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话语的研究视角
理论话语的鲜活和广阔不仅是由研究对象的丰富性、研究问题的具象性、研究语境的时新性决定的，也因研究主体视角的多样性而让学术研究呈现百家争鸣、各抒己见的局面。前文中已列举了新中国十七年时期播音员群体中的代表及其理论成果，那么直接影响他们研究视域、方法、结论的便是其独具个性的研究视角。视角既代表研究主体思维的角度、深度、广度，也体现着其人生的志趣、情操与价值观。以下将具体阐述以张颂为代表的播音本体视角、以吴郁为代表的媒介话语视角、以万里为代表的职业口语视角等。
一、以张颂为代表的播音本体视角
作为中国播音学的集大成者，张颂一直致力于经典播音学的理论构建，强调广播电视播音语言的规范性、艺术性、审美性，其诸多论著都彰显了他维护播音本体高端品位的研究视角。其《语言传播文论》收录的文章中有多篇以播音本体为论题，例如《论广播电视语言的净化和美化》《播音语言规范化三题》《试论广播播音的规范性与艺术性》《广播电视与语言文字规范化——兼谈克服“口语至上”倾向》《深化播音内涵 加强语言魅力》等，文中他多以语言艺术批评的话语结构和逻辑否定当时突出存在的语言失范现象，并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进行建言。“广播电视传播，语言应该在其位，谋其‘正’。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重文轻语’现象还远没有众叛亲离，西方语言中的‘自然’之风又扑面而来助纣为虐。改革，在规律的关怀下，虽然曲折，但无疑是在前进着，深化着，把那些风声鹤唳淹没在历史车轮的轰鸣中。”[17]与其说他在文中批驳一种有声语言传播现象，倒不如说他在用自己的思想与观点捍卫着播音规范的严肃性、规律性和先进性。1998年1月，张颂出版了专著《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此书分别于2002年和2012年再版，书中更加系统地阐释了他对于新时期播音语言地位、性质、养成和发展方向的认知和体会。此书采取驳论的方式集中澄清了人们对广播电视播音理论方面的一些误解和偏见，辩证地剖析了播音语言的内核及其适应本土文化、诠释主流话语的功能性和典范性。面对着日新月异的广播电视体制和节目样态创新，目睹了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的传播形态的巨大变化，他依旧保持着自己的研究视角和逻辑起点，他认为“播音主持艺术是我国广播电视传播形成的特色之一、优势之一，我们应该珍惜它、提升它”[18]，他也恪守“德才兼备，声形俱佳”[19]是播音主持专业不可逾越的人才规格这一准则。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可将这一切看作是一代知名学者在特定语境、情境、心境中形成的学术品格和学术理想。
二、以吴郁为代表的媒介话语视角
从吴郁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其采用的是媒介话语的研究视角，即结合广播电视媒介语境，根据节目样态发展的需要，进而论述主持人话语策略与传播效果的实证研究。她在教学、科研中经常从个体案例出发，对具体话语文本进行分析和解读。以《当代广播电视播音主持（第二版）》为例，为了满足表述观点的需要，文中共列举了129档广播电视栏目、79位优秀节目主持人的若干期典型节目，既包括央视、央广等主流媒体，也包括凤凰卫视和CNN、CBS等境外媒体；既有获得“金话筒”奖的知名主持人，也有广受大众认可的新锐主持人。书稿涉及新闻、访谈、娱乐、社交、真人秀等多种节目样态。书稿立足在媒介发展、节目样态基础上来分析主持人话语传播的策略与内容，说理清楚、逻辑严谨、深入浅出，坚持从一线实践出发，体现出“主持语言因媒介而生”的特征，这与吴郁在20世纪90年代参与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制园地》、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京城人家》的主持工作，且参与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多个奖项和比赛的评奖以及受业界之邀承担节目听评工作有关，这些都使她对主持人节目和节目主持人有了更切身的体验，也使她的研究成果总能呈现出鲜活的内在质地。媒介话语的视角不是一味地“被动追赶”，而是借助实践的经验和规律充实播音主持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多年来，我对主持人节目及主持人的研究，邓小平同志强调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我的精神支柱和指导思想，第一线的实践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20]。媒介话语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吴郁理论研究的视域，她在立足播音主持创作基础理论的同时，却不固守原有优势领域，尝试借鉴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心理学、语言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专业理论来回应主持人节目与节目主持人发展进程中的新问题，而这些新问题单就中国播音学传统理论而言是难以充分解决的。
三、以万里为代表的职业口语视角
从万里的研究论文和编著的教材内容可以发现，她在自身从事了多年广播播音工作的基础上，将播音员基本功训练方法与应用语言学范畴中口语表达的学科特点紧密结合，并从教师职业素养中口语表达能力的实际运用出发，以职业口语应用的视角进行探索和创新，形成了自成一体的研究和书写的框架结构。万里是个有心人，她确实是将自己对播音工作的无限热忱转化到了语言应用的领域中。1983年，时任黄骅市文教局副局长的万里对当地一所重点中学进行了实地调查，结果是：52名任课教师中，教学效果好、受到学生欢迎的老师只有20名，其中口语表达能力强或较强的有18名，其余2名则属一般；至于教学能力低，被学生厌倦的却有12名，其中口语表达能力差的就有9名。[21]这次深入教学一线的实际调研结果不容乐观，口语表达能力是否过硬成为影响教师教学、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这让万里意识到对教师进行口语表达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激发了她克服困难、顶着压力、再度学习的潜能，开始了其在教师口语应用方面的理论钻研和学术思考。在后来一段较长时间的教学、研究过程中，万里着重在其成果中说明和解决了五点问题：一是明确了口头语言（口语）不等同于日常说话（自然语言），二者虽然同处于应用语言学的范畴，但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尤其是教师的课堂教学语言表达应凸显准确、规范、简明、生动、连贯等特点。二是“口语课”不能简单等同于“普通话”，普通话是教师口语训练的基础，但是不能包含口语课程内容的全部范围和内容。三是明确了口语课的研究范围，应包括思维、情感、遣词、造句、气息、共鸣、发音、听知、辨析、理解等多个环节，教师口语是掌握运用语言的一整套技能。四是强调了掌握正确发声、共鸣方式等有声语言表达基本功的重要性，“教师如同播音员、演员、曲艺工作者等一样，其发音能力应持久而又富有艺术魅力”。[22]五是要将朗读训练作为提高教师口语表达能力的重要手段，“朗读可以锻炼人们的思维能力，并可以起到丰富、积累词汇作用和驾驭有声语言表达的能力”。[23]从中不难看出，万里将播音语言以及其他艺术门类有声语言训练的方法和理论有机融合到教师口语体系中，并借鉴应用语言学的相关基础理论，对教师口语的基本概念、范畴、规律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清晰和准确的梳理，为教师口语成为一门学科奠定了科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