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的前世今生
《堂吉诃德》的前世今生
通过翻译《堂吉诃德》，杨绛积累了很多经验，她谦虚地说：
我翻译的一字一句，往往左改右改、七改八改，总觉得难臻完善，因此累积了一些失败的经验。成功的经验固然难能可贵，失败的经验或许更有实用。在同一篇文章里，西文冗长，且多复句，一个句子可以包含主句、分句、形容词组、副词组，等等。按汉文语法，一个句子里容纳不下许多分句和词组。如果必定按原著一句还它一句，就达不到原文的意义，所以断句是免不了的。可是如果断句不当，或断成的一句句排列次序不当，译文还是达不到原文的意义。怎样断句？……原则是突出主句，并衬托出各部门之间的从属关系。主句没有固定的位置，可在前，可在后，可在中间，甚至也可切断。从属的各分句、各词组都要安放在合适的位置，使这一词组重新组合的断句，读起来和原文的那一句是同一个意思，也是同样的说法。在组合这些断句的工序里，不能有所遗漏，也不能增添。
杨绛的翻译过程曲折而艰辛，如果经受不住打压而放弃自我，放弃不懈的努力也得不到最后的成功。坚持，不管黎明前有多灰暗，唯有坚持，才有机会看到曙光从东方冉冉升起！
杨绛前后用了20多年翻译《堂吉诃德》，这期间历经绝望又被希望点燃，《堂吉诃德》终于与国人见面。
杨绛翻译《堂吉诃德》是接受了当时“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委会林默涵先生分派的任务。他看过杨绛翻译的《吉尔·布拉斯》，给予高度评价。当时林默涵编撰“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其中西方文学界的经典名著《堂吉诃德》也被列入。林默涵先生将《堂吉诃德》的翻译工作交给杨绛，没想到杨绛没有辜负他的重托，历经那么多的惊险与坎坷，历时那么久，终于胜利完成了任务，结局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完美。
杨绛接到任务后开始找译本，由于编委会没有规定使用哪个翻译版本，杨绛也不确定使用哪一种，经过对许多版本的比较，最后选定了以西班牙原版为基础，又选了权威的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马林编著的版本作为参考。选好书之后，杨绛还不会西班牙语。杨绛于1959年开始自学西班牙文，他们留学英法时，对外文很熟悉，积累了丰富的学习外文的经验。她自信西班牙文难不倒她，结果，她真的很快学会了这门外语。
《堂吉诃德》与钱钟书的《管锥编》校对手稿同时完成。钱钟书要求和杨绛换题签。
杨绛打趣地说：“我的字那么糟，你不怕吃亏吗？”
钱钟书说：“留个纪念，好玩儿。”
就算她的字真糟糕，又有什么关系呢？她用20年时间翻译出这部巨著，这份情这份执着都值得他为她题字！这是敬重也是爱的体现，更是珍贵的留念。你的劳作我都看在眼里，你的辛苦都在我心里；我的成绩是你的，你的成绩还是你的；你劳作的时候，我也在劳作，我们同时定稿就是最好的纪念。这对文化匠人心有灵犀。
在西方文学创作里，《堂吉诃德》是举世闻名的杰作，与《哈姆雷特》《浮士德》并称杰出的典型。杨绛接受这部著作的翻译工作，也是因为十分喜欢这部作品。译本第一版在1978年问世，后来又多次重版，每次杨绛都要重新校订，使译本日臻完善。教育部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堂吉诃德》列入《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指定书目、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在2004年推出八卷本的《杨绛文集》收录了《堂吉诃德》一书。
杨绛围绕《堂吉诃德》撰写了九篇论文，它们分别是：《堂吉诃德和〈堂吉诃德〉》《塞万提斯小传》《再谈〈堂吉诃德〉》《〈堂吉诃德〉译余琐掇》《〈堂吉诃德〉校订本译者前言》《孝顺的厨子——〈堂吉诃德〉台湾版译者前言》《天上一日，人间一年——在塞万提斯纪念会上的发言》《塞万提斯的戏言，为塞万提斯铜像揭幕而作》《〈堂吉诃德〉校订本三版前言》等。
这些文章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都是杨绛在翻译过程中根据有关史实考订，围绕作品的时代背景、艺术特色、思想内容、作者介绍展开编撰的所思所得。在文章中杨绛说了翻译的甘苦：
翻译是一项苦差事，我曾比之于“一仆二主”。译者同时得伺候两个主人：一个主子是原文作品。原文的一句句、一字字都要求依顺，不容违拗，也不得敷衍了事；另一个主子是本国译本的读者。他们要求看到原作的本来面貌，却又得依顺他们的语文习惯。我作为译者，对“译主子”尽责，只是为了对本国读者尽忠。我对自己译本的读者，恰如俗语地称“孝顺的厨子”，主人越吃得多，或者吃的主人越多，我就越发称心惬意，觉得苦差没有白当，辛苦一场也是值得的。
1982年，杨绛被推举为中国翻译家协会理事。这是对她在外国文学翻译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给予的最高荣誉，完全是实至名归。
以前舆论极少关注文学翻译，《堂吉诃德》出版后，国内的评论家通过报纸，围绕一句西班牙成语的翻译展开了交锋，发表了不同的观点，引起了重大的影响。
林一安先生于2003年8月6日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了评论《莫把错译当经典》，批评杨绛在《堂吉诃德》中把西班牙成语译为“胸上长毛”是“望文生义的败笔”，认为这个译本还需要“补苴罅漏”。紧接着，北京、上海的报刊连续刊发了三篇批评林一安观点的文章。这些作者赞同译者的观点，文章指出：根据词典释义，这句成语的原意本指“不畏危险和艰难的人”；但书中这句话，是桑丘形容堂吉诃德的意中人时所讲的。
目前书店销售的《堂吉诃德》共有五种译本，杨绛、屠孟超和孙家孟译为“胸上长毛”；董燕生译为“有股丈夫气”；张广森译为“有股子男子气概”。对于这个成语，有人理解成这个女人像男子一样勇敢；还有人认为：这个女人比男人还更有力，光说勇敢概括不了，说这话时还得带某种揶揄的语气，用“胸口长毛”为最妙。
评论家表面上争论的是“胸上长毛”是妙笔还是败笔，实际上涉及的是如何协调词典的义项与文化解读之间的不同诠释、评判文学翻译优劣的标准、如何看待名家译作中可能存在的“误译”等问题。
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陈众议认为：以“胸上长毛”在此处形容勇力过人的女人，这是杨绛先生“原汁原味地移植了桑丘对堂吉诃德意中人的不屑”，可谓一个妙笔。
杨绛解释为：“‘胸上长毛’，是男子汉的具体形象，成语，指的是男子汉的气概，是男子汉的抽象概念，按字面直译不失原意，而在桑丘嘴里，会显得更现成，更自然，也更合适。”
《堂吉诃德》出版之后，西班牙政府很重视，驻华大使连续三次邀请杨绛出访西班牙。第三次杨绛才答应下来，杨绛懂得中国那句古话：事不过三，再也无法推辞。
中国社科院代表团带领杨绛出访西班牙，杨绛也想趁这次机会把翻译中遇到的问题一一解决。
塞万提斯逝世三百六十六周年的纪念会，杨绛在会上发言：
“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天上一日，地上一年。’就是说，天上的日子愉快，一眨眼就是一天，而人世艰苦，日子不那么好过。我们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或三百六十六天。塞万提斯离开我们人世，已三百六十六年，可是他在天上只过了三百六十六天，恰好整整一年。今天可以算是他逝世‘一周年’。我们今年今日纪念他，最恰当不过。”
沉闷的会场上，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来宾听到这真挚幽默的话语，忍不住为杨绛喝彩。
杨绛也许是唯一一位因为翻译著作被国王颁奖，又被再三邀请到西班牙的人吧！这是她的荣耀，也是翻译界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