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小结
对于新中国十七年时期的播音员群体而言，他们似乎具有“与生俱来”的言语创造性。在过往的“左”倾社会环境中，他们一直在思考究竟怎样的表达才能清晰准确地传递信息，可政治因素的强有力束缚让他们所有的思考都只能以丰富的心理活动和“点到为是”的实践而存在和延续。改革开放后，解放思想的社会思潮再次催生出他们创新与改良的能动性和潜在能力，他们根据政治核心的变革和受众心理的变化、广播节目的定位，对由他们塑造的“播音范式”进行继承、修正、丰富和创新，逐渐找寻到与政治生态、社会变迁、文化推进相对应的话语表达方式。“话语通过三种途径发挥作用，分别是赋权、限制和建构。福柯指出，话语乃是‘系统地构成了人类言谈对象的实践’。比如说，语言就是一种话语：它赋予我言谈的权利，它对我可说的内容作出了限制，它还将我建构为一个会言谈的主体（意即我的主体性是由语言建构和确定的：我在语言中了解自己，在语言中思考，在语言中与自己对话）。”[23]从这种意义上讲，新中国十七年时期的播音员群体就是在政治话语赋权的前提下，在相对有限的话语空间和创作领域内，建构起符合改革开放这一社会转型期特质的话语传播方式：拥有扎实的语言基本功，保持与时代同步的思维发展方式，调试自身在创作实践中的思想情感，创新独具媒介文化特征的言语输出模式，传播与受众感受相一致的社会信息和心理体验，当然也不能否认的是他们所做出的传播价值取向调整和范式修正还处在起步阶段。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愈来愈生动、广阔的语言文化艺术领域中，开拓着自己的语言视野和实践空间，影视配音、朗诵、表演等蕴含着别样语用特征、语体魅力、传播语境、语言审美的有声语言表达活动让这一播音员群体拥有了更大的传播影响力和话语张力，这些活动貌似距离他们原本的广播播音工作远了，但实质上却与他们长期播音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文化感受和经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些活动也重新定义了他们在新时期的群体文化发展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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