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良师益友在沦陷区

与良师益友在沦陷区

1941年的夏天，钱钟书终于回到拉斐德路与家人团聚。钱钟书穿一件样式很土、很粗糙的夏布长衫，拎着一把椅子。阿瑗好奇地看着这个陌生人。钱钟书把从船上带来的椅子交给女儿，阿瑗接过椅子转手交给妈妈，专心地看着这个头发很长、面目黧黑的“陌生人”。她看钱钟书把行李放在妈妈床边，心生疑惑，开始密切关注钱钟书的一举一动。吃完晚饭，大家各自散开回到自己的房间。阿瑗不放心地对钱钟书说：“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

钱钟书听到这句很搞笑的话，反问一句：“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

阿瑗骄傲地回答：“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

钱钟书笑了，他俯身在阿瑗耳边说了一句话。阿瑗立刻转变了对这个陌生人的看法，两人立刻变成了哥们似的，亲热得不行，连杨季康都抵挡不住这骤升的热度，退居第二了。

钱钟书回来后阿瑗一改乖巧的样子，简直和先前判若两人，父女俩一天到晚淘气吵闹开玩笑。年龄是四岁零三个月的阿瑗终于等来了一个淘气的玩伴，让那些只会管她、疼她的人情何以堪！

钱钟书把女儿当成了朋友——小朋友，把自己放在了和女儿同龄的阶段，这样他们才能如此快乐地度过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

这次，钱钟书是回来过暑假的。吴宓告诉他清华决议聘他回校。钱钟书考虑很久后，辞去了蓝田的职务，准备回西南联大继续当教授。此刻的他像“痴汉等婆娘”，一等再等，始终等不到清华的音讯。到了年底，上海全部沦陷，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钱钟书只好与家人厮守在一起，在上海过沦陷区的生活，他想出去已经不可能了。

杨荫杭看到钱钟书失业在家，一家的生计没有着落，便把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工作让给女婿，让钱钟书有份养家糊口的活儿。

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也是教会学校。1942年春，该校正式聘请钱钟书为教授，钱钟书在这里一直工作到抗战胜利。

当时杨季康的七妹杨必也在这所学校读书，钱钟书也教过她。

人生有无数个转折点，有无数的人擦肩而过，有少部分的人会成为朋友、知己、师生、至交、贵人。这其中他们结识的朋友陈麟瑞，是钱钟书介绍到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书的同事，两个人关系比较好，他是柳亚子女儿柳无非的丈夫。

陈麟瑞夫妇与钱钟书夫妇是挚友，杨季康说：“抗战期间，两家都在上海，住在同一条街上，相去不过五分钟的路程，彼此往来很密。我学写剧本就是受了陈麟瑞同志的鼓励，并由他启蒙的。他对自己写剧作的要求，显然比对学生的要求更高。”

在杨季康心目中，陈麟瑞不管是创作还是教学都持认真、严谨的态度，是忠厚的长者、一位真正的谦和君子。

陈麟瑞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专攻戏剧。在抗战期间坚持创作，写了多部话剧，其中《晚宴》《燕来红》《职业妇女》《尤三姐》《海葬》受到好评。杨季康经常向他请教戏剧结构的技巧，他都无私地一一解答，对杨季康的帮助很多。他和杨季康夫妇一样喜欢研究可笑的事物。杨季康曾向他借过关于《笑的心理学》之类的书籍，他还收藏了半架子英文法文的类似书籍。

陈麟瑞为人随和，对待朋友宽容，有一次他指着钱钟书笑着对杨季康说：“他就是踢我，我也不会生他的气。”

能有这样一位良师益友，真乃三生有幸！

在沦陷的上海，他们还结识了李健吾，李健吾是山西运城人，是钱钟书夫妇在清华的校友。他在1925年考入清华国文系，第二年朱自清建议他转外文系学习法语。1930年李健吾毕业，留校任教一年后到法国巴黎语言专修学校学习。李健吾于1933年回国，受聘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他与黄佐临等人创办了上海实验戏剧学校并担任教授一职。他改编外国的戏剧，创作了《这不过是春天》《青春》《黄花》等戏剧。李健吾是剧作家，还是出色的导演。后来他执导过杨季康的喜剧。

陈麟瑞和李健吾审阅了钱钟书的散文集《写在人生的边上》，此书得以出版，多亏他们的帮助与指点。钱钟书夫妇请他们吃饭以示谢意。他们吃饭时谈起了戏剧，就是这次吃饭改变了杨季康。陈麟瑞、李健吾不遗余力地鼓动杨季康写剧本。杨季康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开始步入剧坛。

杨季康说：“上海全部沦陷后，我担任校长的振华分校被迫解散。就当起家庭教师，又在小学代课，业余创作话剧。”

纵观杨季康的转变，无不和认识的人有关：认识钱钟书得以到牛津，认识盛澄华得以到巴黎，认识陈麟瑞、李健吾开始写剧本。所以说人生这盘棋，遭遇什么人就有可能和什么人一起改变。

他们是不幸的，他们是幸运的，在不幸的时代遇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