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节目对播音员群体身份确立的微观影响
广播节目作为广播媒体呈现样态的核心要素，以及作为播音员群体赖以生存的微观传播语境，在新中国十七年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变化。在发展和变化的背后，则是广播从业者从懵懂到成熟，逐步探索和实践的过程。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绝大多数进入各大城市的广播工作者都是没有业务准备和工作经验的，很多广播电台是以办报的方式进行播出运转，一方面内容枯燥、稿件缺乏、工作打不开局面，另一方面不知如何组织群众收听，对听众需求估计不足，貌似应有尽有的节目形式却不符合广播传播的特点。为了改变这一“热情投入的闭门造车”状况，广播从业人员在全国广播工作会议精神的指引下分两个阶段走路：第一步是1956年之前，广播节目的类型框架和结构基本成型，第二步是从1957年开始，按照全国第四次广播工作会议的要求，确保节目质量、力求百花齐放，逐步实现了从粗放摸索办节目到突出重点和特色精办节目的转变。
一、发挥广播优势，办好新闻和文艺节目
1956年，全国第四次广播工作会议召开，在总结前一阶段的工作经验、统一认识后，会议重点研究了广播宣传如何改进的问题，并强调要在熟悉和掌握广播特点的基础上，发挥声音、速度和群众性的优势，并对办好新闻和文艺节目提出了具体要求：一是要改进新闻报道，做到又多又快又好，做到真实、生动、有趣味和有立场。二是要扩大节目取材范围，并加强与群众的联系，要从政治上和生活上关心人民。三是要在广播中展开批评，以教育人民和做好工作。四是要根据广播特点对待“百家争鸣”，在广播中开展有领导的自由讨论，培养听众对学术问题的兴趣。五是要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有领导地办好文艺广播，提倡在播音上要有不同风格。六是要让听众听到数量更多、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思想艺术水平更高的精办节目。全国各级广播电台纷纷响应号召，并贯彻落实相关要求。中央台加强了《新闻和报纸摘要》《全国联播》等新闻节目，每天的新闻节目从1949年的4次增加到15次，且以音乐、文学、戏曲为内容的鉴赏性、知识性、娱乐性文艺广播节目不断增加；江苏电台到1957年三四月份，《新闻》节目采用报纸稿件占播出总数从70%左右降至40%左右；云南电台增加了新闻节目次数，丰富了文艺节目内容，将《农村俱乐部》《听众点播的文艺节目》《星期音乐会》等文艺节目作为重点节目来办，同时还加强了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域文化特点节目的采录工作。这一时期在新闻和文艺节目得到重视后，播音员群体在新闻播音和文艺作品演播的能力上也不断加强锻炼和提升，有的播音员在《新闻和报纸摘要》《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等重要权威且公信力强的新闻节目中形成了清晰准确、字正腔圆、铿锵有力、朴实真挚、爱憎分明的新闻播音风格；有的播音员则在以广播剧、小说演播、电影剪辑旁白配音为代表的文艺节目的播音中形成了情感丰沛、节奏鲜明、对象感强的语言表达与塑造风格，这一时期涌现出了齐越、夏青、林田、林如、潘婕、费寄平、关山、陈淳等在新闻播音、通讯播音、评论播音、文艺播音等方面崭露头角的播音员群体，由他们创作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烈火金刚》《创业史》《雷锋的故事》《红旗谱》《林海雪原》等作品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社会反响，为广播新闻播音与文艺播音树立了典范。
二、精办品牌节目，凸显各自亮点和特色
这一时期，在广播品牌节目的创建方面，各台也有自己的做法和经验。中央台注意对节目内容精选精编，集中精力办好《新闻和首都报纸摘要》《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国际时事》《科学常识》《在祖国各地》《广播剧院》《文艺信箱》《星期演讲会》《少年儿童节目》和《小喇叭》十大品牌节目，并注重根据听众的需要来安排设置节目；1961年，在政治氛围相对比较宽松的情况下，上海台副总编辑邹凡扬和编辑汪韵策划并在《对农村广播》节目中推出了一个人情味比较浓的固定子栏目《阿富根谈生产（家常）》，以谈生产为主，也涉及邻里关系、婆媳关系、生活小常识，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在郊区听众中影响广泛。而沪语播音员万仰祖和钱英菲，就是广播里的第一代“阿富根”和“小妹”，他们用对话的方式针对农村群众思想的倾向性问题，摆事实、讲道理，还善于运用歇后语，体现了方言播音在地域性广播中的传播价值；武汉台的《家庭主妇》节目，设有《武汉妇女》《方大姐说时事》等栏目；湖南台开办的既有本地特色又具有知识性的品牌节目《祖国的湖南》，主要是赞颂该省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新人新事和新成就，也介绍本省的山水风光、名胜古迹和地方特产；北京台《对中学生时事广播》节目拥有二三十万中学生听众，准时收听该节目也成为各中学的固定文化活动。应该说，各级电台自办的品牌栏目是广播从业者创新传播理念的结果，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广播媒体之间的差异化，使广播节目带有鲜明的本地特色和地域特征。从节目名称不难发现，大多数品牌栏目在收听对象、内容定位和话语表达方式上也都具有鲜明的特点，这些基于广播节目层面的革新，既具有时代意义，也符合广播媒体传播的发展规律，值得肯定。由此可见，在不同类型的品牌节目中，如果播音员能够体会并实际应用符合内容和对象要求的播音样态进行信息传递和听觉塑造，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了播音创作业务的发展和繁荣。
三、技术决定样态，广播节目采用“直播”
与当下广播电视以及新媒体的直播大有不同，在新中国十七年时期，因广播技术发展的局限，节目采用直播的方式进行大众传播看起来是有些“不得已而为之”。上海台播音员夏志平在回忆1949年接管国民党上海电台后第一次播音情景时谈道，“我当晚的第二项任务是播出三个公告，这三个文件在丹阳时就已拿到，这些天一直在反复阅读和领会，但困难的是当时只能直播，在一个新的环境里，在这样重要的时刻，面对千千万万听众，要做到一字不差把三个文件全部顺利播出，还是没有完全把握。播出时，只有靠自信和沉着镇静了。这天晚上，我反复播出这三个公告，没有出现过一次差错，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8]准确无误是当时播音员工作的绝对标准和原则，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直播成为促进播音员业务水平提升的重要因素。播音员的工作强度与工作压力由此可见，尤其是限于当时的通信技术，广播还承担着电报的功能，《记录新闻》就是其中的典型节目形态，承担此项工作的播音员身心压力不言而喻。齐越认为直播是播音员的基本功，播音员应该能够准确、鲜明、生动地完成直播节目。在直播成为工作常态的年代，它迫使新中国十七年时期播音员群体掌握了直播本领，后来有了录音手段，为了保证节目的准确无误，广播电台陆续将专题节目和新闻节目录音播出，这在准确性和规范性上有了进一步保障，能够满足播音创作中精益求精、打造精品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可以大幅度降低播音员群体的播出心理压力，但齐越等又根据当时部分播音员因录播而产生的松懈状态提出要将“录音当直播”，目的就是促使播音员保持直播时因压力而产生创作动力的传播状态。直播与录播，一方面体现出传媒技术变革给传播样态带来的变化，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媒体从业者在不同媒介技术发展阶段所呈现出来的不同传播行为方式与文化适应能力。在早期广播实践中，广播只能直播，出现了录播技术手段后，人民广播全部改为“录播”，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播音员群体限于当时的政治生态、媒体发展环境、自身业务实际水平，并没有从深层次理解“直播”与“录播”的传播价值和意义，但是这一群体主动找到了因技术而产生的创作和传播效果差异，并提出了相关对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播音员群体对播音业务掌握的熟练及理性认知的深刻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