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广播对播音员群体身份确立的中观影响
新中国十七年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未有模板的道路探索，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等不同领域全面出击，广播事业的发展与同期其他社会文化事业（电影、戏剧、文学、美术等）一样受到了党的高度重视。作为党的宣传舆论工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主流媒体展开了边向苏联广播借鉴学习、边进行本土改良的实践。经济建设和政治革命的先期成功给广播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较为稳定的社会基础和物质条件，同时也对舆论引导和新闻宣传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后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思想的误导，广播事业的发展出现了另外一种转变，广播事业只具有意识形态领域宣传的单一性功能，即所谓 “政治挂帅”。
一、人民广播事业的建立与发展
人民广播事业是从1940年开始播音的延安和张家口两个新华广播电台发展起来的，后又接管国民党电台、租界广播、民营广播电台，到1950年初人民广播电台就达到49个。在1951年4月新闻总署公布《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决定》之后，全国广播收音网共有收音站2155处、收音员11 194人；在各个大城市中，又有收听小组12859个和“广播之友”2600多人（缺武汉、广州等地数字）。全国还有近千个有线广播台。[4]到了1957年，全国有线广播电台已经有61座；到1962年初，全国地方广播电台已经建立了145座，由此可见全国广播事业发展的速度之快，这在硬件条件上决定了这一时期人民广播播音员群体的社会影响力和传播覆盖面。“回忆起50年代在北京上学的时候，我们这一大群‘追星族’天天‘追’着齐越老师，那是我们每天早晨都要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同学们坐在那里静静地等着听齐越的声音。每每听到这声音，就使人感到精神振奋，给一天的学习增添了活力。那时已成为习惯，似乎只有听到了齐越老师的声音，这一天才算正式开始。”[5]广播作为当时的信息媒介，其传播价值在几代人的回忆文章中均有所体现，而播音员这样一个在当时群众心目中具有崇高地位的职业人群也用自身的传播影响力悄然改变着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有论著就指出，广播改变了社会中家庭的空间关系和时间作息，广播作为一种社会化媒体的存在意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得到了充分显现。
二、人民广播的“政治动员”功能
广播作为听觉媒体，因其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感染力强、通俗易懂等特点，成为政治动员最有力的工具之一，这在战争时期得到了充分证明。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广播延续了解放区广播的政治动员功能，在全国上下齐心协力、统一思想、开展建设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尤其是在交通不便、文盲众多、报纸印刷量不足的条件下，其作用更为显著。例如在抗美援朝之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地方广播电台通力合作，采用生动鲜活的新闻通讯、文艺节目等形式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意义，在全国普及和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过程中，全国各地的人民广播电台及其收音网发挥了极大的动员作用。据统计，全国约有200万人（不含部队听众）收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所组织的志愿军回国代表的报告。1951年3月7日，河南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美日帝国主义暴行控诉会，动员了30 599人在要求缔结和平公约的宣言上签名表态。1951年2月23日，南京人民广播电台为慰劳中朝人民军战士和救济朝鲜难民举办了广播募捐会，共募集资金8亿多人民币。[6]1951年4月18日—4月30日，福建人民广播电台与福州市抗美援朝分会联合举办了全省范围的“控诉美、日、蒋罪行，反对美国武装日本”广播大会，仅福州就有10万多人收听广播。[7]以上的事例再一次证明被列宁称为“千百万人的群众大会”“不用纸和没有距离的报纸”的广播媒体是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方式，也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广大人民进行宣传、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强有力武器。后来听众逐渐感受到的这一时期播音作品中气势磅礴、爱憎分明、掷地有声、大气恢宏等特点与“政治动员”之间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是这一历史时期社会政治风貌与人民广播播音风格有机统一的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解放区广播时期广播媒体对全社会进行“政治动员”的传播形式的延续。
三、“苏联模式”对人民广播事业的影响
由于当时中苏两国的紧密外交关系，这一时期的人民广播较为充分地学习和借鉴了“苏联模式”，左荧就曾经在文章中指出，“苏联广播工作经验从多方面滋养了我们”。在苏联广播经验中，有五点为新中国十七年时期的人民广播所吸收。一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宣传工具，广播必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二是广播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基础，绝大多数广播节目都应该是播给全体听众收听的，因此需要考虑到所有听众的兴趣和诉求。三是要注意研究广播宣传的方法和形式。四是要培养一支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广播宣传队伍，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和广播业务水平。五是播音工作是广播宣传的重要环节，要加强对播音工作的领导，要加强播音员队伍政治文化修养和播音艺术层面的专业训练。在这一历史时期，人民广播在摸索实践中，逐渐理清思路和方向，并对“苏联模式”进行了本土化调整和改进。
“苏联模式”对这一时期播音员群体以及播音实践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播音创作学习苏联播音经验，大量借鉴了斯坦尼斯拉夫的理论体系，重点在台词、发声、朗诵和嗓音科学保护等环节开展训练。1954年7月，中央台的齐越作为中国广播代表团的成员赴苏联交流访问，回国后与崔玉陵翻译了苏联功勋演员符·阿克肖诺夫的《朗诵艺术》的部分内容，包括呼吸方式、发声吐字、重音停顿、节奏、手势和创作想象、内心视像、内在语以及创作交流等，看似简单的内容却为当时播音员业务提升及播音理论雏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对我国后来播音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时期，中央台的费寄平也两度赴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担任华语播音的工作，她在实践中学习了苏联播音风格中“口语化”“谈话式”的特点，并将其经验带回国内，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播音样态。苏联播音员的创作经验和播音样貌是其在三十多年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而当时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形势、人民素质等方面的发展阶段处于相对特殊时期，因此这一时期我国播音员群体并没有条件对样态丰富、富于变化的苏联播音经验进行全盘吸收，以至于像费寄平这样业务出色的播音员无法适应当时对播音员的业务实践要求，与当时社会语境中凸显的自上而下、官方宣传的播音要求不相匹配，被称为“跟不上形势”，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播音员群体身份的确立与当时播音工作目标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