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音范式在变革中演进
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风貌和时代话语中，新中国十七年时期的播音员群体在主持人节目中既有成功转型的自我突破，也有在原有节目样态领域的“再回归”，而无论是转型的突破还是“再回归”，都说明他们对于广播播音主持的认知和实践没有停留在原点，由其集体构建的“播音范式”在新一轮的变革中不断演进——他们对价值取向做出了对应性的调整，对播音腔与降调问题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对新闻播音的改进有了思考，对主持话语的探索已见雏形。
一、播音员群体的价值取向转变
价值取向是播音员群体的创作起点，从其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业务实践和工作体会中可以窥见，他们既保持了政治的大局意识，又对新闻传播规律有了新的理解。虹云在《侃听的门道》一文中谈及自己的主持感悟：“1981年我主持《农民信箱》专栏，1983年我被固定在《大众经济》节目10多个月，1987年元旦开始我又主持《午间半小时》节目。三个节目都是中央电台的，但由于在不同的时期，要完成不同的任务，节目的方针、指导思想不同，采用的稿件内容不同，写作特色不同，这就要求同是一个人，同是主持人方式的播音，也必须播出三种不同的味道。《农民信箱》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急，为农民解惑答疑，亲切淳朴，乡土气息浓厚。《大众经济》为适应搞活经济而办，内容小中见大，稿件短小精悍，形式改变以往枯燥乏味数字式的经济宣传模式，力求生动活泼，清新明快。《午间半小时》是综合性版块节目，诞生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背景之下，要和广大听众探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至国事方针政策，小至柴米油盐，内容包罗万象。要求主持人播音刚柔并济、多情多义、亲切自然、大方得体。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认真读好每一篇稿件，一个个地去驾驭不同类型的节目，始终追求声情并茂，是求播音真经的正道。在这一点上，必须一丝不苟，才能练得播音的看家本领。”[5]这段感悟虽是其个人观点，但却具有代表性，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播音员群体的价值取向具有以下三点变化。
（一）适应政治话语的转变
“不同时期的不同任务、方针、指导思想”“搞活经济”“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等这些都是当时政治话语的体现，它们成为播音员群体创作的宏观语境和话语权的限定，虽然这一时期社会推崇思想解放，但是播音员群体自觉地维护其作为党的喉舌的定位，他们首先考虑的是适应政治话语的转变，这是其传播实践的重要价值取向，媒介赋权是相对的，核心命题是已经规定的。
（二）找准广播节目的定位
时代语境的变化直接导致广播节目微观语境的变化，播音员群体对此也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对于节目应避免枯燥乏味而体现生动鲜活、应避免假大空而体现以小见大、应避免言之无物而体现答疑解惑，这些都是播音员群体对新时期广播传播定位的朴素理解，虽直白却一针见血，可以直接指导其完成具体工作。
（三）立足听众接受的回归
新中国十七年时期播音员群体一直有着走近群众、贴近生活、真情表达的传统，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导向异化，播音工作长期脱离群众、误导群众，且在当时的听众中形成了负面的“刻板效应”。所谓“刻板效应”，亦称刻板印象、社会定型，它是“社会印象的一种表现形式，指对某人、某一社会群体或某事的一种笼统、概括和固定的看法”。[6]刻板印象这一术语由李普曼于1922年在其著作《公众舆论》中提出，它指的是人们对特定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是伴随着人们对事物的价值判断和感情判断而产生的认知现象。[7]刻板效应也好，刻板印象也罢，都让人民广播以及播音员与受众的心理距离拉大，形成了由于客观历史环境和传播样态双重副作用所造成的传受隔阂。改革开放后，播音员群体逐渐回归到以听众接受为立足点的传播取向上来，明确传播对象、找准对话方式，因为“受众对信息或劝服策略的反应取决于他们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8]，而这首先需要播音员群体做出正确的传播姿态。现在看来，这一取向就是运用播音员、主持人的传播手段，让亲和力在传受关系中发挥作用。“所谓亲和力，指的是报道与受众之间的紧密感、亲切感、信任感、互动性、关注度和接受度”，[9]这是从受众对报道的感觉出发对亲和力进行的定义。而郑保卫教授认为，“亲和力，是指作用双方在结合中所产生的友好和亲善之力”[10]，这一定义则是突出双方的情感互动，下文将就此对播音员提高亲和力的具体方式进行阐释。
政治意识、节目意识、受众意识成为改革开放后播音员群体的价值取向，它与新中国十七年时期形成的价值信仰相比向前又推进一步，一是“政治挂帅”的思想和又红又专的意识在表现形式上有所转化，二是走近民众、贴近生活的视角不再僵化，更显细化，三是融入节目认识有所强化。
二、播音员群体在改革创新中的认知与实践
上文提及“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后，十七年时期的播音员群体在传播实践的价值取向上进行了及时调整，尤其是在与新时期广大听众建立以“亲和力”为核心的传受关系上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并以此为基点，着重在“降调”“播音腔”“新闻播音”“主持话语”等关键问题上下功夫，他们对这些问题把握准确、思考深入、实践到位，将真实客观、以情动人、注重交流、贴近生活作为创作主旨，以正确的传播路径和手段赢得了广大听众的良好反响，客观上对当时人民广播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对于“腔”与“调”的修正
一是如何“降调”的问题。关于语调的升降变化问题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大致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五十年代提出要和听众有情感交流，播音语调柔和亲切——不久，政治运动接踵而来，播音语调也不断变化，基本趋向是不断升调，如1958年‘大跃进’时的播音。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电台宣传要求“把听众吸引到收音机旁来”，给听众以健康、丰富的精神食粮。这时播音语调“落”了下来，受到听众赞赏。而当再度强调阶级斗争，特别是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播音语调又变了，成了声嘶力竭、震耳欲聋的大喊大叫，音高音量都到了极限。粉碎‘四人帮’以后，安定团结，向‘四化’进军，我们的播音语调又逐步恢复常态，听众又感到比较亲切动听了。”[11]这一发展变化过程在我们与新中国十七年时期部分播音员的访谈中得到了印证，林田、费寄平等还专门撰文就此问题进行讨论。进行“降调”处理后的播音创作重新步入正轨，播音员群体中方明、葛兰播音的《天安门事件平反》，王欢、常亮播音的《年产三千万吨钢》，方明播音的通讯《生活的目标》以及林如播音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等作品均给当时的听众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二是如何纠正“播音腔”的问题。改革开放后，广播从工厂、农村的群体收听转变为更多地以家庭收听占主导的模式，听众需要的是富于变化的播音风格。费寄平在《播音基础理论探讨》一文中提到，“有些听众说，中央台只有两个播音员，即有一个男播音员和一个女播音员。这说明一些人对我们播音风格的单调呆板、千篇一律严重不满，在播音中，特别是有些音色相近的同志，我们自己也要听半天，甚至听到最后报名才知道是谁。为什么生活中讲话各有特点，而播音中就那么相似了呢？播音员是应当把稿子上的‘字’语言化，而不应当使我们的语言‘字’化。长期以来，我们形成了一种播音腔，而且越来越‘规范’，新参加播音的同志往往只向播音腔学习，而丢掉了更重要的老师——生活”。其实，从问题的症结看，“播音腔”不是新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夏青就提出过纠正播音“八股腔”的问题，他指出的也是类似的问题：千篇一律、见字出声、望文生义、惯于模仿等。改革开放后，广大群众思想解放的程度让他们对模式化、样板化的播音样态产生了反感，这严重影响了广播在听众中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为此，费寄平曾在论文中给出纠正“播音腔”的相关建议，可以归纳为以下内容：要与听众建立起思想感情上的交流，切实重视收听对象的思想感情问题；要在播音中大胆使用心理顿歇，用丰富的语言色彩让稿件内容更鲜明深刻；要注重在话筒前合理运用声音状态，努力接近生活语言的旋律；要加强用气发声的基本功训练，增强播音语言的创作能力。如果从文化学的观点来看，“播音腔”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复制现象，只不过这种复制是一种缺失了个性化体验的“机械继承”和“无机模仿”。
（二）“新闻播音”的改进问题
一是对播音规范与语言技巧的强调。“文革”时期，播音只要求政治情感，不讲究甚至不能提倡播音规范和语言技巧，从而导致播音员在业务实践过程中基本功捉襟见肘，表达手段欠缺，这在新闻播音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它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在改革开放后，新闻播音水平与广播新闻改革发展的要求存在差距。“新闻播音，在语言规范、推广普通话方面的要求也是相当高的。多年来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至今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吐字不清楚，归音不到家，调值不准确，尖团音、异读字、错别字问题，都需要继续注意，认真加以解决。那些吃字的、嚼字的、撒气的、哼哼的、嘟囔的、乌里乌禿、嘴里像含着个热茄子似的，不适应清新明快的新闻语言要求，应该努力纠正。”[12]夏青在《新闻播音刍议》一文中的这段表述通俗地反映出当时新闻播音存在的规范和技巧问题，文章主要是强调由于问题的存在而影响了新闻信息的传播，此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广播播音员、主持人逐步恢复了播音规范和语言技巧的训练和实践。
二是认识到要尊重新闻的客观真实。葛兰曾在文中谈到，“新闻要用事实说话，要反对说大话、说不切合实际的话。这方面，在‘大跃进’时期和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也有许多深刻教训”。[13]可见，经历了“文革”后，新闻播音的客观性问题确实引起了业界的关注。夏青也曾在文中指出，“文艺的虚构和夸张是容许有天马行空的，而新闻则必须绝对忠实于事实的真实性，不容许有半点虚构和夸张，文艺性的真实和新闻性的真实是有着严格的界线的。今后，在新闻播音方面，一定要从新闻是事实的报道这个特点出发，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地对待广播新闻的事实，以朴实真挚的有声语言报告新闻，力戒一切华而不实的表现”。夏青在长期的新闻播音实践中，发现并自觉实践着新闻传播规律，将广播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原则作为播音创作的根本依据和出发点，显现出其作为广播媒体从业者的新闻素养和专业追求，值得肯定。
三是提出了新闻播音中“说”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在新闻播音创新驱动的背景下，有的新闻播音员提出了“说新闻”的设想并做了一些探索，这在今天看来也是具有开拓意义的，它是基于贴近听众生活口语的目标对传统新闻播音语态进行的大胆创新。夏青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新生现象，他曾在播送《毛泽东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为新华社写的四篇新闻稿》时尝试了让“播”尽量向“说”去靠近的表达方式。他在谈及创作体会时说到，“——要完全做到像口语那样说是不可能的，让新闻播音的语言更加接近日常生活的谈话，并不是把日常生活的谈话照样用在广播的新闻之中，播音语言应当是经过提炼的在更高的水平上的接近生活的语言”。[14]“说新闻”或者是“播说结合表达新闻”在当下新闻播音工作中仍是需要长期探讨的传播样态问题，而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提出这一问题并给出相应的观点和答案则显得弥足珍贵，意义不同寻常。
（三）主持话语的创新
从当时的节目样态和内容看，主持言语是播音员转型过程中的全新传播实践，前文中已经指出，播音员应对这种转型之变做出了调整，那么具体从言语方式上则是构建了“注重情感——拟态交流——生活语言”的三角形结构，从播音员转型的主持人在节目中的言说方式以及对语言的具体运用都悄然发生着变化。从历时性的角度看，播音员在长期实践中，终于找到了运用广播媒介与受众进行具有“亲和力”的传播的方式，这是一种进步。从共时性的角度看，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确实优于传统播音的表达方式，广大受众乐于接受。这一“三角形结构”也可以看作是后续广播节目主持人言语使用与发展的基本逻辑，以下将结合一篇重要文献——由虹云撰写的《主持人的真、亲、美、活——谈主持〈午间半小时〉节目的体会》来对其进行具体阐释。
一是运用情感传播的优势。新中国十七年时期播音员群体中较早转型主持人的虹云、雅坤、徐曼等一改其在“文革”中呈现的“中性”声音形象，而适度将女性节目主持人的情感特质表现出来。“根据《午间半小时》节目的方针和指导思想，结合我本人的素质条件，规定了《午间半小时》中的虹云的形象要求.这就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典型的中年妇女的形象.她既富于母爱深情，同时又是有知识有抱负的知识女性。特征是感情丰富，温柔善良，乐于助人，豁达大度。”[15]从传播效果分析，“一般说来，情感型劝服比理智型劝服更加奏效”。[16]尤其是在主持人节目中，因为话题内容丰富具体，涉及面广，收听面大，为表现鲜明的立场和态度提供了传播土壤。
二是体现拟态交流的互动。现在看来，由于是编辑提供稿件，所以当时的主持人采用的是“拟态交流”的传播方式，这一方式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方面它强调了“第一人称”和“主持人”的身份，如《今晚八点半》的开始语：“听众朋友，你们好！八点半到了，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综合文艺节目《今晚八点半》，我是雅坤。”再如，虹云提到的，“尽管大量稿件是编辑采写的，可由于编辑在写稿时考虑到我们每个主持人的个性和语言习惯，我们主持人有条件以个人身份向听众讲既亲切随和又经过深思熟虑的话。当听众感到你办节目严肃、负责，一丝不苟时，他才会感到可信、可亲”。[17]这说明当时的主持人开始以相对独立自主的传播身份在节目中出现，建立起了与听众交流的身份基础。另一方面它使主持人能够在节目中以平等、自然、亲近、适宜的传播心理距离面对广大听众。“主持人和听众双方要平等相待。说和听是同时存在的，一个主持人在话筒前要有这种心态：自己坐在话筒前说话，听众朋友也仿佛同时来到自己身边。没人听，说就失去意义。要说话就要尊重听的人的存在，为了听而说。所以主持人说话一定要努力接近听众，接近生活，接近实际，我们和听众近到促膝而谈的地步，彼此仿佛能感到心脏的搏动。通常来说，《午间半小时》主持人的声音距离感控制在一米之内，嘴离话筒的距离大约20厘米左右。近了，才有可能亲。”[18]虹云的经验是在长期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是她在演播空间和对象感确立过程中不断调试的结果，她以听众为重要参考元素的传播动机细致而恰切，因为传播来源（主持人）的动机与传播效果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传播者的动机如果关乎个人利益，那么劝服功效就大打折扣”[19]，反之则会产生正向的结果。
三是贴近生活语言的表达。与“降调”、纠正“播音腔”目的类似，主持人根据当时广大听众生活节奏的变化，在节目中自觉运用贴近生活的语言。“作为播音员转主持人的我，叙述什么事的时候，很容易把原来的新闻、通讯的播法带进来。规范而夸张，居高临下灌输式的大调套腔一出现，宣传效果也跟说了假话、套话、大话差不多。所以‘实话实说’，还真练了好一阵子，才抹去了过去播法的‘华采’。”[20]“人在叙事的时候要直截、明了、顺畅，事情是怎样就怎样说，这样就比较好地体现出主持人的诚实品质。人家认为你这人可靠，才会信赖你。”[21]的确，汲取生活口语的平实、真实、明了、顺畅等特点来编码主持语言，才能获得广大听众自然解码、建立信任的传播效果。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播音员在转型主持人的过程中自觉坚守了“真实性”这一新闻工作者应恪守的基本原则和传播准则。
至此，新中国十七年时期播音员群体通过自己对于广播媒体传播规律的不断认识和播音主持工作的转型实践，逐步与听众建立起以“紧密感、亲切感、信任感、互动性、关注度和接受度”为主要参考标准的“亲和力”，因变而正、因情而动、因近而亲、因实而真、因诚而信，在广播新闻传播史上留下了他们扎实的实践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