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克服经济危机的需求，为总统职位的变革提供了机遇。

现代美国总统职位变革的根本原因，是为了克服垄断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矛盾。列宁把垄断资本主义叫作“垂死的资本主义”，因为经济危机将垄断资本主义的矛盾激发出来。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显现出来，资本不断集中在少数大资本家手中，工人购买力相对不足，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经济危机频频爆发，美国经济遭到巨大破坏，资本主义制度自我调节机制已经失灵，迫切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承担更多的经济组织职责，力挽狂澜，维持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制度。胡佛政府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却对美国的制度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罗斯福顺应历史潮流，以“新政”为口号入主白宫，将大量立法权与部分司法权集中在总统手中，其“罗斯福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使得联邦政府的职能更深地渗入到经济和生活领域，行政权力急剧扩大。

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呈现短暂繁荣，民众生活水平提高，同时却使资本不断集中在少数大资本家手中，工人购买力相对不足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相矛盾，股市投机市场也严重失控，1929年10月24日，史称“黑色星期四”，美国股市崩盘，并由此产生连锁反应，商品价格大幅下降，信贷收缩，企业倒闭，迎来了美国历史上空前严重的大萧条时期，经济衰退正式开始。

尽管自19世纪以来，美国经济危机反复发生，但这次大萧条持续时间更长，历时四年，波及金融、工业、农业、对外贸易等多个领域，激化了美国的各种社会矛盾，并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将美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推向了崩溃的边缘。这期间，美国失业人口骤增，1930年末失业者就已达约600万人，而在1933年失业人数高达1700万，在岗工人工资也大幅下降。人民生活极度贫困，连最起码的温饱与健康也受到严重威胁，儿童患病率和死亡率极高，“数以千计的家庭处于饿死的边缘”^[3]，无家可归的人比比皆是。一战后本不景气的农业更是雪上加霜，农民的处境更为悲惨，他们付出艰辛的劳动，却卖不出所生产的农产品，只能看着农产品溃烂在田里，终日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他们衣不蔽体、缺乏燃料、没有营养，时刻有死去的危险，而且许多人处于垂死状态。”^[4]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流浪大军的阵营里，这其中包括破产的农场主，“大学毕业生，失业医生、药剂师、律师和教师，还有一大批刚从中学毕业找不到工作的人。有临产的孕妇，生病的婴儿，没有生过孩子的年轻夫妇，和一辈子干一种活、忽然失业的中年汉子。总之，有形形色色的人。其中，青年人大约在20万至25万之间”。^[5]他们像瘟疫和痢疾一样处处受人们的排斥和驱赶，失去了做人起码的尊严，女孩子廉价地出卖身体，却还是要过着衣不蔽体的生活，性病在人群中肆虐；孩子们不能入学接受基本的教育，和大人们一起露宿街头，无遮无盖。老人孤苦无依，他们中有很多人既没有财产也没有收入，子女不愿或无力赡养，而社会救济还未普及，只有少数州，如纽约，采取了一定的措施，而这无疑是杯水车薪。物质的匮乏必然导致道德的崩溃，道德信念缺失，社会动荡不安，绝望的气氛遍布全国。同时，法西斯主义也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为了保存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美国社会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民众急切盼望联邦政府发挥公共领导作用。

面对危机，胡佛政府依旧奉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所谓自由放任，即是指“国家不干涉企业的事务，听其自由发展”^[6]，自由放任思想由于迎合了企业界的愿望，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大受吹捧，甚至有人说：“政府不应当去做或试图去做任何事，这是普遍的原则；在这些场合，政府的座右铭或格言应当是无为而治。”^[7]这种思想虽然在美国的工业化进程中激发了空前的生产力，甚至胡佛本人也是自由放任主义的受益者，然而，这种思想也造成了生产与竞争的盲目性和经济发展的无政府状态，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弊病。

在放任主义已不适应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需要之际，胡佛政府仍然死守教条，采取无为而治政策。大萧条初期，胡佛一再强调萧条是由于投机行为的失控使证券市场崩溃所造成的，“只要使美国经济的其余部分不受市场崩溃的影响，就可以制止萧条”^[8]。根据自愿原则，胡佛政府劝告企业界领袖，维持生产投资和现行工资，呼吁州政府增加公共工程开支，但是自愿的劝告敌不过经济规律的作用，雇主们维持不久便又缩减生产、降低工资，从而加速了萧条的进程。胡佛又呼吁城市与私人机构加倍努力进行救济，请求国会增加公共工程拨款，收效甚微。进步派要求胡佛放弃自愿主义，由联邦政府采取行动，未得到胡佛重视。萧条日益严重，胡佛又荒谬地提出萧条的主要因素在国外的理论，而一度致力于挽救国际危机，他固执地坚持金本位，并签署了一项灾难性的决策：霍利—斯穆特关税法，通过高关税减少了欧洲国家的出口额，抑制了世界贸易，使他挽救国际金融危机的努力归于无效。尽管胡佛在执政末期曾被迫采取了一些国家干预的政策，提出复兴计划，却还是于事无补，经济危机更加严重，美国无政府状态发展到极致，整个社会面临崩溃。

在大萧条期间，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面对政治与经济现实，开始思考美国的改革途径，他们感觉到“折中办法再也不够了；这是个激变的时代，与特权和愚蠢妥协，将不战而败”^[9]，他们期待历史的新的转折，“消灭失业与困苦，并保证人类能得到其所向往的像样的生活”。在众多改革党派中，知识分子们更倾向于共产主义，他们普遍认为经济萧条是资本主义背叛历史的结果，而共产主义则提供着人类文明得以维持的解决办法，苏联更是无限美好，“俄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消灭了失业的国家”^[10]。苏联的社会主义迅速发展成一种真正合乎人道的精神，冲击着美国人的生活，加上对胡佛自由主义的失望，知识分子中许多人被共产主义所吸引。1932年作家们发表声明“我们与工人的党——共产党站在一起”^[11]，埃德蒙·威尔逊说：“如果美国激进派和进步分子……希望做出任何有价值的事情，那就必须从共产党人手中把共产主义拿过来，毫不含糊，毫无保留地相信它，并断然肯定其最终目标是生产工具的公有制。”^[12]迫于此，美国大多数的思想家“致力于寻找方法和途径来协调国家经济利益，并计划通过美国的自由和自身政府来解决”^[13]，联邦政府改革势在必行。

这次大萧条赋予罗斯福空前的总统权力，如史学家所评论的，“这次危机是如此紧迫，国会议员和人民群众是如此惊恐，使罗斯福得以拥有美国和平时期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权力。如果他有做皇帝的野心，国会可能让他实行专制统治”。^[14]在应对这场危机的过程中，罗斯福建立起现代美国总统职位的理念，加速权力从国会向行政机构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