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面世了
《堂吉诃德》面世了
一转眼一年过去了。过完年，杨绛和同事奉命打扫后楼的储藏室。从凌乱的废纸堆里，她发现了《堂吉诃德》的译稿。她终于找到了“他”，抱起失而复得的“他”放在凳子上，她快乐地告诉别人：“我的稿子在这里呢！”
杨绛想，这次无论如何得把稿子带走，哪怕是偷。她已经谋划好了，下楼没人看守，出门是楼梯，抱着大纸包只要不鬼鬼祟祟，只要大模大样下楼就不像做贼。楼下的女厕所不属于她打扫，也可以把稿子放在那里，找机会抱回家。想得虽好，实现起来必有重重险阻，她想走一步是一步，不愿意放弃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监视他们干活的是老干部，机警的杨绛趁他转身，抢到稿子就走，可还没出门就有一人忽然指着她大喝一声：“杨季康，你要干什么？”
监视的老干部诧异地看着杨绛。杨绛生气地说：“这是我的稿子！”
老干部明白了杨绛的用意，他没有责怪她，只是对她说：“是你的稿子。可是现在你不能拿走，将来到了时候，会还给你。”
杨绛说：“扔在废纸堆里就丢了。我没留底稿，丢了就没了！”
老干部只好与看管者协商，看管者最后答应好好保管，杨绛只要不拿走，放在哪里都行。杨绛妥协了，她不想为难善解人意的老干部。她觉得书稿应该放在柜子里，放进去后才发现占据了太大的位置，如果有人需要那个地方，把稿子扔出来就麻烦了。她看了看，只有书柜顶上安全些，她把稿子取出，小心地放在书柜顶上。
放好后，她叹了口气，狠狠心肠走了。毕竟，还是见到“他”了，虽然仍然“被关押”，毕竟得到了承诺，虽然那承诺是如此的无力。
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学部以后，杨绛重新回到群众之中，和他们一起学习。
回到群众中的杨绛一心想要回译稿，她知道自己说话不管用，特意请学习小组的组长向工人师傅要求发还她的译稿，学习组长说：“那是你的事，你自己去问。”杨绛又去找人，可没人管这件事，大家都互相推诿，杨绛也无可奈何。
在杨绛即将下放干校的前夕，原先的组秘书回来当了学习组长。杨绛看到组秘书回来很激动，她知道组秘书是好人，会帮助自己的。杨绛在晚上学习的时候，递了一个条子给组秘书。第二天早上，组秘书找到杨绛问明情况后，立即把书稿找来交给了杨绛。杨绛无法抑制激动的心情，她终于把“他”抱在怀里，赶紧回家去。她对组秘书心怀感激：“落难的堂吉诃德居然碰到这样一位扶危济困的骑士！我的感激，远远超过了我对许多人、许多事的恼怒和失望。”
感谢这位组秘书，虽然你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世人面前，你伟岸的身躯、宽广的胸怀，以及对译稿的尊重，是我们永远的精神坐标！在人人自危的年代，你守住了自己的底线，让文化之河源源不断地流淌……
杨绛和两位同事被安顿在楼上东侧的大屋里。两个朝西的大窗挂着芦苇帘子。窗帘经过夏季的暴晒早已破败不堪。他们准备摘下帘子让屋子敞亮些。
这时杨绛发现一个问题，急忙说：“别撤帘子！你们看，如果他们进我们屋来，得经过那两个朝西的大窗。隔着帘子，他们看不见里面，我们却看得见外面。我们可以早做准备。”
大家做了实验，果然如此，于是大家放弃了撤下帘子的想法，让它们继续挂着。
那间屋子里装了一只大火炉，没有煤取暖，他们只好去拾木柴、拣树枝。文学所里的木工老李和杨绛较熟，杨绛去他那借了一把锯子，大家轮番锯木头取暖。有时大家后悔当初不该学文科，应该选理科。杨绛当时不敢说什么，事后才感叹：“我们既是文人，又是同行，居然能融洽相处，共有帘子的庇护和炉子的温暖，实在是难而又难的难友啊！”
1976年10月，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人们终于拨云见日，改革开放的春天、科学的春天、知识的春天、艺术的春天终于迈着轻盈的步伐姗姗而来！
1977年上半年，杨绛和钱钟书结束了“流亡”生涯，迁居到三里河南沙沟的国务院宽敞而明亮的新居。这是钱钟书的老同学胡乔木关照的。杨绛记得：“一月的时候，有个办事人员交给我一串钥匙，叫我去看房子，还备有汽车，让女儿陪我一起去，并对我说：如有人问，你就说因为你住办公室。”
他们是在2月4日立春那天搬的家。
杨绛从“五七干校”回来后，已经不满意原先翻译的《堂吉诃德》译稿，她开始从头译起，提高了“翻译度”，最后经过“点繁”，点去了几万字。“文革”结束后，她抓住一切机会一切时间翻译稿件，七十多万字的小说终于译竣。
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汉译本《堂吉诃德》。
它是当时我国唯一一部西班牙语文学翻译译本，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对于《堂吉诃德》的面世，西班牙方面立即给予高度评价，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亲自向杨绛颁奖。这是我国文学翻译界少有的殊荣，译者当之无愧。
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读起来幽默风趣，人物活灵活现，语言流利酣畅。杨绛说：“我翻译的时候，很少逐字逐句地翻，一般都要将几个甚至整段文句拆散，然后根据原文的精神，按照汉语的习惯重新加以组织。我翻译很慢，平均每天也不过五百字左右。我是个死心眼儿，每次订了工作计划就一定要求落实。我订计划的时候精打细算，自以为很留有余地。”这和种庄稼一样，“字字皆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