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音范式的“四大要素”
按照前述的内涵界定，构成播音范式的四大要素分别为播音员群体的价值信仰、创作方法、播音范例（模式）、传播价值。由于社会和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新中国十七年时期播音员群体在播音范式上呈现出整体趋同的发展态势，因此在研究中，对播音员群体取其“最大公约数”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强。
一、价值信仰的统一性
价值信仰包括两个方面，即播音员群体“党的喉舌”的价值观和坚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治信仰，这在新中国十七年时期的人民广播发展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它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对人民广播播音员群体的客观要求。《梅益局长一九五五年在全国播音业务学习会上的讲话（摘要）》强调了播音工作首先要有一定的思想水平和充分的思想修养，[3]播音员要通过改造思想、端正立场、钻研政策为播音工作打下坚实基础，并提出播音员思想改造是需要过程的，不能一蹴而就，要真正实现“内化于心”的效果，进而对播音效果产生正向的主导作用。现在看来，播音员群体的价值信仰取向主要是解决了作为传播主体“为谁发声”的问题。
此外，坚持播音贴近群众、深入群众、依靠群众也是这一时期播音员群体价值信仰的又一特征。“为了使自己的播音更加符合群众的需要，按照党的指示，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老老实实当一个小学生。深入实际向工农群众学习，给播音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可是在刚开始这样做的时候，还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这是我们无产阶级播音员应有的本色。”[4]当时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重大，以1965年为例，全国人口为72 538万人，其中农村人口为59 493万人，占比82.02%。[5]因此对农广播成为当时人民广播重要的节目样态，一些播音员也认识到了深入农民听众的重要性，“了解农民的思想情况，深刻体会农民感情，话才能说到农民心里去。这就要经常深入实际，向群众学习，征求意见，经常保持和农民的联系”。[6]这和毛泽东当时提出的“努力宣传，说服群众，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做一切动员工作”是吻合的。[7]改革开放后，“三贴近”和“走转改”等新闻媒体行动也是这一传统的延续。
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庞勒认为，现代生活逐渐以群体的聚合为特征。在《乌合之众》中他就指出，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中，他的个性便淹没了，群体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这一点在这一时期播音员群体的价值信仰上有所体现。1961年，广播事业局出版的《播音工作经验汇辑》收录了时任中央台播音组组长林田的文章——《永远听党的话，做红透专深的播音员》《要做又红又专的播音员》，分别是其在1960年6月全国文教群英会、1958年11月第二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的发言，她讲道：“全组同志，更深刻地认识到：广播，是党在思想战线上的战斗堡垒，播音员是党的宣传员，必须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态度鲜明，感情饱满，准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认识到政治是播音的灵魂，没有政治就谈不上播音艺术。经过历次运动的教育，全组同志思想觉悟大大提高，大家更加热爱播音工作，增强了政治责任心，迫切要求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求深入实际向工农学习，改造思想，钻研业务，继承和发扬人民播音员艰苦朴素、严肃认真的战斗作风，更好地为政治、为生产、为工农兵服务。”[8]
林田在发言中两次提及“全组”，即这种思想认知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中央台播音组群体内部的统一认识，可以看出在当时的社会发展背景下，塑造统一的价值观和信仰追求成为传播群体的一大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其内部“组织传播”的客观存在：组织内传播的首要目标就是实现组织内成员的融合、价值的趋同，促使组织成员形成一种集体身份归属感，创造一种统一的价值观，从而使其认识到如何最有效地协同工作，也有学者称之为组织内的“同化现象”。作为文化共同体，这一时期的播音员群体的思想认知是一种群体认同，可以引申为一种责任意识，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里也是客观存在的，“按儒家之见，作为主体，自我不仅以个体的方式存在，而且总是群体中的一员，并承担着相应的社会责任。他固然应当‘独善其身’，但更应‘兼济天下’。在成己而成人、修己以安人等主张中，已内在地蕴含了这一要求”[9]。
二、创作方法的创造性
新中国“十七年”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宣传工作十分重视，随着人民广播的不断发展，党对播音员的业务要求也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这一时期的播音员群体在创作方法上充分体现了传承借鉴、系统学习、科学掌握、探索实践的思路和原则，将零碎的实践技巧总结为日臻完善的适用于广播媒介的有声语言传播规律，将个体的传播感受系统化为体现共性的实践依据，真正实现了从无到有、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它是一个边实践边体会、边学习边总结、边调整边提升的能动过程。
（一）借鉴其他语言艺术的训练方法
在播音员群体的早期播音实践中，他们向其他语言艺术学习，借鉴其发声、吐字方法来帮助完善播音创作。1954年7月，齐越赴苏联学习，回国后他将苏联播音工作经验进行了传达，并在实践中大量借鉴了斯坦尼斯拉夫的理论体系。1955年3月，“全国播音业务学习会”召开，邀请了一些著名演员作专题报告，并邀请了著名耳鼻喉科专家徐荫祥、歌唱家张权为播音员讲授嗓音锻炼和保护的内容。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北京大学林焘讲汉语语音，请中央戏剧学院的专业教师讲发声，请电影演员讲表演技巧。1956年，齐越和崔玉陵还翻译了苏联功勋演员符·阿克肖诺夫的著作《朗诵艺术》，内容包括呼吸方式、发声吐字、重音停顿、语调、节奏、创作想象、内心视像、内在语以及创作交流等。这些其他语言艺术的训练方法成为这一时期播音员群体开阔视野、拓宽思路，带着问题学习的重要成果，为播音创作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语用手段。
（二）强化标准普通话的学习
使用标准的普通话一直是这一时期播音员群体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它是一个得到高度重视、循序渐进的过程。一开始是纠正字音。例如，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时期，有位女播音员就把“大栅栏”错读成“dà zhà lán”，而正确的读音应为“dà shí lán”。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了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要求全国的播音员都必须接受普通话的训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当时还聘请了北京大学的语言学家为播音员讲授现代汉语的语音特点、拼音字母、元音和辅音、声调、音节的构造、轻声和儿化、语调、现代汉语标准音的语音系统等知识播音员对语音问题的学习显现出科学化和系统化的特征。在建立语音标准的同时，还对吐字归音的规范性问题作出了进一步要求，如当时在广播中经常出现“尖音”的问题，因此正音成为当时播音员群体强化普通话语音学习的一个主要内容。这一时期，许多方言很重的播音员将规范普通话语音当作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来对待，他们通过翻字典、请教同行等，勤学苦练，取得了一定进步。
（三）把握播音创作的技巧
首先强调准确、鲜明、生动传达稿件思想内容的基本原则：要求播音员正确理解和表达稿件的观点和政策精神，准确找到稿件的逻辑重音和逻辑顿歇，要参透对稿件提出的论点，富有感情和丰富的想象力。其次强调“一切从稿件的内容出发”，弄清“播音三要素”（是什么？为什么？对谁说？），要根据稿件的中心思想划分层次，尤其是要明确宣传的目的性，用平等、平易、平视对待听众。最后，在准备稿件过程中，可以使用符号标记（小停顿、大停顿、主要重音、次要重音、重要句子、不要间断、加快语速、放慢语速）来帮助记忆。这些内容为改革开放后播音创作基础理论的成型奠定了基础。
（四）掌握新闻播音的创作规律
新闻节目是新中国十七年时期广播的重要节目类型，所占播出比重逐步增加。以中央台为例，《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新闻和报纸摘要》《国际时事》等节目相继设置，1960年11月7日，中央台的新闻节目增加到22次，达到顶峰。此后，由于国家陷入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和国民经济的调整，中央台的新闻节目减少至13次，1965年11月8日又增加至18次。由于日播新闻数量和质量都有相应要求，新闻播音的创作在这一时期成为播音员群体进行规律摸索和业务实践的重点。这一时期的新闻播音主要包括消息、通讯、社论等体裁，要求播音员在处理稿件时，一是要注意绝对准确、抓住政策性和思想性、态度要鲜明、政治感情要饱满、注重新鲜感和生动性等基本要求；二是要注重逻辑重音、长句子的处理、播音语气处理等语言处理问题；三是要注意男女对播时的声音协调、状态一致的配合问题。
三、播音范例的典型性
新中国十七年时期，新闻播音、通讯播音、评论播音一直是播音员创作的主要内容，它是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做好广播舆论宣传的重要支撑。这一时期播音员群体的创作可用二十个字来概括：强调准确、思想先行、立场坚定、情绪饱满、刚劲有力。以中央台齐越、夏青、潘婕、林田、费寄平、林如、葛兰，北京台恒山、刘露、章然，天津台关山、鲁元，上海台陈醇为代表的播音员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播音范例，涌现了《谁是最可爱的人》《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九评》等一批载入史册、影响深远的播音作品。齐越气势磅礴、豪放洒脱的“朗诵式”播音，夏青端庄严谨、铿锵隽永的“宣读式”播音，林田清新流畅、娓娓动听的“讲解式”播音以及费寄平宽松和蔼、亲切爽快的“谈话式”播音是这一时期具有典型意义的播音样式，也正是这些具有典型性的播音范例，将前文中提及的创作方法转化为生动具体的有机整体。[10]这一时期播音员群体中的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代表作品不仅在广大听众中有较为广泛的影响力，更是为播音员、主持人后续事业的发展树立了业务范本。
（一）新中国十七年时期：播音“四式”，标本示范
1.齐越的朗诵式播音
齐越，原名齐斌濡，生于黑龙江满洲里，河北高阳人，毕业于西北大学外文系，1946年10月参加革命，先后在人民日报社和新华总社担任编辑。1947年8月，齐越从新华总社语言广播部编辑组调至播音组工作，后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从事播音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组（部）任播音员、播音组组长、播音艺术指导、播音部副主任等职务。1975年，调至北京广播学院从事播音教学工作。1978年成为我国第一位播音学教授，培养了硕士研究生——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敬一丹、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付程教授、国家语委普通话测试专家姚喜双等，1991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待遇。代表作有《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开国大典实况播音》《谁是最可爱的人》《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在彭总身边》《巍巍昆仑》等。
齐越的播音特点在于情感充沛，这在人物通讯的播音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他主张播音要动真情，要将自己的真情实感融入播音作品中。例如，齐越在抗美援朝时期创作了引发社会强烈反响的魏巍的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在起始声音平缓、娓娓道来的映衬下，在播送志愿军战士在松骨峰战斗中和敌人殊死搏斗的情节时，便显现出情绪激昂的播音状态，形成了和之前感情处理的巨大反差，很多听众听后都感觉身临其境。齐越所擅长的“朗诵式”播音就是从这些具有时代感的代表作中呈现出来的：字音清晰、情绪饱满、气势磅礴。此外，齐越的播音与时俱进，表达精准，他参加了审判“四人帮”大会，承担了宣读证词工作。在直播方面，齐越参加了20世纪80年代初军事联合演习的现场直播解说工作。
2.夏青的“宣读式”播音
夏青，原名耿绍光，黑龙江呼兰人，1948年入东北大学（今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并参加革命，1950年5月从国家新闻总署主办的北京新闻学校第一期毕业后，分配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播音员。1986年被评聘为全国首批播音指导，1991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待遇。夏青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播音艺术家。在四十多年的播音生涯中，夏青成功播出了大量党和政府的重要文件、公报、文告、声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要新闻政论、社论、新闻消息，以及古典文学作品等，代表作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毛泽东逝世讣告）》《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等，形成了“宣读式”的播音风格。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夏青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文，保证了一个字不错，电台的实况转播让6亿中国人民通过他的声音见证了庄严的历史时刻，那一年他27岁，刚刚参加播音工作4年。后来郭沫若同志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三分文章七分读”。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召开后，我国和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解上产生分歧，于是分别在各自的媒体上展开论战，从1963年9月6日起，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陆续发表了驳斥苏共公开信的九篇文章，也就是人们熟知的“九评”。当时周恩来总理点名让夏青播音，那一年他36岁。应该说，在诸如此类的重要政治传播节点，夏青之所以能够圆满出色地完成任务，并因此形成了他在政论播音上的风格，原因就在于他对政治传播与语言表达逻辑的实践探索路径是准确的。据铁城回忆，“他说只有逻辑才有力量。如果一篇论文，一篇文章，它具有铁的逻辑，那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思想，是任何人都驳不倒的。不是说一般的信服，他把人给征服了”[11]。确实，正如夏青对政论播音中逻辑的理解，均可以在留存的声音资料中让听者产生同样的听觉感受：声音逻辑的背后是思维的逻辑，而且创造性地用心理顿歇取代书面文字的标点停顿模式，听众对夏青的政论播音能够产生“接受期待”——听了上一句，就会等着下一句，这种规律性的把握与认识对后来新闻播音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此，林如曾经回忆说，“我很荣幸，那第七评是他带着我播的。我跟他在播音室里头，两个人一个话筒的时候，一个守着那闸，对手要是错了，或者是想修改了，当然是离闸近的那个人来扳一下闸了。我就坐在那个闸那儿，夏青播着播着，他就有一个大停顿，停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已经摸闸去了，我以为他要修改，我已经想给他关闸了，这时候他张嘴了，他接着说了。我当时就觉得他敢停那么长，然后出去放播的时候我坐那听，恰到好处。”[12]应该说，有声语言表达过硬的基本功，加上对文字稿件思想主旨、逻辑关系的清晰把握，成就了夏青政论播音的“力度”与“张力”。
3.费寄平的“谈话式”播音
费寄平，原名费淑英，满族，生于北京，曾就读于北京辅仁中学、燕京大学。1948年参加革命青年联盟，1949年初进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任播音员，1952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华语部，承担对华广播的播音工作，后担任华语播音组组长。1956年被莫斯科广播电台艺术委员会评为特级播音员，回国后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组对外组副组长。1957年再度赴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华语部从事播音工作，1959年回国。代表作有《电影录音剪辑》《阅读与欣赏》等。
费寄平对于“播音范式”的贡献在于其开创了“谈话式”播音的风格。这种播音方式具有较强的交流感，吸收了日常口语中亲切自然、灵活多变的话语特征，在吐字清晰、准确、规范的同时，还呈现出语言流畅平实、语句松紧变化大、字音灵动的音乐性特点。“谈话式”播音风格在当时的语境下显得独具一格：沉稳、大气、含蓄，让听众能够入耳入心，它对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播音主持工作影响深远，“谈话式”播音样态被广泛使用。这从侧面反映出费寄平对于播音规律和创作实践的深层次理解和合理化把握。
4.林田的“讲解式”播音
林田，原名翁斯英，祖籍福建省福州市，生于天津。1949年9月响应号召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随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1949年12月重庆解放后进入重庆（西南）广播电台任普通话和四川话播音员。1954年调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历任播音员、播音组长、播音部副主任、主任。1987年离休，担任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专业兼职教授。代表作有《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广播剧《三伏马天武》、配乐散文朗诵《第一片雪花》、专题节目《四川收租院》。
在播音范式的构成中，林田的“讲解式”播音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按照对女性播音员的传统标准来评价，林田并不具有先天的音质音色优势。她的音域不宽，音质不厚，但是她结合自己的特点，经过科学发声训练，将自己的中音区练得圆润自如，且吐字清晰饱满、气息稳健顺畅、转换自然无声。更为重要的是，林田在保证声音形式的同时，更为注重对稿件的理解和对逻辑的把握，并将自己理性冷静的性格特点融进对稿件的创作中，把对稿件深入准确的把握通过“讲解”的语态向听众层层推进和传送，这在其播送历史上著名的“九评”中的《分歧从何而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件》等稿件中均有较为充分的体现。
（二）新中国十七年时期后时期：文化传承，实践创新
1.铁城（1939—）
铁城，原名王铁城，吉林省珲春县人。1960年参加北京广播学院第一期播音员训练班，1961年2月分配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事播音工作，历任播音员、播音部副主任、主任，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其他主持《边疆万里行》，受到国家民委和广播电影电视部嘉奖，荣获先进个人称号。播音代表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
《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是1972年1月27—28日刊发在《人民日报》的长篇通讯，它生动描述了主人公王进喜为改变我国石油工业落后面貌而英勇奋战的事迹，展现出王进喜勇敢、无畏、高尚的革命情怀。这篇稿件方明、齐越也播送过，但是相较而言，铁城的播音创作与稿件内容和精神实质最为吻合，他的声音气势和创作特点也与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更为契合。在这部作品中，由铁城塑造的王进喜形象深入广大人民群众心中，在当时掀起了向先进模范人物学习的热潮。这部优秀播音作品的社会传播影响力再次证明了铁城作为齐越等老一辈播音员的后来者所呈现出的传播能力，值得肯定。
吴郁认为，铁城是一位特别用心、善于动脑筋的播音员，他能够汲取夏青和齐越各自的优点，然后再结合自身的特点进行播音创作。他善于总结，提出了可供新闻业务和教学第一线借鉴的规律性实践经验。
2.方明（1941—）
方明，本名崔明德，北京人。1956年10月进入中央广播事业局技术人员训练班无线电发射专业学习，1958年4月到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控制室录音科担任录音员工作。1960年4月，调至中央台播音组从事播音工作。1962年，被安排专门对台湾播音。1965年10月1日，方明成为第一个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游行转播的新中国年轻一代播音员。后任中央台播音部主任、播音指导，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其播音代表作有《重唱创业歌》《民族正气歌》《在大海中永生——邓小平同志骨灰撒放记》等。
方明的播音创作实践体现出三大特点：一是传承前辈播音员的经验，他曾经在接受访谈时说道：“播音老前辈齐越和一些老播音员都是我的老师。当初，他们不厌其烦地帮助我分析稿件的内容、风格和思想运动状态，启发和引导我走自己的路，给我压担子，创造锻炼的机会。”[13]二是将播音作为有声语言表达艺术进行“精耕细作”。他认为，播音员只有好的嗓音条件还不行，更重要的是要理解揣摩清楚播读稿件的内容、结构、层次、文采和风格，充分领会稿件的深厚内涵以及每一段落、层次的特点，还要控制、把握播音时的感情，达到声情并茂的效果。他曾经说过：“我的声音条件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宽厚、明快，但我追求的是能表达出稿件所具有的感情和结构特点。每篇稿子都有一个节奏美，每篇文章都有起伏转折，要找出语言本身所具有的旋律，把握好稿子的层次、重音、顿挫、节奏、语调。”[14]三是强调练好播音基本功尤其强调了语音规范的重要性。“方明指出，国家在12年前就颁布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但是目前对于有声语言的认识，在某些媒体中，特别是某些广播电视从业人员中，仍有不少忽视、轻视乃至蔑视有声语言的现象。”[15]在方明的建议下，2011年11月底举行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三届“十佳播音员主持人”的评选活动，在现场比赛中增加了汉语普通话的语音辨识抢答环节，这也是对播音员、主持人对字音这一基础问题长期不够重视的有益提醒。
从方明的播音创作观中不难发现其对播音创作基础环节的重视程度。的确，这也正是新中国十七年时期播音员群体播音范式的核心要义：一字一句，准确无误。而准确无误则又是从解放区广播时期“不能播错一个字”（毛泽东对播发《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的批示）的创作要求沿袭而来的文化品质。
3.常亮（1945—）
常亮，原名侯长生，1965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中文播音专业（大专班）。留校任教不久，被选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事播音工作。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兼职教授，其播音风格为声音清亮、吐字铿锵有力、穿透力强、明快流畅、富有活力等。在40年的播音生涯中，常亮长年担任《新闻和报纸摘要》《全国新闻联播》等重要新闻节目的主播，并多次担任国家重大政治活动的播音工作，如国庆20周年、35周年、40周年、50周年的大型庆祝活动的直播，1980年公审“四人帮”特别法庭的证词宣读任务，1982年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常亮和于芳搭档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四、传播价值的客观性
“播音员不仅向人民群众进行政治鼓动，传播最新的消息，动员他们热情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而且要传播文化科学知识并向听众介绍文艺节目，使他们能通过广播不断地提高文化水平，在紧张的劳动之后，得到很好的休息娱乐”，[16]这是当时中央台播音组在《播音员与播音工作》一文中对自身工作的定位和价值描述，现在看来它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播音员群体的工作现实情况。从传播学的视角看，新中国十七年时期人民广播播音员群体的传播价值更为多元，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在此本书借用美国学者詹姆斯·W.凯瑞的传播思想和理论加以分析和说明。在《传播研究的文化取向》一书中，凯瑞将传播的定义分为两类：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传递观源自地理和运输的隐喻，指的是为了达到控制的目的，把信号或讯息从一端传至另一端，这与传统传播学理论中的“5W”模式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而仪式观则是指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它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指共享信仰的表征。[17]
（一）传递观的视角
从传播学的传递观点看，这一时期人民广播播音员群体的传播价值主要体现在通过态度鲜明、立场坚定、感情充沛、清晰准确的播音创作实现了信息传达、政治动员、规范语言、树立榜样的作用。具体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清晰准确地传递政令、评论、新闻消息等基本信息，尤其是当时的广播技术还不够完善，在广播收音效果不甚理想的情况下，播音员运用自己铿锵有力、科学有效的有声语言表达方式让听众能够相对容易地接收信息。二是借助播音员群体态度鲜明的语言表达，较好地发挥了广播这一社会化媒体的政治动员、说服的作用，进而改变听众态度，达到意识形态灌输的作用。“人们用符号进行交际的时候，符号是形式，思想是内容，一个内容可以有不同的表达形式，在特定的语境下，应选取最佳的形式。为获取最佳的表达效果而对语言材料进行选择和加工就是修辞。所谓‘最佳的表达效果’，包括语言的准确性、可理解性和感染力，并且是符合传播主体的表达目的的，适合传播对象和场合的得体、适度、适宜的表达。”[18]而播音员群体的播音创作恰恰是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发展环境下，运用自己富有政治感染力的语言修辞手段对政治信息进行了加工和优化，他们既扮演好了作为党的宣传员的角色，又用自己的态度渲染使得信息更加“引人瞩目”，让社会成员的观念、态度和情感朝与预设目标相一致的方向改变。三是播音员群体发挥其自身优势，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普通话语音的示范和推广工作。“1955年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现代汉语规范学术会议指出，电台广播员是语言规范的宣传家，每天有无数的听众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向他们学习，他们在普通话的推广上，过去已经有很大的功劳，今后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推广普通话的情况下，他们将起更大的作用。”[19]
（二）仪式观的视角
“传播的仪式观把传播看作是创造、修改和转变一个共享文化的过程。”[20]按詹姆斯·W.凯瑞的观点，新闻已不再是信息，而是戏剧。从这一视角来看，这一时期的播音创作不再是运用有声语言进行信息发布，而是一种仪式开始的文化象征，广大听众的收听行为也转化为一种仪式化的传播行为参与。在当时广播作为大众能够普遍接受的单一电子媒介的收听热潮中，播音员群体因其职业特殊性站到了“戏剧舞台”的中央，从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传播的“主角”，受到了广大听众的追捧，听众、媒介、播音员之间形成了一种特定的“仪式”场域，这从当时留下的一些历史影像资料中可以找到原型：在工厂、农村，听众聚在一起收听收音机或者“大喇叭”。由此，其仪式的传播价值和传播效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改变了听众的时空概念。“传媒技术进入不同的文化区域，扩展了那里已经存在的独具特色的传统、价值观和生活风格”，[21]当时有听众就回忆说，听了广播播音员的声音和节目才标志着新一天的开始。这一时期的播音员群体为以家庭收听为接受习惯的听众以及户外用大喇叭聚集收听的群众建构了崭新的传授关系和交际联系。二是听众的情感与心理得到了满足。在一些回忆文章中显现出当时有相当数量的听众不在乎播音员播的是什么，而在乎的是他们的声音伴随，并由此形成情感依存和精神鞭策的作用——“以后我无数次地听他播新闻、通讯和长篇小说连播，从很多播音员的声音中一下就能辨认出他的声音，我的感情完全被他左右了，与他播的先进人物同喜同忧，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攫住我、鞭策我”[22]，类似于此的收听效果是当时的播音员群体没有预计和设置的，而是由听众自发形成的文化心理依赖现象，“约会”收听和对广播的忠诚度已然生成。三是播音员群体充满力量和政治倾向性的播音创作建构了传播仪式中的重要元素——强化或拥有共同信仰，此时播音员的声音传达的不是表面的声音形式，它是强烈的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象征，这客观上对当时的听众产生了信仰聚集统合的作用。四是作为全新媒介的传播形象，当时人民广播播音员群体一改国民党时期电台播音员柔美轻飘的风格，他们代表着新的社会形态下主流传播形态的文化品质与定位，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大众的审美感受。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这一时期播音员群体的传播价值得以呈现：无论从传递观的信息传达视角，还是从文化学的仪式观视角，新中国十七年时期播音员群体的播音创作实践均为行业后辈的业务发展树立了可供传承、借鉴、参照的样本，广播作为社会化媒体的功能在这一时期因播音员群体的有效传播得以强化：听众听到的是播音员群体的声音，这些声音传递的是党和国家的意图，确立的是主流媒体的功能，塑造的是新国家、新社会的形象，其深刻影响了广大受众的收听习惯和思想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