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堂吉诃德》
寻找《堂吉诃德》
社科院的同事刘士杰在钱钟书去世后，专门写了悼念钱钟书的文章，记叙了他们被“抄家”的经过：
现在回想起来，我所做的唯一对不起钱先生的事，就是参与了对他的抄家。不过，必须说明的是，那次抄家与别的抄家应该有所区别，这倒不是我有意为自己开脱罪责。别人抄家每至一家，打上门去，玉石俱焚，扫荡一切，具有极大的破坏性。而我们那次抄家则是略看一看就完事，应付差事而已。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记得那一天，我跟着几位同事来到干面胡同钱先生的家，钱先生和杨先生诚惶诚恐地迎接我们。走进客厅，我看见一架钢琴，那是钱先生的女儿钱瑗经常弹奏的钢琴。我不禁脱口而出，说了一句：“钢琴！”还上前抚摸了一会儿。多年以后，钱先生还记得这句话和当时我那副幼稚的表情。其实，那次与其说是抄家，不如说是参观他家。我和我的同事好奇地、蛮有兴趣地观察这位大学问家屋内朴素而高雅的陈设。除了钢琴外，还有两样东西引起我的兴趣：一是狐狸皮，二是皮鞋。当我们拉开一个柜子的抽屉时，大家惊呆了，抽屉里蜷缩着几只狐狸！仔细一看，原来是狐狸皮。那是冬天女人用来围脖子的。我拿起一只狐狸皮围在自己的脖子上，果然又柔软又暖和。拉开下一个抽屉，则满是琳琅满目的皮鞋。这些狐狸皮和皮鞋都是杨绛先生从国外带回来的。很快，“抄家”完了，当然什么也没有抄到。钱先生的家依然井然有序，根本不像当时大多数被抄家的那样翻箱倒柜，杂乱无章。尽管如此，我至今仍感歉疚不安，觉得对不起钱先生。
那次“抄家”很文雅，没有给钱家带来任何损失，但毕竟是对一位公民，特别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的人权的粗暴侵犯。多少年后，我曾当面向钱先生表示我的忏悔和歉意。钱先生说，对于伤害他的人，特别是年轻人，他都不会记仇的。
刘士杰的悼念文章记述的是一段真实的历史，不管是谁都会感恩他们的“温柔抄家”。这样的一群年轻人懂爱、懂艺术、懂欣赏也懂得保护！在严酷的条件下，还是有许多人无私地帮助了杨绛夫妇。
陶铸当时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宣部部长，他协同陈伯达、关锋、戚本禹等人到学部保护了杨绛等一批老知识分子，1967年夏天，杨绛得到自由。
杨绛作完检讨后以为已经解放了，群众提些意见就能通过了。可是群众却质问“四个大妖精”的罪行。
杨绛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弄不清楚从哪里跳出来“四个大妖精”。一个人把杨绛的笔记本打开，叫她自己看。杨绛从第一行看起，原来是把“四个大跃进”写成了“大妖精”。笔记本上写了四次“四个大跃进”，第二次写成了“四个大妖精”。杨绛想想可能是因为天天开会，精神不济，不小心将“大跃进”写成了“大妖精”。这样的不严谨，眼睛雪亮的群众是不能放任不管的。
证据确凿，杨绛百口难辩，有人说她下意识蔑视做报告的首长，把“潜意识论”也搬来应用在这上面。如果“无限上纲”或者稍为往上提提，说她蔑视的是“大跃进”而不是领导，那就完了。那天开会做报告的首长恰好是杨绛所敬佩和爱戴的，无论如何都没有蔑视的缘由。强加给杨绛的“下意识”，她一口否认，坦诚交代自己是精神不济写错了。
杨绛只好再一次认真写检讨。一人先过目杨绛的检讨书，看完他说：“你应该知道，你笔记上写这种话的严重性。”
杨绛抗议道：“那是我的私人笔记。假如上面有反动标语，张贴有罪。”
此人不予理会，让杨绛继续写检讨。杨绛觉得刚写的检讨挺好，不肯重做检讨，回家了。
杨绛事后说：“不过我这件不可饶恕的罪行，并没有不了了之。后来我又为这事两次受到严厉的批评。假如要追究的话，至今还是个未了的案件。”
晚年的杨绛忘不了“四个大妖精”，她说起与《堂吉诃德》的渊源关系：
我说四个妖精都由堂吉诃德招来，并不是胡赖，而是事实。我是个死心眼儿，每次订了工作计划就一定要求落实。我订计划的时候，精打细算，自以为很“留有余地”。我一星期只算五天，一月只算四星期，一年只算十个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二百个工作日，我觉得太少了，还不到一年三分之二。可是，一年要求二百个工作日，真是难之又难，简直办不到。因为面对书本，埋头工作，就导致不问政治，脱离实际。即使没有“运动”的时候，也有无数的学习会、讨论会、报告会，等等，占去不少时日，或把可工作的日子割裂得零零碎碎。如有什么较大的运动，工作往往全部停顿。我们哪一年没有或大或小的“运动”呢？
政治学习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也知道应该认真学习，积极发言。可是我认为学习和开会耗费时间太多，耽误了业务工作。
学习会上我听到长篇精彩的“发言”，心里敬佩，却学不来，也不努力学。我只求“以勤补拙，拙于言辞”，就勤以工作吧。翻译工作又是没有弹性的，好比小工铺路，一小时铺多少平方米，欠一小时就欠多少平方米，除非胡乱塞责，那是另一回事。我如果精神好，我就超额多干；如果工作顺利，就是说，原文不太艰难，我也超额多干。超额的成果我留作“私蓄”，有亏欠可以弥补。攒些“私蓄”很吃力，四五天攒下的，开一个无聊的会就耗尽了。所以我老是早作晚息攒“私蓄”，要求工作能按计划完成。就是在运动高潮，工作停顿的时候，我也偷工夫一点一滴地攒。《堂吉诃德》的译稿，大部分由涓涓滴滴积聚而成。我深悔一心为堂吉诃德攒“私蓄”却没为自己积储些多余的精力，每夜躺着想这想那，却懵懵懂懂，一点没想到有妖精钻入笔记。我把这点疏失归罪于堂吉诃德，我想他老先生也不会嗔怪的。
如果堂吉诃德在世，一定会对杨绛感激涕零，何怪之有？爱还来不及呢！
杨绛想试探自己的身份，恰巧发放《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像章，她也得了一份。根据这两样礼物，她认为自己已经进入群众之列了。
杨绛一直惦记《堂吉诃德》的翻译稿。她想尽各种办法，想把“被关押”的“堂吉诃德”救出来。她找到没收稿子的人，让他暂时把稿子发给她，她按照稿子检查自己的思想。那人不驳斥她，只说：“没收的稿子太多，你的那一份找不到了。”
杨绛的工作是打扫女厕所，别人还没扫完院子，她就把厕所打扫干净了。
从《堂吉诃德》“被俘”后，她觉得傻坐在办公室不安全，自愿到别的办公室打扫卫生，扫窗台、擦玻璃，消磨时光。她还想趁这样的机会找寻“堂吉诃德”的踪迹。任她千呼百唤，这位英雄如游入大海的鱼，再无足迹可觅，任她找遍每一间可能存放《堂吉诃德》的屋子，也没见到“他”的影子。
这种焦灼的思念谁懂？你吗？我吗？不，只有她和“他”懂！她想早日解救“他”，“他”想早日面世，让中国人见识“他”的侠士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