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三斗米折腰

为三斗米折腰

杨季康代课的是半日制小学，她去代课的时候，日军还没有管辖这座学校。学校每天下午上课，课程很多，杨季康为了生活没有选择的余地。学校每个月给老师发三斗米代替工资，学校发的米要比当局配给的米好很多，当局分配的米里面混合了些细沙不好收拾。杨季康为了糊口“乐此不疲”，宁愿为三斗米折腰。在《我们仨》中，杨季康记述：“……校址离家很远，我饭后赶去上课，困得在公交车上直打盹儿。我业余编写剧本。《称心如意》上演时，我还在做小学教师呢。”

杨季康上课之余没有放弃自我提升，她还在努力，为嘴巴忙碌的同时也在填补心灵的空虚。不管生活陷入了什么样的境遇，她永远把精神需求放在第一位。钱钟书一家三口挤居在拉斐德路整整八年。杨季康每天坐车到法租界的边缘，再步行穿过不属于租界的一段长路，再坐公共租界的有轨电车才能到学校。那时黄浦江上有日军把守，有轨电车不能坐人通过，乘客得从电车上下来走过黄浦江大桥，每次都得向把守的日本兵鞠躬。杨季康不愿意行礼，每次都低头走过去。后来电车停在桥下，全体乘客等日本兵上车时起立，等日本兵检查一遍再开过去。

有一次日本兵发现杨季康起立时比别人晚，一个日本兵不怀好意地走到她面前，用食指猛然一抬她的下巴。杨季康怒火中烧，愤恨地大声呵斥道：“岂有此理？！”

杨季康的这一声怒喝在安静的电车里格外响亮，乘客们吓得大气都不敢出，眼睁睁看着杨季康与日本兵对视。杨季康没有示弱的意思，国难家仇一起涌上心头……两人僵持了一会儿，日本兵蹬着笨重的军靴，下车了。

司机看日本兵下车赶紧开动了电车，乘客们才缓过神来，忍不住议论纷纷，有位乘客喘了口气，操着上海话说：“啊唷！啊唷！侬吓杀吾来！侬哪能格？侬发痴啦？”

电车走了好远，杨季康才庆幸自己躲过灾难，没有闯下大祸。第二天开始，杨季康选择步行，再也没有坐这一趟电车。后来日寇接管了那所半日制的小学，杨季康孩子王的生涯结束了。她宁愿挨饿也不愿意为日寇做事，这是民族的大义。

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负责人“方発妈妈”和钱钟书见面以后，为他增加了几个钟点授学，这样得到的薪水多一点。钱钟书收了一名拜门的学生，可收的酬金还是赶不上物价的上涨。不管沦陷区生活多么艰苦，两个人赚钱总能自给自足，他们想的是：只要能自给自足，就是胜利。大才子钱钟书被命运屡屡捉弄后方醒悟。他觉得只要一家人同甘共苦，总胜于别离，他发愿说：“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这句话成为箴言，他们真的没有生离，剩下的只有死别，以及为死别而做的告别仪式。

杨季康在回忆录里记叙：

我们生活在沦陷的上海，最艰苦的日子在珍珠港事变之后，抗日胜利之前。钟书除了在大学教课，又增添了两名拜门学生，但我们的生活还是愈来愈艰苦。只说柴和米，就大非易事。

日本人分配给市民吃的面粉是黑的，筛去杂质，还是麸皮居半；分配的米，只是粞，中间还杂有白的、黄的、黑的沙子。黑沙子还容易挑出来，黄白沙子杂在粞里，只好用镊子挑拣。听到沿街有卖米的，不论多贵，也得赶紧买。当时上海流行的歌：“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从它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随即接上一句叫卖声：“大米要吗？”大米不嫌多，因为吃粞不能过活。但大米不能生吃，而煤厂总推说没货。好容易有煤球了，要求送三百斤，只肯送二百斤。我们的竹篦子煤筐里也只能盛二百斤。有时煤球里掺和的泥太多，烧不着；有时煤球里掺和的煤灰多，太松，一着就过。如有卖木柴的、卖钢炭的，都不能错过。有一次煤厂送了三百斤煤末子，我视为至宝：煤末子是纯煤，比煤球占地少，掺上煤灰，可以自制相当于四五百斤的煤饼子。煤炉得搪得腰身细细的，省煤。烧木柴得自制“行灶”，还得把粗大的木柴劈细，敲断。烧炭另有炭炉。煤油和煤油炉也是必备的东西。各种燃料对付着使用。我在小学代课，我写剧本，都是为了柴和米。钱钟书的二弟、三弟已先后离开上海，钟书留在上海没个可以维持生活的职业，还得依仗几个拜门学生的束脩，他显然最没出息。

有一个夏天，有人送来一担西瓜。我们认为绝不是送我们的，让堂弟们都搬上三楼。一会儿钟书的学生打来电话，问西瓜送到没有。堂弟们忙又把西瓜搬下来。阿瑗大为惊奇。这么大的瓜！又这么多！她看爸爸把西瓜分送了楼上，自己还留下许多，佩服得不得了。晚上她一本正经对爸爸说：“爸爸，这许多西瓜，都是你的！我呢，是你的女儿。”显然她是觉得“与有荣焉”！她的自豪逗得我们大笑。可怜的钟书，居然还有女儿为他自豪……

在战乱年代，没有比活着更好的事情了，至于生活上的困顿，影响不到他们乐观的情绪。杨季康为了生活，为了煤和米，硬生生把自己逼成了女汉子，她柔嫩的肩膀越来越坚强！也必须要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