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区广播播音员群体的历史样貌及成因
从广播历史的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找寻到解放区广播发展的历史轨迹、队伍情况、物资情况、规章制度等内容，虽然史料并不集中，也不尽翔实，但是综合起来看，还是可以大致还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解放区广播发展的缩影。应该说，在解放区广播的产生和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一些对后来乃至今天人民广播事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雏形，例如广播播音的风格、播音的文体、节目的类型等，而其中带有人民广播特色的重要标识——播音员也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传播功能、风格形成及其后续影响等方面的显著特性，使其具有了学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一、来源与构成：解放区广播播音员群体研究的基本问题
在《华东人民之声》一书中，每一篇个人的回忆录后都附有文章作者也就是当时参与华东新华广播电台工作人员的个人小传，虽然比较简略，但是从中可以看到当时解放区广播从业人员的发展轨迹。具体说到解放区广播播音员，他们是从何处而来的呢？带着这一因阅读而引发的思考，笔者从史料中找到了答案。从来源来看，当时解放区广播播音员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来自部队文艺团体的演员，例如，“1945年8月24日，伪蒙疆放送局改为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战线剧社派文艺工作者陈紫薇担任播音员”。[2]“为增强播音和编辑方面的力量，从太行先锋剧团调来了纪青、蓝林、曹菲亚，由她们担当播音员”。[3]二是党的机关报工作人员。例如，“由人民日报社临时调去担任陕北台播音的胡迎陵同志，已经在这里练习了两天。她说：‘这玩意儿可不好搞啦，紧张得很！ ’”。[4]三是大、中学校的学生。关于这一部分的史料较为翔实，例如，“另从华北联合大学调进了8位英语翻译和播音员，其中有魏琳、冯培、黎玫等，节目开播前还请了美国友人库利辅导魏琳、冯培播音”。[5]华东新华广播电台的邱原就是来自北京的一名学生，当时也就十七八岁。史料中涉及解放区广播播音员学历背景的文字记载相对较少，但是从有限的文字资料中可以窥见当时播音员的学历层次参差不齐的特点。既有“延安电台最早的播音员，是从女子大学调来的徐瑞璋和姚雯”，[6]也有刚从延安中学毕业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第一位男播音员王恂。播音员的学历背景与上文中提及的播音员的文化标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直接反映了当时我国解放区广播播音员的整体文化修养和素质水平。与此同时，既然是大、中学生，也可以说明其年龄较为年轻。又如，“我是1940年初冬和姚雯同志一起来延安台当广播员的。当时，我们俩都是18岁”[7]。“那时候，我（王恂）是一个刚刚走出延安中学校门的18岁的青年，是前两个月在窑洞里面对鲜红的党旗举手宣誓的新党员”，[8]等等，这和当时从事播音工作人员参加革命的年龄是吻合的。在当时的这批年轻播音员中，有的逐渐成长为我国播音领域乃至广播电视事业的领军人物，并成为彰显中国特色播音理论的开创者和奠基人。现在看来，这三部分人群应该是各有侧重和优势的，来自部队文艺团体的播音员语言表现力相对较强；来自党的机关报的播音员则政治素质更加过硬的；而来自大、中学校的播音员不仅具有一定的文化功底，还具有一定的可塑性。
二、调配与招考：解决了解放区广播播音员的“进口”问题
那么上文中提出的三部分人又是通过什么形式来到解放区广播电台从事播音员工作的呢？或者说解放区广播播音员是如何进入到播音工作领域中的呢？对于这一问题，历史资料中也有记载。例如，“1941年夏季的一天，组织科的同志和萧岩谈话，说要分配她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去做播音员”。[9]“报社（晋察冀日报）副社长胡开明根据群众意见，提出由丁一岚担任电台播音科科长兼播音员，就这样，丁一岚开始了她40年的广播生涯。”[10]“‘目前那里力量比较薄弱，组织上决定派你去做播音员。你的意见怎么样？’我一下怔住了，脑子里想起了播音员清脆、流利的北京话……”[11]以上三段历史资料显示，无论是“组织科”“组织上”还是“根据群众意见”，都说明组织选派和调配是当时解放区广播电台播音员选拔的主要方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选拔方式有其特殊的优势——被选拔的播音员均是党组织深入了解、在思想政治素质层面有所保障的人员，这对于解放区广播做好党的宣传工作是十分重要的。此外，除了绝大多数播音员是经过组织选派和调配走上工作岗位之外，解放区广播播音员的选拔形式也进行过创新，例如，东北新华广播电台即将开播的时候，以佳木斯新华广播电台名义，6月中旬在《合江日报》上刊载了招考播音员的通知，经考试录取了龙潮、吕正远，他们成为东北台最早的播音员。[12]这种公开招考的形式扩大了播音员的选拔范围，能够让一批自愿从事党的播音事业的人员进入组织的选拔视野，可供选择的基数变大之后，电台可以在参选人员的播音业务层面“优中选优”，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解放区广播事业的有声语言传播水准，现在看来更符合电台播音工作的规律性、科学性和可持续性。
三、政治把关与语言素质：解放区广播播音员群体的必备职业要求
从留存的史料中，笔者还发现了两点对解放区广播播音员的共性要求。一是关于解放区广播电台对播音员政治水平的要求，例如，1948 年陕北台提出了播音员应具备的条件为：“要有一定的政治水平……”[13]1949 年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对播音员的要求是：“一、历史清白政治可靠……四、有一定的政治水平。[14]”；“我犹豫地说：‘廖公（廖承志），我怕不行吧？我的口音不好，南腔北调’，廖公说：‘可以学嘛。要准确表达党中央的精神，主要是靠政治，这是个战斗岗位！懂吗？’”[15]从中不难看出，是否具备过硬的政治条件是解放区广播播音员选拔的首要标准，这是充分也是必要条件，这也正是后来对播音员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传播地位和作用的初始要求。二是据广播史料以及当时播音员的回忆录等资料显示，解放区播音员主要来自我国北方地区，尤其是以北京人或者在北京接受过教育的人员为宜。例如，“组织上了解我是北平人，适合播音，就调我来工作”。[16]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当时挑选播音员主要是从地域语言环境考虑的，来自北方地区的人员普通话（国语）基础要相对好一些。当时也有因为来自南方、带有南方口音被调离播音岗位的，例如，“在我（萧岩）之前有两位播音员，一位叫姚雯，她是江苏人，由于口音关系，不久就调离九分队了”。[17]当时解放区广播均处于我国北方，所以选择播音员的地域范围也就相对集中在北方地区，这是当时解放广播事业的发展特点决定的。而进一步探究深层次原因，地域和方言是分不开的，像是对有北京求学和生活经历的播音员而言，他们至少能说北平话，能说国语。例如，“口语广播部由梅益同志领导，他一直在物色男播音员。前些天，他叫编辑部四个能说北平话的男同志都去试试音。结果我被选上了”。[18]“四十年代初期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女播音员先后有徐瑞章（麦风）、姚雯、萧岩和孙茜等。她们没有做过播音员，也未学过播音，但是有较好的语文基础、政治基础和语言基础，她们都能说国语”。[19]应该说，单就语言标准而言，早期解放区广播电台对播音员语音条件的要求门槛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