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有尽而意无穷”：基于社会交往的文字叙事
记忆具有双重基础：作为生理保证的神经基础，作为人际交往的社会基础。对于新中国十七年时期的播音员群体而言，有关他们在社会交往中产生的社会认知、情感关联、生活态度、思想反馈等方面的内容主要在回忆录、自传、口述史等文字叙事中呈现，这其中既有播音员群体自我生发的个体记忆，也有他者对播音员群体的记忆，其中对播音员群体在社会交往中的细节表述给后人提供了更可感知的形象符号。基于记忆的社会性，德国学者阿斯曼夫妇还提出过“交往记忆”的概念。他们认为交往记忆存在于个体之间，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并进一步指出，情感在交往记忆形成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基于社会交往的文字只呈现了播音员群体文化记忆的一个方面，也可以说，“交往记忆”只是文化记忆的组成部分，但是因社会交往和关系勾连促使关于这一群体“记忆写作”的文字叙事更为充分具体、细致可感。
一、回忆录中的播音员群体
“回忆录叙述的主要对象通常不是作者本人，而是与作者相关的其他人物或事件。而回忆录中虽然也会说及自己，说及自己的身份，甚至会说及自己的一些人生经历，但说这些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说明自己与所回忆的历史事件、社会问题、公众人物或其他相关人事的关系。也就是说，回忆录的作者并不是回忆录的主人公，而是回忆录中的社会事件亲历者或见证人、他人故事及焦点事件的关系人。”[3]根据回忆录的内涵，新中国十七年时期播音员群体的回忆录主要包括关于孟启予广播电视生涯的《大海的一朵浪花》，缅怀齐越的《永不消逝的声音》《用生命播音的人——忆齐越》《齐越和他的播音生涯》，书写万里的《一个女播音员的命运》，讲述林如的《话筒前的人生》以及《丁一岚传》等。回忆录主要由播音员群体的配偶、子女、同事、学生以及学者、听众完成，他们从不同视角提供叙事线索，建构与主人公在长久或者深层次社会交往中的联系。这些回忆录多是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全景式展现主人公丰富的人生阅历，其间饱含着对主人公崇敬、敬佩和赞扬的叙事情感，一些鲜为人知的情节被挖掘并呈现在公众面前，这其中既叙述了个性化主人公的人生境遇、历史成就和生活磨砺，又呈现出这一代播音员群体所面临的相似时代背景和社会处境。刘习良在《丁一岚传》代序中写道：“这不是一部单纯讲述传主人生经历的书。这是一部透过主人公人生经历讲述中国现代革命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起伏跌宕、曲折发展历程的书……”[4]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暗合了关于这一群体的回忆录写作的共性特征。例如，在回忆录中都包含其播音以及广播电视职业生涯的缘起、发展和成绩，还有对“文革”时期这一群体政治遭遇和工作情况的观照等。在回忆录建构的文化记忆中，新中国十七年时期的播音员群体展现出的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高度负责的政治觉悟、独树一帜的事业成就、甘于奉献的人生信条、淡泊名利的处世态度等社会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二、播音员群体的自传书写
谈及关于播音员群体的自传书写或者自传记忆的问题，首先还是应该界定何为自传（自传记忆）。“自传体记忆至今没有一个严格统一的定义。学者们曾用真实记忆（true memory）、回溯记忆（retrospective memory）、事件记忆（event memory）、个人记忆（personal memory）等名称来表示个体有关自身经历的记忆。目前，一般认为自传体记忆是关于自我信息的记忆。”[5]法国学者菲利普·勒热讷在其著作《自传契约》中对“自传”的定义是：“一个真实的人以其自身的生活对素材用散文体写成的回归性叙事，它强调的是他的个人生活，尤其是他的个性的历史。”[6]在新中国十七年时期播音员群体的自传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齐越与其妻子杨沙林合著的散文集《情系七彩人生》。书中共收录了齐越的32篇回忆文章，“书中收集的文章，篇篇表述了我们的真情实感；句句倾吐了我们对亲朋好友、知音听众由衷的感激眷恋之情。”[7]的确，齐越在撰文中谈及了自己与恩师魏庚人的师生情谊，与费寄平、万里真挚的同事之情，也谈及了自己参与接管北平广播电台以及与92岁高龄听众会见的情景，当然也包括他在“文革”期间剪平头、“摆摊”、烧砖的逸事等内容。从叙事风格看，的确文如其人，它与齐越在广播播音事业中的音频形象形成对应关系，由此我们可以感知其真挚、朴实、善良的人格特征，尤其是其站在晚年回溯自己的人生，更显包容与豁达。《情系七彩人生》是对有关齐越的回忆录《永不消逝的声音》《用生命播音的人——忆齐越》《齐越和他的播音生涯》的重要补充，它们共同形成了关于齐越这一社会个体的文化记忆。
三、“记忆写作”的传播效果
随着关于新中国十七年时期播音员群体的回忆录和自传的相继问世，原本关于播音员个体的个人经历和个人回忆，或者说是影响范围相对有限的个人发展历史通过文字出版公开于社会公众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人们对于特定群体的文化记忆以及对时代和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记忆写作”的社会记忆功能由此得到体现。换言之，读者通过与文字叙事的深层对话，产生了对主人公所处社会时代背景、个人阅历（遭遇）的“情感共鸣”或是审视思考，并通过文本进行合理化的联想和想象，“记忆写作”由此可以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传播效果。此外，针对新中国十七年时期人民广播播音员群体文化记忆的“记忆写作”，可以对广播史和播音史中播音员形象建构的缺失和空白进行必要说明和补充，更可将真切鲜明的人格因素带入受众对其职业生涯和播音创作风格的理解和把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