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对播音员群体身份确立的宏观影响
1949—1966年，即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的十七年时间，在我国文学领域，此阶段的文学被称为“新中国十七年”时期文学，新中国十七年时期文学在文艺思想路线上继承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传统。杨东平在《新中国“十七年教育”的基本特征》中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将教育作为巩固新政权、贯彻新的意识形态的工具，通过对知识文化系统的控制与改造，培养造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1]而与此相类似的是，新中国十七年时期的广播发展也是继承和发扬了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为代表的解放区广播的优良传统，一大批优秀的播音员在齐越、孟启予、丁一岚等解放区老播音员带领下，在十七年时期的社会变革、经济发展和政治运动的洗礼中为广播事业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其中既包含业务实践层面，更包括精神传承层面。广播与文学一样，都是在时代背景中进行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效途径，而广播较之文学而言，更有其独具的传播广泛性和影响力，在当时也被称为“最强大的宣传工具”。
一、社会经济发展带动广播发展
1949年至1966年，是新中国快速建设的阶段。党中央根据国家的现状提出了“三年恢复，十年建设”的战略规划。这一时期是以国家发展建设为重点，主流话语也是以“建设”为核心，虽然经历了反“右”倾斗争扩大化和“大跃进”的错误，但总体来说国民经济是在曲折中不断摸索、不断前进。
1949年至1952年是国民经济恢复阶段，这一时期主要是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为中心。到1952年底，我国工业和农业产出创造了历史新高，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建设的任务，为下一阶段的计划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3年至1957年是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主要任务有以下两点：一是集中主要力量开展工业化建设，二是加快对各个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至1957年底，国民经济迅速增长，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在此期间虽然发生了反“右”倾斗争扩大化等错误，但由于坚持了发展这一核心要务，同时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国家仍然取得了显著的建设成就，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1958年至1960年是“大跃进”运动时期。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工业和农业生产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中央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低估了国家建设的艰巨性，盲目发展、急于求成，产生了“左”倾思想，这种冒进给我国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虽然仍在坚持建设，但却偏离了客观经济规律，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1961年到1965的五年，对于我国来说是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由于之前“左”倾思想严重，鉴于“大跃进”的失误，中共中央在1961年1月的八届九中全会上，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即将实行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主席号召中国共产党一切从实际出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大跃进”的“左”倾错误。
在这一总体上以“大干快上”为特质的历史时期，一方面，在全国上下聚精会神建设、生产的背景下，广播作为当时重要的宣传舆论工具，起到了氛围营造、统一思想的传播效果。从史料中可以看到，在这一时期的广播节目中，聚焦工农业生产的内容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播音员群体经常深入到厂矿企业、农村体验生活，并与一线生产者座谈、交流，把切身体会带入节目内容的传播过程中，增加了播音创作的时代感、时效性、真实性，当时社会上以“建设”为核心的主流话语在广播节目和播音创作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讲，新中国十七年时期的广播和播音员队伍是在“建设”话语中发展和壮大的。另一方面，新中国十七年时期是新中国建立后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阶段，社会生活中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和体会是“国家形象”一个层面，而广播媒体通过节目内容和播音员的传播实践建构起来的则是另一个层面的“国家形象”，这一形象将社会生产、进步和人民群众统一的思想紧密融为了一体，广播中的“国家形象”成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输出的重要表现，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这一时期，播音员播出的《鞍山无缝钢管厂建成》《长春第一汽车厂动工兴建》《跑在时间前面的人——王崇伦》等一系列关注国家建设成绩和反映生产中先进人物的新闻报道，感人至深，催人奋进。
二、播音员群体在政治运动中的思想改造
新中国十七年时期间，我国开展了一系列有重大历史影响和广泛社会覆盖面的政治运动，诸如“三反”运动、整风反右、三面红旗、反修防修、四清运动，等等，特别是在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历史条件下，由于片面地理解和执行广播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出现了广播跟着政治运动转，政治运动冲击广播，把广播功能单一化、僵硬化、模式化的情况。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注意让播音员群体参与到政治运动中，要求其在思想改造中接受社会教育，坚定政治立场，提高思想觉悟。在政治运动中，有一部分播音员直接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或受到错误的批判，也有的因政治问题被调离播音岗位。
在政治运动中，这一时期的播音员群体在思想认识上尽可能纯化自己，从现实的播音实践出发努力端正自己的政治倾向，播音创作与思想改造同步进行。林田、夏青曾经在《做一个红透专深的广播员》一文中这样写道，“一年来的整风，对每个播音员都是一次巨大的考验和教育。去年五月右派分子向播音阵地猖狂进攻，他们恶毒地攻击党的领导，反对播音员必须进行思想改造，反对按政治标准来用人。他们说，播音不应该有政治感情，不要进行思想改造，否则就会妨碍艺术创造。我们要问一问这些右派分子：他们在广播党报社论时为什么表现得那样‘软弱无力’，而播送右派向党进攻的言论却‘津津有味，努力播好’。难道这不是反党的‘政治感情’吗”？[2]对思想改造、政治标准、政治感情等的强调说明以林田、夏青为代表的播音员群体对于当时整风运动中坚持政治第一性问题的认可和肯定，而这也直接作用于他们的播音工作与具体创作过程。
与此同时，播音员通过整风运动进一步理清了播音工作的特殊地位和传播定位。例如，“在整风中，对脱离政治的倾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产阶级新闻观点也展开了无情的斗争。有些播音员过分地强调播音工作的艺术性，脱离政治，把政治放在第二位，甚至和政治对立起来。有的人竟主张播音员应采取纯客观的态度进行广播；有些播音员追求个人名利，把工作分成三六九等，争播自己能出名的节目；有的播音员把工作简单地当成把文字变为声音的技术性工作。所有这些错误思想都受到了批判。每一个播音员都应当拔白旗，猛烧歪风邪气，在播音阵地上插上鲜艳的红旗”。[3]这段文字说明播音员在对播音工作技术性、政治性与艺术性问题、播音创作中的态度立场与感情基调问题、播音工作与社会知名度问题等已产生了初步的思考，播音员的思想改造从政治层面转入职业发展层面，渐趋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