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江水同行
汉江从龙岗寺下继续东流，穿过城固进入洋县后，即将收尾的汉中平原再度呈喇叭口状敞开，将一块平坦而开阔的平地铺陈在汉江两岸。有了足够开阔的空间，汉江也再度闲庭信步，尽量拓展开它的江面，到了盛唐时期就因盛产黄酒闻名天下的谢村镇和东汉龙亭侯蔡伦的封地龙亭镇一线，浩荡江水竟呈现出水天一色的景象。
然而，流经龙亭镇、槐树关镇到了金水镇，一路流淌在平坦开阔的汉中平原中央的汉江，即将进入绵延山岭的挟制围困之中，开始它跌宕奔流的艰难旅程。好像是上苍有意要为汉江接下来的劈山奔流补充体力，在城固、洋县和西乡，又有数十条大河小溪，以各自的方式带着它们从秦岭、巴山深处聚集的水流，争先恐后加入亘古奔流的汉江。这些河流中，水量最丰沛的要数发源于西乡南部大巴山支脉米仓山深处的牧马河。到达西乡的第二天，我用一整天时间沿牧马河进入米仓山深处，到隐藏在群山深处、已经很接近四川通江的骆家坝镇，寻找牧马河源头。
地处秦岭、巴山深处，陕西旬阳县蜀河镇临江而建的移民新村，至今还延续着吊脚楼的建筑遗风
牧马河没有来得及流出县境，便在石泉被筑坝截流进入石泉水库。在这之前，牧马河是汉中平原东部直接流入汉江的重要支流。
西乡因是三国时期西乡侯张飞的封地而得名。不过，在夏商时代，这里属褒国管辖的同时，还是巴国的附庸。如此看来，与现在想起来遥远得有些模糊不清的褒国、巴国有瓜葛的地方，自然是有文化韵味的地方。10年前跑秦岭，我就是受了西乡这个名字来由和清澈的牧马河诱惑，冒着酷暑，一脚拐进了大巴山麓的西乡。不过，让我意想不到的是，10年前到那里，我并非一无所获。其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在牧马河南岸台地上看到了一处距今7000多年的、被考古界誉为中国新石器早期文化标志的李家村遗址。
和许多埋藏地下数千年的古文化遗址发现经历一样，李家村古文化遗址的线索，也是一个农民翻地时发现的，时间是1958年。
这年春天，李家村一个农民翻地时挖出几块陶罐碎片。这个农民感到这陶片非同一般，便上交给生产大队，大队书记也觉得这些陶片有可能是文物，又上报到县里，最后又层层上报至陕西省文物局。此前，汉中地区虽然有零星新石器时代彩陶出现，但李家村出土的这些彩陶碎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重视。1959年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组建的汉水流域考古队赶往西乡，对包括汉中、安康的汉江流域历史文化遗存展开全面调查。接下来，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主持的发掘工作，让一处令中国考古界振奋的母系氏族早期古文化遗址的神秘面纱被揭开。
据当年参与该遗址挖掘工作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专家魏京武回忆，1960年，试挖掘时发现的一些陶器形制和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陶器不完全一样，特别是包括一种三足罐在内的三种陶器，在此前仰韶文化中比较少见。时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的石兴邦，立即将这一情况向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夏鼐进行了汇报。夏鼐是我国现代考古学奠基者，听取汇报后他敏锐地感觉到，李家村遗址发现的陶器很特殊，比半坡遗址还要早，极有可能是仰韶文化前的另一种文化，当即指示陕西进一步做好发掘工作。1964年，夏鼐先生在发表的《我国近五年来的考古新收获》一文中指出：“这次李家村的发现，才是探索仰韶文化前身的一个较可靠的线索。”
夏鼐的判断、石兴邦和魏京武的直觉，都将李家村遗址的历史年代指向超越半坡遗址的距今6800年的上限，而且就李家村遗址出土的陶器而言，考古人员几乎可以毫不迟疑地断定，这些陶器绝对出自距今至少7000年居住在汉江南岸的原始先民之手。然而在此之前，我国考古界公认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最早是距今6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20世纪20年代，瑞典科学家安特森曾经断言，中国没有自己的新石器时代，就连距今6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也是从西亚传过来的。更何况第一次和第二次挖掘，考古人员在李家村遗址没有采集到木炭标本，无法通过碳14测定年代。所以，在考古人员将这种有别于半坡的文化遗存命名为李家村文化之初，还不能向世界考古界宣布该遗址的名字。与此同时，魏京武他们在夏鼐的鼓励下，继续寻找可以佐证李家村遗址独立性的证据。
魏京武在汉江南岸西乡县境内的这种探求寻觅工作，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1982年，魏京武在西乡县城附近发现了一处与李家村遗址文化遗存毫无二致的何家湾遗址后，突然感到20年前对李家村遗址的挖掘清理有可能并不彻底。同年10月，他再次到李家村遗址，在1961年开挖探方附近再次布下7个点向下开挖，很快就有了令人惊喜的发现。魏京武不仅发现了灰坑，还采集到了期待已久的上下两层两个木炭标本。魏京武迅速将这两个标本送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14实验室进行碳14测定。测定结果与20多年前夏鼐先生的判断以及他自己的直觉高度吻合。对两个标本进行碳14测定后得出的测定数据为：上层木炭标本的年代为距今6895年，正负年代差125年；下层标本测定年代为距今6995年，正负年代差115年。这就从科学探测数据上确定了李家村遗址早于半坡遗址，存在年代最早可以上溯到距今7000年左右。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李家村遗址发现了与这些木炭标本处于同一时期、距今7000多年的水稻碳化物。
时隔多年，2006年魏京武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起李家村遗址发掘经历。最让他感慨的是，他和队友们的共同努力，不仅还原了李家村遗址的历史真相，还推翻了安特森“中国彩陶来自西方”的论断。
在最终确认李家村遗址历史年代的补充挖掘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代表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晚期的龙山文化层。专家因此断定，李家村文化是连接黄河和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早期文化的纽带。
2004年盛夏，我第一次到牧马河南岸寻找到淹没在一片青翠的稻田里的李家村遗址石碑时，李家村遗址年代确认工作才刚刚结束，但李家村遗址已是省级文保单位。这一次从骆家坝返回，再一次寻访李家村遗址时，当年发现众多陶器的田地已被划为遗址保护区，2006年其被列为国家级文保单位。
离开龙岗寺和李家村，我追随汉江的脚步继续东进。一会儿清流奔涌、一会儿又在绵延山岭中销声匿迹的江水，也如沿途和我不期而遇的历史遗迹一样。这让我每每面对一座山间古寺、几间斑驳老宅，都试图从这些残梁断柱、荒草瓦砾中辨认并倾听一条古老江流曾经激荡不息的历史回声。因为此前沉迷于秦岭、渭河至今回声荡漾的历史余韵，在刚投入秦岭、巴山之间这条古老江流怀抱之际，我还没有来得及做好与它负载的丰富而古老的历史身心交融的准备，就被龙岗寺和李家村引向一条江流古老而悠久的过去。
在考古人员俯身龙岗寺、李家村、何家湾遗址发掘研究的同时，也有人沿着江水东流的路径，继续寻找这条古老江流在汉江上游陕南大地孕育的远古文明遗迹。这种寻觅的结果是，在汉江蜿蜒东流途中，一种以龙岗寺为起点、以李家村为根据地的文化，似乎一直围绕着汉江干流和支流不断向东拓展，形成一个新石器遗址群密布、文化形态丰富多彩、文化内涵相互关联的新石器文化走廊。根据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博士2003年发表在《经济地理》上的《陕南汉江走廊新石器时期考古聚落研究》一文，仅陕南汉江上游汉中、安康两市紧临汉江干流和支流的台地上，考古人员已发现的新石器时期古群落遗址有30处之多，而且年代从李家村的距今7000多年，到大溪文化时期的距今4000年左右一直绵延不断。这还不包括整个陕南汉江流域和河南、湖北境内汉江中下游数量众多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等。
离开汉中的那天中午，著名作家李汉荣为我饯行时，邀请的汉水文化研究专家、陕西理工大学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梁中效教授告诉我，尽管汉江文化研究在国内一直未得到足够重视，但根据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我们不得不承认，汉江文明是中华文明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梁教授说：“如果从汉中一直走到武汉你就会知道，汉水、淮河一线，不仅是中国南北文化变化的轴心，也是中华远古文明发轫、萌芽的核心地带之一。”
从丹江口继续东行，渐次辽阔的江汉平原替代了群山绵延的峡谷，汉江在这里肆意奔流。在汉江上游的龙岗寺回荡着120多万年前我们先祖打制粗糙原始石器的声音，在李家村人制造出造型和图案日渐丰富的陶器的7000多年前，这里依然湖泊密布、遍地沼泽。然而，由于一条大江的到来，为汉江中下游点燃了文明薪火。
在汉江中下游，我到访的第一个古文化遗址，是位于湖北省天门市石河镇的石家河遗址。
跑完秦岭、走过渭河后，我一直渴望有时间完成一次追随汉江的行走。但汉江流域面积广、流程长，再加上我俗事缠身，很难有集中的时间实现这一计划。2014年《渭河传》完成后，一推再推的汉江之行，成为我心里一块搁不下的石头，我只好分两段时间实现我感觉不能再拖的夙愿。这就有了2014年8月到杭州看女儿返程中，和夫人驾车从武汉逆江而上的第一次汉江之行和同年12月我一个人驾车顺流而下的再度寻访。
由武汉向西进入古云梦泽，辽阔的平原让汉江失去了在上游群山峡谷奔流的气势，可供江水肆意穿行的江汉平原，让原野深处的江流变得轻盈而飘逸。然而，一望无际的原野动辄就将汉江的身影淹没，只有到了邻近城市和村镇的地方，我才能与从原野深处突然蹿出的江流相遇。这样的情形往往是一座桥梁将我引到江岸，江两岸是一望无际的绿色原野，蜿蜒隆起的防洪堤将江水与绿色原野分割开来，江水在横陈江面的桥梁下一转身，就又消失在茫茫旷野之中。尽管多条河流的加入让江水更加浩荡，却由于从鄂西山区进入江汉平原后，深厚的泥土堆积层替代了绵延的石质山体，所以我在天门、潜江一带看到的汉江水，已远不如它的上游清澈。从地图上看，原本一路东行的汉江过了十堰在襄阳掉头南下，其东有大洪山，西有与神农架呈连体状绵延南下的荆山胁迫，汉江在荆门与京山之间经宜城、钟祥、沙洋顺势南下，然后以沙洋为拐角，在潜江和天门之间再度转向东流。所以汉江几乎可以视为天门与潜江的界河，从沙洋转向后，汉江绕天门南境东流。
从潜江到天门、沙洋、钟祥，我行走在古荆州地带。楚国最早的离宫章华台龙湾遗址到石家河遗址公路两旁，河汊交织、湖池相连，一望无际的稻田和棉田让我有一种置身江南水乡的恍惚感。路边不断闪现的熊口农场、后湖农场、蒋湖农场、五三农场一类的路牌提示我，这块楚人最早开发、经营之地，也是“文革”期间全国著名的大型劳改农场——沙洋“五七干校”的核心地带。
1966年5月7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给时任军委副主席林彪的一封信中提出，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五七指示”发表后，全国各地创办以“五七干校”命名的机关农场一时成风。这些农场一般选择在有土地可供开垦、富有开发潜能的地区。1952年已经被开发为湖北省沙洋五三农场的汉江两岸的潜江、天门、京山、钟祥、沙洋一带，成为“五七干校”首选之地，并很快跻身全国著名大型“五七干校”之列，先后有费孝通、乔冠华、章含之、冰心、冯亦代、周韶华等政坛要员、文学巨匠、社会名流，被下放到这里进行劳动改造。
到了石河镇石家河遗址才发现，古人和今人在选择宜居宜业自然环境上，竟惊人地不谋而合。自北向南延伸的大洪山到了京山南部和天门北部，绵延的山岭已经下降为起伏度并不大的丘陵和高岗，丘岗之间是被当地人称为“山冲”的山间平地，纵横天门全境的两条引汉灌渠——天南长渠和天北长渠让这里成为稻谷飘香的良田沃野。
2014年8月我们赶到石家河时，距这座埋藏地下的长江中游、汉江下游迄今发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新石器聚落遗址被发现，已经过去了整整50年。不过，经考古工作者多次挖掘清理，古城遗址还在，石河镇镇南遗址保护区石家河遗址文化墙上的介绍文字和当年出土的造型各异的陶器、玉器、黄金面具图案，以及几十种神秘的陶符、神徽、刻画符号告诉我，6300年前，这里已有人类居住生活，在距今4300年左右进入鼎盛期。专家认为这个聚落的居民，以勤劳勇敢的奋斗精神和变革图强的聪明才智，创造了非常发达的石家河文化。石家河文化以其丰富先进的内涵，成为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石家河遗址及由它命名的石家河文化代表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在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与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石家河遗址文化广场，一位退休老师告诉我，天门市境内现存史前文化遗址远不止石家河遗址一处。石家河遗址附近还有雷八家遗址、徐家场遗址。在石河镇东北的皂市镇，有风城遗址和笑城遗址，仅以石家河为核心8平方公里范围内，就有40多处与之息息相关的遗址群。为探寻汉江中游这些遗址埋藏的历史秘密，从1987年到1991年，北京大学考古系、荆州市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组织人员，对石家河遗址群先后进行了8次发掘。一次又一次的考古发掘，伴随总面积120万平方米、可容纳3万至5万人居住的城址，众多精美的实用石器，以及制作各种生活用器和工艺品的制陶作坊、大量用于祭祀的玉器和祭祀场所的出现，埋藏在汉江中游北岸一处堪与良渚、大汶口、红山、大地湾、陶寺文化媲美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赫然出现在世人面前。
2001年，石家河遗址被评为20世纪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从天门市继续北行，便是地处大洪山南麓的京山。
渐次抬高的地势让这里丘陵、岗地和山冲密布，也让京山成为江汉平原最早开垦出大片良田的地方。尽管自北向南延伸的大洪山将汉江干流逼迫到京山西境的钟祥一带，但京山境内纵横交织的500多条大小河流和相对高隆的地势，让这里山水互映。与石家河遗址一脉相承的屈家岭遗址，就在五三农场场部所在的屈家岭。
从遗址规模、文化形态和出土文物的丰富性、多样性上，屈家岭遗址都不可与汉江上游的龙岗寺、李家村和相邻的石家河遗址同日而语，但从屈家岭出土的色彩鲜艳的彩陶和造型各异的玉器上，我还是能感受到屈家岭与石家河一脉相承的文化气息。我看到的这座新石器时期村落遗址，现在只有一方立在稻田中央的石碑供人触摸、遐想。考古界是这样认定屈家岭遗址的考古价值的：“屈家岭文化是分布于中国长江中游地区的江汉平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最早在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发掘而得名。该文化影响范围较广，东到湖北东部的黄冈、鄂城，西至三峡地区，北到河南南阳，南至洞庭湖滨，西北延伸至陕西南部的丹江流域。距今约5000年。”具体到我曾经徘徊、畅想过的五三农场场部一带的屈家岭遗址来说，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汉江文化和大溪文化的交合点。因为从他们制作的尚显粗糙简陋，却不同于来自巴蜀地区的大溪文化和我们熟悉的汉江上游的仰韶文化的生产、生活及祭祀用品里，我能够感受到一条江流蜿蜒悠长的流淌，让一种全新的文化在它的怀抱里萌芽、生长。
在屈家岭，我没有看到当年考古发掘的任何资料，但从后来找到的相关资料里看到，屈家岭挖掘出的造型奇异的陶器、玉器，尤其是一头肥硕可爱的陶质小猪时，我能想象到一种充满智慧的生活，曾经为我们先祖带来的安适与快乐。
伴随滚滚江流一路东进，生活在汉江两岸的我们的先祖，在从120多万年前的龙岗寺到屈家岭、石家河的漫漫长途中，到底经历了哪些艰辛与磨难，创造了多少至今尚不为我们所知的历史与文化，恐怕永远都是一个谜。
不过，据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汉水文化史》统计，在汉江干流流经的陕西、湖北、河南三省，已经发现的古文化遗址达232处，其中旧石器文化遗址109处、新石器文化遗址123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