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铸英才
清华大学铸英才
在杨季康的心目中，清华是久存于心的圣地，那里有适合她读的专业，可以满足她对文学的向往与追求。虽然在四年前她与清华无缘，但没有放弃的信念终于让她走进清华。
杨季康为什么独独钟情于清华大学呢？这不仅仅是清华历史悠久的原因，还源于一段跌宕起伏的故事：
爱德蒙·詹姆士是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他于1906年初给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送了一份备忘录，主要内容是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
这一年的3月6日，罗斯福总统在白宫会见了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明恩溥建议将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用来建设中国的学校，吸引中国青年到美国留学。次年明恩溥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中指出：应该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
1911年初，专门用来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清政府灭亡之后，庚子赔款继续用于选拔留学生，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
清华学校在1925年设立了大学部；1928年正式改为国立大学；1929年成立清华研究院。清华研究院的外国语文学系任课老师，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有王文显、吴宓、朱传霖、陈福田、黄中定、黄学勤、张杰民、楼光来、温德、吴可读、施美士、毕莲、翟孟生、谭唐、谭唐夫人等。
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的学生，可谓是人才济济，不少人走上了话剧表演和剧本创作的道路，像人们熟知的李健吾、曹禺等。
优秀的老师更有概率培养出优秀的学生，对于杨季康来说，当时把她领进剧本创作，并影响深远的是著名的戏剧家——王文显先生。正所谓先生领进门，修行靠个人。
王文显先生从小由英国人抚养长大，获伦敦大学学士学位，先后担任伦敦《中国报》编辑、中国驻欧洲财政委员、英国报界公会会员职务。后来回国就职于清华大学留美预备部，兼任代理校长和副校长。清华改为大学后，任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他开设的课程有《近代戏剧》《戏剧概要》《戏剧专题研究》《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研读》《外国戏剧》等。
听过王文显先生课的校友评价：“他的英文讲得太好了，不但纯熟流利，而且出言文雅，音色也好……听他叙述英国威尔逊教授如何考证莎士比亚的版本，头头是道，乃深知其于英国文学的知识之渊博。”
杨季康最初一点不知道西洋戏剧为何物，听过王文显先生的课后，开始由陌生到熟悉再到喜爱，逐步走上戏剧创作之路。可以说，杨季康的成长与王文显先生的授课有直接的关系。
在杨季康创作的道路上，还有一盏明灯指引着她往前走，那就是吴宓先生。吴宓师从白璧德，清华毕业，留学到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深造，又转入哈佛大学文学系，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吴宓任南京东南大学外文系教授、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他教授的课程主要是《翻译术》，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提高学生的翻译水平，实现了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正是这一系统的教学，为杨季康的文学翻译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当杨季康考入清华研究院时，钱钟书从清华毕业了。不过二人经常有书信往来。钱钟书遇到问题总会借杨季康之手向吴宓先生请教。杨季康听吴先生课时，帮钱钟书递个纸条子或者转交一封信件，有时也去吴先生居住的西客厅递信。
杨季康在回忆录中记述：“有一次我到西客厅，看见吴先生的书房门开着，他正低头来回踱步。我在门外等了一会儿，他也不觉得。我轻轻地敲敲门。他猛抬头，怔一怔，两食指抵住两太阳穴对我说：‘对不起，我这时候脑袋里全是古人的名字。’这就是说，他叫不出我的名字了。他当然认识我。我递上条子略谈钟书近况，忙就走了。”
杨季康对吴先生的感情是复杂的，崇敬的同时觉得他是“一位最可欺的老师”“老实得可怜”，虽然有同学说他“傻得可爱”。
杨季康说她有这样的想法，皆因：
当时吴先生刚出版了他的《诗集》，同班同学借口研究典故，追问每一首诗的故事。有的他乐意说，有的不愿说。可是他像个不设防的城市，一攻就倒，问什么，说什么，连他意中人的小名儿都说出来。吴宓先生有个滑稽的表情，他自觉失言就像顽童自知干了坏事那样，惶恐地伸伸舌头。
他意中人的小名并不雅驯，她本人一定是不愿意别人知道的。吴先生说了出来，立即惶恐地伸伸舌头。我代吴先生不安，也代同班同学感到惭愧。作弄一个痴情的老实人是不应该的，尤其他是一位可敬的老师。他老是受利用、被剥削上当受骗。
吴先生又不是糊涂人，当然能看到世道人心和他的理想并不一致。可是他只感慨而已，还是坚持自己一贯的为人。
可能是吴先生在外国留学的缘故，不是说有学问的人都是绅士吗，他只是不愿意计较而已，并非无知无觉。毕竟视而不见才能互不相干。其实，杨季康对吴先生的担心是多余的，那么多名师云集清华，有点瑕疵也是正常的，毕竟千人千面，不能一概而论。
杨季康还是喜欢到图书馆读书，尤其是清华大学的图书馆。那里收藏的图书不计其数，只能用海量来形容。杨季康为表达对图书馆的钟爱，特意写了《我爱清华图书馆》，字里行间无不透着由衷的赞美。
早在杨季康借读清华大学，跟随蒋恩钿参观图书馆时，她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地方。几十年过去了，当初蒋恩钿谈起图书馆那骄傲的神情和语气仍历历在目。蒋恩钿是这样介绍的：“墙是大理石的！地是软木的！楼上书库的地是厚玻璃！透亮！望得见楼下的光！”
进入图书馆后，杨季康跟随蒋恩钿进行了感官体验。“地，是木头铺的，没有漆，因为是软木吧？我真想摸摸软木有多软，可是怕人笑话：耐下心伺得机会，乘人不见，蹲下去摸摸地板，轻轻用指甲掐掐，原来是掐不动的木头，不是做瓶塞的软木。据说用软木铺地，人来人往没有脚步声。我跟她上楼，楼梯是什么样儿我全忘了，只记得我上楼只敢轻轻走，因为走在玻璃上。后来一想，一排排的书架子该多沉呀，我蹾脚走也无妨。”
这样人性化设计的图书馆，哪个学子不渴望进去，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一圈又一圈呢。
提到清华大学的厕所，杨季康也眉飞色舞，“厕所是不登大雅的，可是清华图书馆有关的女厕所不同一般。我们走进一间屋子，四壁是大理石，隔出两个小间的矮墙是整块的大理石，洗手池前壁上，横悬一面椭圆形的大镜子，镶着一圈精致而简单的边，忘了什么颜色、什么质料，镜子里可照见全身。室内洁净明亮，无垢无尘无臭，高贵朴质，不显豪华，称得上一个雅字。不过那是将近七十年前的事了”。七十年前的清华卫生间已经雅到让90多岁的杨季康念念不忘，除了高贵质朴，更多的还有不能忽视的文化氛围。
1933年，杨季康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后，和图书馆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她回忆起与图书馆有关的点点滴滴，仿佛带着漫长岁月久别重逢的感觉：“我做研究生时，一人住一间房，读书何必到阅览室去呢？想一想，记起来了。清华的阅览室四壁都是工具书：各国的大字典、辞典、人物志、地方志等，要什么有什么，可以自由翻阅；如要解决什么问题，查看什么典故，非常方便。这也可见当时的学风好，很名贵的工具书任人翻看，并没人私下带走。”
杨季康对于读书体会很多：“我曾把读书比作‘串门儿’，借书看，只是要求到某某家去‘串门儿’，而站在图书馆书库的书架前任意翻阅，就好比家家户户都可任意出入，这是唯有身经者才知道的乐趣。我敢肯定，钱钟书最爱的也是清华图书馆。”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爱好读书的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总会找到书的海洋，从墨香之中找到知己。这种感觉不需说给外人听，只需在静静的时光中随心翻阅、品读，让身心穿梭于时空之中，享受那份外人不能体会的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