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仨团聚了
他们仨团聚了
钱瑗在北京女12中55届毕业生名录中，这样做自我介绍的：“1959年毕业，一直在北京师大外语系工作，‘文革’前教俄语，现在教英语，并负责一个以英语教学为专业方向的硕士生培养项目。每学期上两三门专业课，备课虽吃力，但能不断学习新东西，真是惟学半。”
钱瑗是这届同学中第一个被提升为教授和博导的，在留言中她谦虚地称自己是“惟学半”。她的专业是俄语，在教学时教英语，她总觉得没有教所学专业，教起学生来总是比别人努力，她忘记了自己有扎实的英语基础，在学俄语的时候一直在努力学习英语。
钱瑗和父母一样，把名利看得很淡，她更注重肩上的责任，不愿意辜负任何一位学生。钱瑗做博导时，正是师资资源紧缺时，国家培养的人才远远不够用，她除了研究生的课，还开了本科生的课，这样就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钱瑗住在城里，到学校路途不方便，她的课程安排得比较集中，每周有两天上午要一连上四节课，四节课连轴转是十分消耗体力和脑力的。钱瑗始终保持战备状态，精神高度集中、亢奋，加之经验少，还有无法抑制的紧张。
那时的北京到了交通高峰也经常堵车，每每遇到堵车钱瑗总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路上都焦虑不安。堵车次数多了，为了不误课程，她只有提前出发赶往学校。有一次，她加班到很晚，第二天早上醒来时间晚了，她匆匆梳洗，连走带跑好不容易赶到车站，班车终于来了，钱瑗和大伙一起挤上车。一路颠簸，终于到了学校，钱瑗这才放松了紧绷的神经。她愉快地下车，往教学楼一路小跑，上台阶时，无意中发现一黑一白伴随着她，天哪，她竟然穿了两只不同颜色的皮鞋出门！这可如何是好？幸亏一位住校的老师路过，赶紧回家把夫人的鞋拿来救急……
穿错鞋足以说明钱瑗为了教学，害怕迟到的紧张程度，她像一架上紧发条的机器不能停歇。她对同窗说：“心力交瘁。我是在虎背上……”
北京师范大学在1960年春末夏初举办教改展览。当时，青年教师筹办了这次展览。据钱瑗的同窗、同样留校任教的章廷桦回忆：
我和钱瑗是从外语系抽调的，我搞编辑，她搞美术。搞美术的在59届同学中有号称“妖魔鬼怪”的四员大将：历史系的王德一，人们把一念作Yao（妖），这便是妖的由来；物理系一位会变魔术，魔的头衔当之无愧；生物系一位早有小鬼的外号，他当然是鬼无疑了；而钱瑗是四人中唯一的女性，没有绰号，不过既然排行老四，那只好把怪字认下来。妖和怪经过多年的交往、恋爱终成眷属，人们戏称“妖怪联姻”，他们的婚姻很美满。杨绛女士在《干校六记》中曾提到女婿王德一。1969年11月，送钱老上车时，王德一见有人行李太多，便上前相助，文章写了钱杨二老的心情：“默存和我看他热心为旁人效力，不禁赞许新社会的好风尚，同时又互相安慰说：得一（这是钱钟书先生赠女婿的号，杨先生文章里总用得一。）和善忠厚，阿圆和他在一起，我们可以放心。”
通过章廷桦的披露，让外界知道了王德一和钱瑗一妖一怪结合的过程和钱瑗父母对女婿的态度——是可以放心的女婿。钱瑗挑选的人足以慰父母心。
钱瑗的学生回忆王德一时说：王德一任历史系教师，被怀疑是“五一六”分子被隔离审查，自尽于宿舍楼。王德一去世后，宿舍楼拉起了写有“某某某自绝于人民”的条幅，某某的名字打上了叉。此时的钱瑗把悲痛留在心里，表面上说话依然柔婉、斯文如昔，谁能想到她独处时，泪流满面无人擦、心碎无人听的悲哀呢？当暴风骤雨无法躲避时，她只有默默承受，在狂风巨浪中屹立不倒。
钱瑗和一位学生站在饭桌边吃饭闲聊，因为翻译小说提到了傅雷，钱瑗说傅雷是她的世叔伯，说世叔伯翻译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还没看过。在“文革”前这部长篇小说也被视为宣扬“个人英雄主义”而受到限制，图书馆不出借，上不了中文系的课堂，甚至是无处可寻。聊完天，学生将手里的那套《约翰·克利斯朵夫》借给她看了。
这位学生获准移居香港后的一天，吃午饭时碰到钱瑗特意走过去道别，钱瑗笑着说起父亲的糗事：“爸爸在很多年前在香港投宿客栈，推门进去，管房的说没房间，爸爸争辩道：‘门口明明写有房间嘛！’那管房领他去看，指着那牌子大声说：‘硑房间！’原来，爸爸也被广东字‘硑’难倒，看成‘有了’！”
钱瑗和母亲一样乐于助人。当她无意间发现外语系资料室的翁某经常旁听大学课程，勤奋好学时，便主动承担了辅导他读书的责任，还义务帮他批改作业。这样帮助他好几年，直到他考上民族大学的研究生为止。
1972年，杨绛夫妇受到周总理的特别关照，返回北京，无处可去，只有住在钱瑗的大学寝室。这间朝北、凉飕飕的房子让他们仨觉得温暖，冷冷的空气吹不凉滚烫的心，那是经过无数次离别的又一次重逢。
钱瑗太忙，屋里到处是灰尘，乱七八糟的东西随处堆积。阿瑗的床是上下铺，别人不来和她同住，她也懒得打扫，心灵堆积了很多阴霾，房间里的灰尘谁还在意呢？好在一切的阴霾都会消散，晴空万里的日子总会来的。
冬天太冷了，钱瑗的同事给他们借了一套房子，钱钟书跟着去打扫卫生，打开衣柜时，那些堆积了很久的灰尘呛到了他，引发了哮喘病。这是他的老毛病了，严重时，他只能靠在床上喘息，如果下地走动，根本不能正常休息。杨绛每次听钱钟书急促低沉的呼吸声，戏称作“呼啸山庄”。
后来，他们离开居住了两年的小黄楼，搬进了学部七号楼西侧尽头的办公室。在这里取暖靠烧煤，有一次，他们的烟囱出气口堵住了，差一点儿中煤毒气。当时杨绛失眠，吃了安眠药才睡着，睡梦中隐约闻到一些气味，她没有醒来，迷迷糊糊中又听到巨大的响声。醒过来的她发现钱钟书摔倒在地上，她快速打开窗户，将钱钟书搀扶到屋外呼吸新鲜空气。原来钱钟书闻到了煤气味，起床开窗通风，站起来后吸入了煤气，晕了摔倒在地上，脑门磕到暖气上，留下一条伤疤。
两个人捂着棉衣，开着窗户坐到天亮。
第二天一早，钱钟书端着早饭笑眯眯地送到杨绛面前，还有杨绛最爱的猪油年糕。吃到一半的时候，杨绛才想起来钱钟书不会划火柴，谁给他点的火呢？
钱钟书得意地说：“我会划火柴了！”
自从钱钟书在英国第一次为杨绛准备早餐后，一做就是几十年，这份爱这份情都裹在浓浓的早餐里，不管条件如何变换，爱她的心永远不变。
在苦难的岁月中，他们隐忍，为了文学、为了教书育人，不怕委屈。好在不管如何分离，三人终于又聚在一起互相温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