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音范式的内涵界定

在既往的论著中，研究者常常对播音员个体传播样态的具体行为进行讨论和描述，例如播音风格、播音创作技巧、新闻播音方法、播音语言规范等，可这种基于单一个体、单一问题的表层现象论述似乎还不能展示“为什么”“是什么”“怎么样”的全方位关照。播音范式的内涵界定是本章要首先解决的框架和边界问题，其次是以问题导向为出发点，深入揭示掌控播音范式的播音员群体是如何呈现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话语方式的。

一、范式理论的由来

范式（paradigm）的概念和理论由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并在进行了《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中进行了系统阐述，它指的是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的集合，也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库恩指出：“按照其已经确定的用法，一个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1]

伊安·哈金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的导读中写道：“对于什么‘是’科学共同体，已不再是问题。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把共同体的成员捆绑在同一个学科中工作？尽管库恩并没有真的这么说，但对于任何一个明确的共同体，这都是一个真正有待提出的社会学问题，无论其或大或小，无论其是政治的、宗教的、种族的，或不过是青少年的足球俱乐部，抑或是一个为老年人提供上门送餐服务的志愿者组织。是什么使一个团体聚集在一起，成其为团体？是什么导致了一个团体的分裂，或干脆导致了其瓦解？库恩用‘范式’做出了解答。”^[2]

很显然，范式是在科学哲学史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中提出的新概念，它是用以区隔和阐释不同科学共同体之间的差异性的重要标准，同时也是共同体内部遵守的基本价值和行为规范。科学范畴内的范式是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共同体成员集体创造的结晶，它具有较为鲜明的学科领域特征和时代特征。

二、播音范式的内涵

与科学共同体相比，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新中国十七年时期播音员群体也具有由自身实践产生的价值和行为范式，在此将其称为“播音范式”。1952年，全国第一次广播工作会议召开，要求“播音员应是有丰富的政治情感和艺术修养的宣传鼓动家”。这一历史时期的播音范式的内涵是：播音员群体在“新国家形象”和“建设”两大主流社会话语的时代背景下，秉持共同的社会主义理想和信仰，按照相对统一的有声语言创作方法，有效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成就和意识形态，并依靠广播媒介这一“扬声器”建立起的具有良好社会声誉、服务政治宣传的一种传播模式。

这一时期的播音范式是播音员群体在实践摸索和借鉴吸收的基础上，由外因促进、内因作用形成的，它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动态发展性。稳定性体现为一个时期内相对不变，并成为群体内部约定俗成甚至是必须遵守的规范和模式，这是基本要求。发展性体现为根据社会、政治、经济等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播音员作为传播主体的渐趋成熟，会对原有播音范式做局部的完善或调整，但保持基本框架不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三、播音范式的意义

播音范式既是新中国十七年时期播音员群体的集体智慧结晶，也是其共同遵守的行动指南，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研究意义。其产生和发展具有三点重要基础：一是要彻底打破国民党时期广播播音员的传播形象，二是要充分继承解放区广播播音员的优秀传统，三是认真学习苏联广播播音员的实践经验以及其他相近专业的方法。与此同时，用播音范式来分析和认识特殊时代背景下这一群体的传播实践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一方面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分层次、有逻辑地展现当时这一群体的话语方式，另一方面可为后续有关播音员、主持人群体的研究提供一个参照的模型，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播音范式”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为了更加系统、客观地剖析新中国十七年时期播音员群体的社会学、传播学、文化学特征，它与当时的社会语境也具有必然的同一性、融合性和互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