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的抗日战争，牵制了日本“北进”的步伐，粉碎了日本与德国夹击苏联的图谋，使苏联得以从远东抽调兵力增援西线。
1936年8月，日本政府制定了《国策基准》，将“在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之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定为根本国策，至此，日本的“北进”“南进”战略形成。
日本的“北进”与“南进”政策，是日本对外侵略、建立霸权的基本国策，二者相互交织和渗透。北攻苏联，是日本实现其独霸东亚、称霸世界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在“北进”的时机和条件上，在对侵苏与侵华二者的关系上，日本的决策层存在着分歧，这也就决定了其政策和策略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怎样变化，取决于中日战争的形势。为落实“北进”“南进”计划，日本选择了先占中国、以中国为突破口的策略。因此，中国的抗战局面，对日本战略的实施有着重大影响。
1937年，日军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面侵华虽然包含南进意图，但主要是巩固和扩大北进的战争基地。日方认为，东北和华北是一个整体，要想解决东北的“治安肃正”问题，不占领华北是不可能的。[11]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也极力主张，在北攻苏联之前，先给中国一击，以消除北进的后顾之忧。[12]
当时，日本认为，中国不堪一击，只需派出五个师团的兵力，即可在三个月内征服中国。待征服中国之后，再集中兵力，北进南攻，很快即可实现其称霸亚太的目标。事实证明，日本一方面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却严重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力量，认为兵车一过山海关，中国就会屈服。日本陆相杉山元在给天皇的上奏中宣称，“中国事变一个月就解决了”。[13]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日本将赌注押在速战速决上，企图一举击败中国，为其北进、南进奠定基础。令日本没有想到的是，其侵略遭到了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
在战争之初，中国以持久消耗战略，用空间换取时间，一方面牵制并有效地拖住了日军的攻势，另一方面则成功地避免了不利条件下的决战。这就使日军寻求中国军队主力进行决战，迅速结束战争的目标未能实现。虽然日军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并在1937年底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南京，但随着战争的长期化，日本逐渐认识到：“攻占南京只是中国问题之序幕，真正的持久战则自今日始。”[14]1938年3月，日军在台儿庄战役中败北，其统帅部决定在4月组织大规模的徐州会战，以消灭中国军队主力，将华北、华中占领区连成一片。但中国军队在达到既定目标之后，即化整为零，撤离战场，致使日军计划落空。
同月，在欧洲，德国吞并了奥地利，将矛头指向了捷克斯洛伐克，大有东进之势。德国的推进，引起了苏联的注意，也为日本实施“北进”计划提供了机会和有利条件。在此情况下，日本立即予以呼应。1938年5月，日本近卫内阁改组，欲以缓和中日矛盾，配合德国，准备北进。其陆相板垣征四郎指出：“作为陆相，我的根本态度是，鉴于中日事变已使日本陷于全面战争的泥潭，而日本北方的苏联已完成了几个五年计划，国力有了飞跃的增长，在远东的军备大大充实，威胁着日军的背后，因此，我认为日本应当排除同中国之间的一切纠纷，从大处着眼，重建两国的邦交。”[15]但是，上述建议，未被采纳。
为试探苏军虚实，同年7月，日本的朝鲜驻屯军在中苏边境的张鼓峰、沙草峰两个高地挑起武装冲突，冲突以日军的惨败而告终。此事使日本感到，如果不迅速结束中日战争，那就无法充实军备同苏联对抗。于是，在8—10月，日本即发动了对武汉和广州的进攻。后虽于10月占领了广州和武汉，但不仅仍未能实现消灭中国军队主力、解决中国问题的目的，而且因深陷中国战场而损失严重。据统计，1937年，日本陆军总数为24个师团，在华参战的即达21个师团，占其陆军总数的88％；1938年冬，日本陆军总数为34个师团，在华参战的达32个师团，占94％。到1938年底，日军在中国战场的伤亡已达45万多人。此后，日本不仅再也无力在中国战场进行以歼灭中国军队有生力量和占领城市为主的战略进攻了，而且还需大量兵力巩固占领区。从另一统计中可以看出，日本的总兵力在增加，但侵华日军所占的比例在减少。1939年冬，日军总数为41个师团，在华参战的达34个师团，占83％；1940年冬，日本陆军总数为49个师团，在华参战的达38个师团，占其陆军总数的78％；1941年冬，日本陆军总数为51个师团，在华参战的达35个师团，占69％。
随之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日军的物资消耗也越来越大，武器弹药、军需物资的动员补给难以为继。
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初，日军认为，仅凭现有的军需储备即可打败中国。但是，随着战争的一再扩大和长期化，各类军需物资消耗直线上升。1937年10月，日本被迫开始实施“中国事变第一次军需动员”，但除了钢盔完成预期计划以外，“虽然官民一致协作，昼夜工作，异常努力地从事各自所负担的整备补给”，“武器、弹药、飞机、坦克重要军需品的生产未能达到预期成果”。据统计，武器、弹药、飞机、坦克和轻型装甲车完成动员的比例分别为70％、60％、66％、27％和43％。[16]后来，虽又实施第二次军需动员，仍未达到战争所需水平。这种情况，既限制了日军在中国战场进一步的战略进攻，更妨碍了其世界战略的实施。
在迅速征服中国的计划破产以后，日本便打算进一步寻找出路。一方面，企图加快“南进”步伐，另一方面则继续进行“北进”的试探。
1939年5月，日军和伪满洲国军队又在中国黑龙江和外蒙交界的诺门坎地区向苏蒙军队发动进攻。为此，日本专门成立了第6兵团，投入近76000人的兵力，后以损兵40000余人的结果而告终。[17]此次失败，使日本统治集团中“北进”的倾向开始减弱，而“南进”的倾向则相应加强。这样，日本以诺门坎事件的停战及欧战爆发为契机，将由长期敌视苏联、对苏实行强硬政策来掩护它侵华战争的政策转变为对苏谋求中立，以确保它继续推行侵华战争和南下东南亚地区的战略实施。1941年4月，日苏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
1941年6月，德国突袭苏联，苏德战争爆发。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即不断催促日本出兵西伯利亚，以配合其战略，从东西两线夹击苏联。对苏联所面临的这一局面，苏联政府早有认识。1940年秋，斯大林在接见新任驻华大使馆武官崔可夫时指出：苏联援华抗日的目的，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18]此后，苏联再三要求中国共产党要不顾一切地拖住日本，催促八路军打到东北去。根据当时的局势，毛泽东确定了“战略配合苏军作战的原则”和“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并嘱托在重庆的周恩来，“此条请告崔兄并请他转告远方朋友”。[19]
在得知德苏开战的消息之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立即上奏天皇，建议日本对苏开战。同时，还有一些军政要员也认为，“德苏开战确系日本千载难逢之良机”，日本应即刻北进，与德国一起消灭苏联。
针对解决中国事变和北击苏联问题，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激烈争论。从6月25日至7月1日，日本内阁和大本营连续召开6次联席会议，讨论对华、对苏问题。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认为，日本的大部分兵力正用于中国，北进实际上办不到。[20]对于杉山元的观点，日本陆军省也普遍赞同，认为“陆军大部分兵力正在进行对华作战，已经没有余力”。[21]
7月2日，日本召开御前会议，会议被迫确定了《适应形势变化的帝国国策纲要》，决定“继续努力解决中国事变”，“从南方各地采取种种步骤以加强压力”，迫使中国政府屈服，“暂不介入德苏战争”。
1942年5月，在准备发动伏尔加格勒战役前夕，德国再次要求日本予以配合，对苏开战，但日本还是拒绝了德方的要求，决定“对北方坚持既定方针，全力准备，极力防止对苏战争发生”。[22]当德军在伏尔加格勒战役处于最危急之时，德国又一次对日本发出请求，希望日本参加对苏作战。1943年1月，日本再次拒绝了德国的要求，认为“对苏保持静态，从日德意三国战争指导上是有利的”，表示响应德国的呼吁是非常困难的。[23]这样，在整个苏德战争期间，日本始终不敢轻易参加对苏作战，不能策应德国对苏联的进攻。
由于中国抗战的牵制，日本始终不敢策应德国的行动。这种情况，对苏联的卫国战争来说，极为有利。这种牵制，不仅使苏联避免了陷于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境地，而且还使苏军能够从远东抽调大量兵力援助西线。在战争中，苏联从远东抽调的兵力颇为可观。据统计，仅在莫斯科战役期间，即抽调15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此外还有坦克和航空部队。从1941年冬至1944年秋，苏联从东部共抽调39个师21个旅和10个团，计40.2万人，另从太平洋舰队抽调12个海军陆战旅，计14万人，二者合计，苏联从东部共抽调54.2万人的兵力，5000多门火炮和迫击炮，3300余辆坦克。[24]在西线最为困难和艰苦的岁月，苏联能从东线抽调如此强大的兵力援助西线，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
上述情况，足以说明，日本暂时放弃“北进”计划，其中关键性因素是中国抗战的牵制所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牵制了日本70％左右的陆军兵力，使日本无力对抗苏联远东军，导致日本在1938年及1939年的日苏冲突中败北。德国由于失去日本的策应，推迟了既定侵苏时间，使苏联赢得了一年半的备战时间。关于中国抗战的牵制，苏联著名史学家、院士E.茹科夫说：“使日本帝国主义不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攻苏联远东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人数众多的游击队的英勇斗争，他们在中国把日本的双手束缚住了，使苏联人民易于在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正义的伟大卫国战争中进行巨大的斗争。”对此，苏联元帅崔可夫也曾说过：“甚至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无可争辩的事实。”[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