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美国原有的教育体制和教学模式，已不适应战后美国国家整体发展和国家战略的客观要求。
美国一直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教育改革是美国在教育领域时常进行的革命，也是美国政府反思教育体制，推动教育发展的重要举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已经进行了多次重大且影响深远的教育改革，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进步主义教育，[36]即是其中之一。
20世纪初期，在美国教育领域，以杜威为代表的教育家将实用主义哲学引入教育，提倡以“儿童为中心”，弱化教师和课堂教学，让学生主动探索，把富有想象力的学生从传统的教学模式中解放出来，倡导以“学生为主体，实用为主导”，鼓励挖掘学生的潜力，追求学生个性解放的实用主义教育，认为学校应按照学生的兴趣和现实的需要培养学生，将知识和生活联系起来，这种教育体制在美国掀起了热潮。在此情况下，美国的各类教育机构和学校调整了原先的正规课程，弱化了自然科学与尖端技术人才的培养，增开了商业、农业、健康、道德、礼仪、娱乐及家政等能够满足学生需要的课程。上述专家认为，通过实验和主动参与的方式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密切师生关系，以期使学生在成年后养成勤奋工作的习惯，并拥有愉快的身心享受，获得成功。
实用主义教育过分强调了对生活的适应和调整，过分放纵学生，削弱了对学生的智力开发和思维培养，忽视了学校教育对学生进行系统的知识传播、精神提升和文化传承的作用，致使美国在自然科学领域进展缓慢。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接近尾声，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其中以罗伯特·赫钦斯、威廉·巴格莱和阿瑟·贝斯特及詹姆斯·柯南特等人最为典型。罗伯特·赫钦斯是永恒主义教育[37]的代表，他主张永恒不变的教育观，认为人对理性的认识和追求要高于个性，学校教育的使命是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和理性认识。威廉·巴格莱认为教育的本质是传授经典的文化和永恒的真理，无论人类的历史如何、民族差异多大，都有着共同的认知，向学生传授这些经久不衰的文化就是教育的核心价值，而进步主义教育并未体现出这种价值。阿瑟·贝斯特和柯南特认为，美国国民教育缺失的原因是过分放松了对学生的要求，降低了质量标准，没有激发出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也没有培养出学生对新鲜事物的感知能力和创造性能力，是优秀人才的缺失造成了美国在冷战中处于被动和失利的局面，如果这种情况不被改变，美国的霸主地位就有被苏联取代的可能。
以上述学者为代表的教育家对进步主义教育的批判，引起了美国政府对教育的反思，美国政府承认20世纪上半期，美国教育的确存在诸多弊端和缺陷，这些弊端和缺陷对国家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阻碍。
首先，二战期间，美国参战士兵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仅有3％的战士是大学本科毕业生，23％的战士达到高中文化程度。[38]教育素质低下暴露出了美国士兵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因知识匮乏导致对先进武器的驾驭能力较弱，以及士兵因听不懂上级下达的作战命令而延误战机的情况。
其次，战争结束后，美国有数百万的退伍军人通过《军人权利法案》进入高校学习，国家暂时没有足够多的教育机构接纳他们，也没有充足的基础设施供他们使用，战士们面临着高校教学资源贫乏、师资力量紧缺、校舍设施短缺的现象。俄亥俄州玛丽埃塔学院就曾把停靠在马斯京根河的一艘前海军警卫队的退役潜艇当学生宿舍，斯坦福大学把一家陆军医院改为学生公寓。[39]政府虽然给了退伍军人巨额的安置费、生活补助津贴和教学资金拨款，但拨款并未真正用到提高退伍军人的教育水平和实践能力上，而是花到了维护学校设施和建造学生公寓上，还有一部分甚至被用到了贿赂腐败官员身上，由此导致了美国教学质量低下。数据显示，在近800万有资格接受高等教育的退伍士兵中，只有220万人进入了大学，更多的人仅获得了高中文凭，或接受了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40]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育领导和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罗伯特·赛罗指出，到1951年底，美国仅有44.64万名退伍军人进入了大学学习。[41]可见，政府虽然做出了改善教育的努力，但多数人并未真正享受到国家的教育拨款，绝大多数退伍士兵只是通过职业技术培训获得了一技之长。到1955年，美国仍有约50％的高校，学生人数不足500人；千人以下的高校占总数的70％，万人以上的院校仅占2.2％。[42]
再次，美国师资力量薄弱，办学空间不足。据统计，在苏联卫星发射之时，美国缺少约13.5万名教师和15.9万间教室，全国约有80万儿童每日只上半天学。[43]与其他职业相比，教师行业待遇低下，很多人不愿从教，他们认为教师是没有前景的工作。美国教育协会发言人保罗·迪克森认为，“不要期望平均每年支付教师4200美元薪资的国家能够第一个把卫星送入太空，与苏联相比，我们的教育显得那么糟糕”。[44]美国教育质量的低劣不仅表现在中学，高校也是如此。美国的高校虽然招收了大量的学生，却没有足够的教师。[45]到20世纪下半期，美国的机能性文盲[46]尚有800万人，还有2500万在职人员因读写能力差不能升职加薪。在苏联地球卫星发射一周后，美国教育界主持召开了一次会议，有人曾这样描述与会者的心情：“如果他们驻足倾听，这个小小的圆球带给美国人的消息是，20世纪后半期，没有任何东西比受过教育和训练的头脑重要，20世纪的未来应该把握在那些将教育和研究放在优先地位的人的手中。”[47]
美国国民教育质量的低下，让苏联在空间科技领域夺得先机，空间领域的较量让美国民众的自尊心受到沉重打击，美国人民一致认为，“美国是建立在尊重教育的基础上的”，“教育是美国未来国力的主要基础”，“办好教育比建立最好的工业体系或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更为重要”。[48]由此，美国提出了彻底改造教育制度，重视基础研究和培养更多高质量技术人员的诉求，要求加大高等教育的资金投入，重点投资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军事或科技领域。[49]当时的国会议员林登·约翰逊也主张大力发展学校教育，他认为：“有学校的国家才有将来。”[50]教育改革的呼声得到了美国国会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回应，1958年9月2日，总统签署了由国会审核通过的《国防教育法》。
1958年《国防教育法》的颁布，有两方面的缘故。从外部环境来看，是在冷战形势之下，苏联的崛起与扩张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是美国被动采取的应对措施。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签署该议案时就明确指出，这是一项紧急措施，美国实施该法令的目的，在于强化美国的教育，满足美国国家安全的需要。[51]从内部来看，是美国为调节国内矛盾和社会问题而主动采取的措施，美国民众的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激励他们趋时更新。在此情况下，共同致力于科技进步、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的《国防教育法》应运而生。美国《国防教育法》被称为是美国教育的大宪章，该法以立法的形式将美国的教育和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明确了国防和教育的关系，将国防建设、国家安全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阐述了国防安全依赖于先进的科技，科技创新依托人才，人才优势来源于教育这一内在逻辑关系，说明了教育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尤其是国防尖端科技人才，高质量的人才能从根本上促进国防的强大。[52]
综上所述，美国《国防教育法》是美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教育立法。该法的颁布，有着特殊的国内外环境。正是由于苏联的崛起和扩张，对美国的世界地位提出了挑战；由于苏联人造卫星的发射，对美国的科技地位和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由于美国原有的教育体制和教学模式已不适应战后美国整体发展和国家战略的客观要求，联邦政府才颁布该法，以期通过向美国各州及各州的教育部门提供更多的资金援助，培养更多的高级专门人才，尤其是尖端科技人才，以满足美国国防和国家安全的需要。
【注释】
[1]Alexis De 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n，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 Published，2001，pp.481-493.
[2]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美国通史：战后美国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2页。
[3]为了更有力地阐释苏联的崛起与扩张，本节将苏联军事力量发生转变的时间延伸至20世纪70年代末。
[4]郑宏：《美国〈国防教育法〉的制定及其历史作用》，载《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第158页。
[5]苏联于1949年8月29日成功试爆原子弹；英国于1952年10月3日试爆成功；法国在1960年2月13日；中国是1964年10月16日。
[6]李丹慧：《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7]樊亢：《苏联社会主义经济70年：苏联经济发展史》，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214页。为了句子的通畅性，此处略有调整。
[8]樊亢：《苏联社会主义经济70年：苏联经济发展史》，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199页。
[9]M.M.基里扬：《军事技术进步与苏联武装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研究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81页。
[10]党庆兰：《超越意识形态的合作与冲突：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美苏大三角格局变化因素的新解读》，载《世界史教学与研究》（第1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9月，第183页。
[11]党庆兰：《超越意识形态的合作与冲突：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美苏大三角格局变化因素的新解读》，载《世界史教学与研究》（第1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9月，第183页。
[12]水面舰艇包括巡洋舰、驱逐舰、鱼艇舰、扫雷舰、护卫舰等，能够代表舰艇的吨位、战斗力和任务定位，各国舰艇的称谓和吨位标准都是不统一的。如中国3000吨级的叫驱逐舰，美国9000吨级的叫驱逐舰，伊朗1400吨级的也叫驱逐舰；日本20000吨级的叫护卫舰，中国2300吨级的也叫护卫舰，荷兰6000吨级的也是护卫舰。
[13]李丹慧：《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
[14]郝雨凡：《美国对华政策内幕》，台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61页。
[15]王斯德、钱洪：《世界当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35页。
[16]樊亢：《苏联社会主义经济70年：苏联经济发展史》，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201页。
[17]邸鸿勋：《科技人才的培养与管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
[18]苏联斯普特尼克卫星上天一事，本属于苏联的崛起与扩张的内容，理应并入本章第一节的写作。但该事件较为特殊，首先，它刺激了美国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第一次使美国人尝到了低人一等的滋味，因而成为美国颁布《国防教育法》的导火索。其次，从文章结构和章节分量上来考虑，若与第一节合并，本章的结构会失衡、比例轻重不同，故单独成一节。
[19]斯普特尼克卫星是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直径22英寸，重达184.30磅。根据国际度量的换算标准，1磅约等于453.6克，184.30磅相当于83.6千克。苏联科学家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研制成功，材料为铝合金，带2个雷达发射器和4根天线。
[20]李鹏程：《美国〈1958年国防教育法〉制定过程的历史透析》，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2年6月，第20页。
[21]Jordan Mache，Theaters of time and Space：American Planetaria，1930-1970，New Jerse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5，p.119.
[22]曼哈顿工程是美国陆军部实施的利用核裂变反应来制造原子弹的核计划。该计划于1942年6月在芝加哥大学实验室开始进行，历时3年，耗资22亿美元。1939年美国听闻纳粹德国已开始组织科研人员研究原子弹，在美国国内和科技界引起了巨大轰动，罗斯福政府遂与英国一起合作，集中最先进的科研人员抢在德国之前进行原子能实验。该工程聚集了当时西方国家最优秀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包括爱因斯坦等人在内总计10万多人，最终于1945年7月16日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沙地上成功试爆了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弹而获得圆满成功。在整项计划的实施和执行过程中，负责人格洛夫斯和奥本海默应用了系统工程的思路和方法，节约了工程的完成时间，促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提前结束，推动了战后美国系统工程的发展。
[23]Marry M.Harris and James R.Miller，“Needed：Reincarna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of 1958”，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Vol.14，No.2，June 2005，p.158.
[24]James Bennett，“The Doomsday Lobby：Hype and Panic From Sputniks，Martians，and Marauding Meteors”，Springer Science and Business Media，2010，p.102.
[25]“Blow to U.S.Seen”，New York Times，October 6，1957，p.42.
[26]郝艳萍：《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与美国高等教育改革》，载《黑龙江高教研究》2011年第3期，第9页。
[27]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卷3，广州外国语学院英美问题研究室翻译组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108页。
[28]张献华：《冷战中的美国〈国防教育法〉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09年6月，第15页。
[29]Philo A.Hutcheson and Ralph D.Kidder，“In The National Interest，The College and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ost-World WarⅡEra”，Higher Education：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2011，p.230.
[30]中央教育科研所编：《外国教育》，1980年第5期，第25页。转引自王天一：《外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0页。
[31]郝艳萍：《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与美国高等教育改革》，载《黑龙江高教研究》2011年第3期，第9页。
[32]Barbara Barksdale Clowse，Brainpower for the Cold War：The Sputnik and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of 1958，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1983，p.35.
[33]瞿葆奎：《美国教育改革》，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72-178页。
[34]David D.Henry，Challenge Past，Challenge Present：An Analysis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Since 1930，San Francisco：Jossey-Bass Publishers，1975，pp.119-121.
[35]Willis Rud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Review，Vol.88，No.1，February 1983，p.218.
[36]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是美国政治与行政改革的转型期，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倡导新个人主义和新国家主义。
[37]永恒主义教育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50年代流行于英国和法国，后来逐渐衰落。该派别强调人的理性，追求人性、知识和真善美等永恒不变的东西。
[38]Milton Greenberg，“The New GI Bill Is No Match for the Original”，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2008，p.56.
[39]American Forces Information Service，“The GI Bill Rights”，Military Review，January/February1996，p.97.
[40]Milton Greenberg，“The New GI Bill Is No Match for the Original”，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2008，p.56.
[41]韩家炳：《美国1958年〈国防教育法〉颁布的原因》，载《安徽史学》2015年第3期，第110页。
[42]陈学飞：《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2页。
[43]E.J.McGrath，“Sputnik and American Education”，Teachers Colleges Record，1959，pp.379-395.
[44]Paul Dickson，Sputnik：The Shock of the Century，New York：Walker Company，2001，p.226.
[45]David D.Henry，Challenges Past，Challenges Present：An Analysis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Since 1930，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1975，pp.105-106.
[46]机能性文盲指的是粗识文字，略能写作却文理不通的人。
[47]David D.Henry，Challenge Past，Challenge Present：An Analysis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Since 1930，San Francisco：Jossey-Bass Publishers，1975，pp.119-121.
[48]陈学飞：《二战以来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载《上海高教研究》1995年第3期，第77页。
[49]Alice W.Rivlin，The Role of Federal Government in Financing Higher Education，Washington 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61，p.72.
[50]张维平、马立武：《美国教育法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51]王英杰：《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52]郑宏：《美国〈国防教育法〉的制定及其历史作用》，载《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