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音员群体的来源、结构和组织管理
新中国十七年时期，我国人民广播的播音员队伍随着广播事业的发展不断壮大，边补充、边培养，边学习、边实践，来源通道广开门路，组织管理日臻完善，结构特征日趋显现，从“星星之火”到可持续发展，为广播宣传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人力保障和智力支持。
一、播音员的“五部分”来源
1949年后，我国人民广播的发展需要大量播音员，且对播音员质量和水平有了更高的要求。从这一时期播音员队伍的来源看，主要有五部分：一是解放区广播时期延续使用的播音员，如齐越、丁一岚、孟启予等，这些延用播音员由于其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播音实践经验丰富，起到了业务引领和示范的作用，他们在革命精神、政治立场坚定等层面也起到了传承作用；二是组织内部推荐的播音员，例如费寄平就是北京解放不久由中共北京市委城工部推荐使用的，也因为其自身条件优秀，被顺利录用，并在后来的人民广播和苏联华语广播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社会招考的播音员，例如葛兰就是当时看到了《人民日报》的招聘启事后报名，并通过笔试和面试进入到人民广播工作的；四是专业培养的播音员，例如60年代初，徐曼、铁城、雅坤、虹云、丁然、赵培、金峰等就是从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广播培训班招考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这也是新中国第一批经过专业培养的播音员。此外，北京广播学院1963年开始招收新闻（中文播音）专业的学生，1965年这批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全国各地电台；五是电台内部转岗的播音员，例如方明就是在当时台内播音员紧缺的情况下，通过考核从录音员转岗至播音员岗位的。随着这五部分播音员分阶段充实到人民广播电台中，我国的人民广播事业得以顺利开展。
二、播音员群体的基本结构特征
（一）播音员年龄结构体现出年轻化的特点
据新中国十七年时期广播的有关资料记载，生于1919年的孟启予是当时从事播音工作的人员中年龄最大的，但也只有30岁，其他如丁一岚生于1921年、新中国成立时28岁，钱家楣生于1927年、新中国成立时22岁，齐越生于1922年、新中国成立时27岁，其他这一时期参加工作的播音员也都是在20岁左右，像林如、虹云等参加播音工作时只有17岁。整体年轻化的年龄结构是这一历史时期播音员群体的显著特征之一，这也反映了人民广播初创期的发展基础，确实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队伍建设过程。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界定，45周岁以前为青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16—45岁界定为青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将15—34岁界定为青年，显然这一历史时期的播音员群体均处于青年时期。那么这一群体就具有了青年的三大特征：一是生理特征，其作为生物个体的各种发展与成长的特点，无论是体格的发育还是身体器官的成熟，或是性的成熟，都呈现出明显的特点；二是心理特征，青年具有的心理特征最集中地体现在其作为人格个体的各种 “矛盾的、危机的、双重的”方面，从心理学家描述青年心理特征时所用的 “心理断乳”“第二次诞生”等语言中可见，青年具有既充满幻想、充满激情，又有些脱离现实、充满矛盾的特点；三是社会特征，青年的社会特征集中体现在他们作为社会的新成员，作为社会中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新生力量，特别是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的继承者所具有的新的社会角色上。[9]在新中国十七年时期广播发展进程中，青年的社会学特征在播音实践中有所反映，青年人这一社会角色的过渡时期与作为党媒的人民广播初始发展阶段所处政治生态环境相互叠加带来的心理适应困难是不言而喻的，有的年轻播音员出现了坐到播音台前就精神紧张、情绪不稳定的情况。当然，也正是这样一批青年群体克服了高强度的播音体能需求（据葛兰回忆，当时因为承担《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每天需要凌晨两点半起床，三点半到电台开始工作）和广播直播的播音心理压力，用特有的创作激情和工作热情创造性地开展播音工作，值得肯定。
（二）女性播音员数量仍然占多数
据目前查证的资料显示，新中国十七年时期人民广播播音员群体中，女播音员占有绝对比重，这延续了解放区广播时期播音员性别比例的基本特征。这一时期的女性播音员群体与民国时期女性播音员在职业形象上有本质区别。一方面从这一时期女性播音员的业务实践特点来看，她们摒弃了民国时期过于柔美、无力的表述风格，而呈现状态积极、大气端庄、健康向上的语言样貌，这与其承担党的新闻舆论引导功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另一方面，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这一时期的女性播音员表现出与同期其他行业的职业女性相似的形象面貌——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女性形象，这与民国时期对女性播音员进行“娱乐明星”的过度塑造有着明显差异，“播音员朱美玲就被誉为报告皇后，‘口齿伶俐，娓娓动听’，‘红遍整个播音圈’，‘拥有大量听众’，而在中央电台主持儿童节目的播音员刘俊英，因嗓音圆润甜美而深受听众欢迎，被称赞为‘南京夜莺’”，[10]这种对于女性播音员形象的表述在对新中国十七年时期女性播音员群体的评价中并未呈现。
（三）绝大多数播音员来自北方地区
从新中国十七年时期人民广播播音员群体的基本资料中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绝大多数的播音员来自我国北方地区，这与解放区广播时期的特点保持基本一致，主要是因为北方地区的国语（普通话）水平较接近当时广播播音工作的要求，当时还有不少北方地区的播音员来到南方新建立的广播电台从事播音工作，这在客观上为我国人民广播事业的队伍建设和播音工作的标准统一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组织管理为“单位制”与“师徒关系”的结合
在新中国十七年时期，我国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这种社会主义的再分配体制集中体现为“单位制”的组织形态，即基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组织，它是国家进行社会控制、资源分配和社会整合的组织形式，承担着诸如政治控制、专业分工和生活保障等多种功能，呈现为城市社会中的党和政府机构、国有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单位。因此，这一时期的播音员由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代表的广播事业单位管理，并进一步细化为接受所在广播电台的播音部（组）进行科层化的人事管理，“1954年，又一批播音员调来中央台。中央台播音组学习苏联经验，对组织结构及其职能做了调整。设艺术指导，由齐越担任；成立了播音员委员会，成员有齐越、夏青、林田、潘婕、李冰，具体负责播出、培训和考核，领导全组业务工作。下设对内播音组，组长：徐恒，副组长：马尔芳、吴景玉；对外播音组，组长：姚琪，副组长：费寄平、陆茜，领导全组业务工作”。[11]中央台播音组于1963年改为播音部，成为处级建制，这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解决了这一时期播音员群体的职业化问题。
与此同时，由于当时播音员工作的特殊性，在这一群体内部自然形成了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完成业务学习和实操的“师徒关系”。方明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道，“齐越、夏青给我讲过课，林田、潘捷、费寄平、葛兰、陆茜、王欢、林如都带过我，葛兰老师带我很长时间。是这些老同志一字一句把我带起来的，是播音部在政治上、思想上、业务上，包括生活上培养了我。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冬天，齐越老师看我感冒了还穿这么少，把自己的毛裤脱下来让我穿上。有三句话我永远记得：齐越讲，要玩真的，真情实感。夏青讲，要有切身感受，才能播好。林如说，要处理好句子，才能出意思，你给人传达的是意思，不是这些句子，不是这些字”。[12]师徒关系的确立，增加了“单位制”管理模式之外的情感勾连与精神传承，这种“口传心授”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软化了“单位制”相对刻板的工作关系，从客观上使得播音部（组）的组织凝聚力得到增强。这一时期播音员群体在传播实践中将师徒伦理关系的一对一、面对面、手把手、心贴心的“传帮带”模式的优越性体现了出来，并一直沿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所有播音员新入台，台里都会指派经验丰富的老播音员对他们进行专职培养，从专业知识到思想品行进行长达半年或半年以上的专业思想教育，这一做法使中央台播音主持人才备出，“老中青”三代的人才队伍体系得以稳固。前文中提及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2016年实行的“导师制”正是对这一时期建立的“师徒关系”这一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此外，在管理模式上，还有一些做法需要说明。20世纪60年代初，徐曼、铁城、雅坤、虹云等年轻播音员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齐越在他们中间建立了青年队，铁城作为队长，徐曼为副队长，由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并且开展业务学习，互相交流思想，同时还指定了专人负责对这些年轻播音员的思想、业务及生活进行指导。这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人民广播播音员群体创新性的做法，它拓展了“单位制”和“师徒关系”的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用这种“朋辈教育”的方式鼓舞了年轻播音员的工作热情，有助于他们业务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