、英、法干涉苏俄革命。在上述三国撤兵之后，日军又单独驻留西伯利亚、占领北库页岛。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时间长达六年半之久，兵力最多之时达至70000余人，这是日本实施其北进战略的最大的一次行动。1925年，与苏签订《日苏基本条约》，确定了两国在远东主要是在中国“满蒙”地区的权益范围。除此，日本还取得了对库页岛石油和煤炭的开采权。尽管如此，日本并没有放弃对苏联的图谋，并一直把苏联视作重要的“假想敌”，多次制订侵苏计划。
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事变的制造，是日本实施北进、南进战略的一个重大步骤。事变之后，日本在极短的时间里便占领了中国东北，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落实了其所谓“满蒙”计划。
1932年8月，日本制订了1933年的对苏作战计划，准备以中国东北为基地，用战时总兵力30个师团中的25个师团对苏作战，先以一部分兵力攻击苏联沿海地区，再用主力在大兴安岭一带与苏军决战，然后进击贝加尔地区，夺取整个远东。之后，日本每年都要制订对苏作战计划，企图将苏联的远东地区、中国东北及内蒙古连成一片，作为其建立亚洲乃至世界霸权的基地。
1933年，日军参谋本部编写《对苏作战法纲要》，提出对苏大兵团作战的指导方针，并计划在1937年6月9日对苏发动战争。次年3月，上述作战计划得天皇批准。1935年7月，日本关东军参谋本部制定了《对内蒙措施纲领》，计划“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1936年5月，制订《西北实施要领的作战计划》，计划从绥远、新疆到中亚地区建立一条包围苏联侧翼的“防共走廊”。同年8月，制定《帝国的外交方针》，强调苏联是日本推行东亚政策的巨大障碍，必须用军事与外交相配合，实现“北进”。在同年制定的《国防政策大纲》中明确提出：“首先倾注全力迫使苏联屈服”。[3]1937年6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在给日本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和参谋本部的电报中如此称：“如果以准备对苏联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的中国形势”，“我们应当首先打击南京政府以解脱我们后方的威胁”。[4]
对苏联，日本蓄谋已久，并做了上述那么多的精心策划，后来又没有能够立即发动侵苏战争，这除了苏联通过外交手段缓和了与日本的关系之外，更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苏联自身的因素，二是中国因素。
苏联的因素是，苏联利用日本忙于稳定其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的机会，加强了远东防御，做好了反侵略的准备。
在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之后，使始终视日本为其最危险的敌人的苏联，面临着随时可能与日开战的危机。当时，苏联认为“日本侵入中国东北，造成了对苏联远东疆界的直接威胁”，“孕育着反苏战争”，[5]因而加强了远东防御。
1932年夏，沿满洲边境，苏联派驻了军队，在苏联与中国东北接壤之地全线构筑了“永久火力点”“隐蔽火力点”及“伪火力点”等系列防御工事。“九一八”事变之前，苏联特别远东军只有两个师，而且仅仅限于陆上防卫。事变之后，苏联不仅加强了其在远东的陆军力量，而且加强了空军，增设了海军。1932年4月，苏联编成远东海军，以保卫其远东海岸线及太平洋方面的权益。新编远东海军，直属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部，与特别远东军平行。
在上述形势下，苏联的远东军事力量得到了迅速扩充。据统计，到1933年底，其远东军已增至12个师，飞机350～400架。另据当时日本参谋本部的推定，1935年底，苏联远东地区的陆上兵力“已拥有14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飞机约950架，坦克800～900辆，总兵力至少有24万人”。到1936年底，又“增加2～6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250架飞机，300～400辆坦克，49艘潜艇”。[6]
大体上可以这样说，到1936年，苏联在远东的防务，已形成陆海空的完整体系。这样，日苏在远东的兵力对比，不断向有利于苏联方面转化。1931年，苏联远东军拥有6个师，日本关东军和朝鲜驻屯军拥有3个师团；1932年，苏军增加到8个师，日军增加到6个师团；1936年，苏军增加到16个师，日军却减少到5个师团。对于苏联在远东的军事优势，日本也有清醒的认识。日本的这一认识，从1936年8月颁布的《帝国外交方针》中可以看出。方针指出，苏联远东兵力的增强，是日本推行东亚政策的巨大障碍。为此，“目前把外交重点置于粉碎苏联侵犯东亚的企图，特别要消除军备上的威胁”。[7]
由于苏联加强了远东防御，做好了反侵略的准备，这是日本没有能够立即发动侵苏战争的重要因素之一，另一个因素，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牵制了日本，使日本无力北进。
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以后，遭到了东北人民的武装反抗。义勇军、游击队、红枪会、大刀会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队，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四处出击，打击了日军。据统计，仅1933年3—10月，抗日游击队就袭击铁路659次，破坏铁道101次，击毙日伪护路军546人。另据统计，仅辽宁省内的抗日游击队，在1934年6月袭击敌人709次，7月为759次，8月为1716次，12月为1706次。[8]
1933年9月至1936年2月，中共先后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至第6军，实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歼灭了大量日伪军，推动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巩固并扩大了游击区。据统计，1934—1935年，东北抗日武装发动袭击52545次，计268.4059万人次。据当时日本报刊记载，仅1935年，日军伤亡人数即达54766人。日本关东军也不得不承认，在对付抗日武装方面，“如果按兵力和时间计算，确实要付出十倍的努力，还不能充分达到目的”。日军战史也如此记述：“在广大地区进行的治安肃正作战，所付出的努力远比正规战为大，即使如此，还很难得到良好的成果。”[9]
据日方统计，1931—1935年，日军在中国东北的伤亡人数为17.55万人。面对上述重大伤亡，日本关东军方面表示“最为遗憾”。[10]
1936年2月至1937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先后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至第11军，并进行了广泛的游击战，粉碎了日军消灭抗联、摧毁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企图，有效地阻碍了日军“北进”战略的实施，为苏联加强其远东防务提供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