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区广播播音员工作呈现出党的战时宣传的工作特征

第二节 解放区广播播音员工作呈现出党的战时宣传的工作特征

解放区广播诞生于抗日战争中期,抗战胜利后,解放区广播又经历了解放战争时期的发展,随着战争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实力也在持续增强,从总体上看,解放区广播顺应了党的战时宣传的需要,与党报共同承担着党的政治宣传和军事宣传工作。那么,植根于解放区的播音员群体也自然具有了当时党的战时宣传工作特征,除却播音员播读的稿件外,播音员群体所表现出来的流动和不稳定性、对播音员工作的评价标准、播音员工作的应急性等均能较为有力地说明其从事的工作具有战时宣传特征。

一、播音员工作随战事发展具有流动性和不稳定性

纵观解放区广播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播音员群体的工作具有流动性和不稳定性:一种表现是部分播音员在从事一段时间播音工作后由于工作需要而调离并从事其他工作,例如,“1946年1月,刚从延安中学毕业的王恂被调到裴庄,成为延安电台的第一位男播音员。时间不长,他报名参军,到前线去了。这个时期,陆续调来了女播音员钱家楣、于一、杨慧琳、吴作贤”[20];再例如在解放区广播最早的四位女播音员中,从事播音工作时间最长的肖岩也只工作了两年多,后来她们均从事了与播音无关的其他工作。另一种表现是随着解放区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及接管电台的增加,部分有工作经验的播音员需要调动到新建电台工作,这在当时成为新建解放区广播电台人力资源补给的重要手段。例如,“3月25日,发射台、发电机、定向天线全部完成测试。编播人员试播了全国性广播稿,邯郸台抽调于韵琴和蓝林,加上从《人民日报》调来的胡迦陵(后到)担任‘陕北台’播音员,领导上要求她们达到陕北电台的播音水平,包括播音感情、语气都要和陕北台相似”[21]

二、对播音员工作的评价标准凸显“敌我对峙”

在解放区广播播音员播音业务中,对规范性和准确性的要求史料中有记载,而对播音员工作的评价标准在史料记载中并不多见,那么,怎样的播音工作才是被肯定和认可的呢?史料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坚持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密切关注着新华社和陕北电台的工作。1947年5月间,他们在安塞县王家湾村用干电池收音机收听了陕北电台的广播,播音员正在报道蟠龙大捷和祝捷大会的消息、评论,毛泽东称赞:‘这个女同志好厉害,骂起敌人来义正词严,讲到我们的胜利很能鼓舞人心,真是憎爱分明,这样的播音员要多培养几个。’第二天,远在涉县的陕北电台收到党中央从陕北发来的嘉奖电报,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努力做好广播工作。”[22]从这段史料中不难看出,当时评价播音员工作水平高低的标准集中在播音的传播效果上,义正词严、鼓舞人心、爱憎分明等都是对战时播音员工作评价的关键要点,凸显出明显的“敌我对峙”,播音员要为战争宣传服务,这应该是当时党对播音员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对播音员工作的政治宣传要求凸显准确性

“今天我们抽出播音以外的时间开会,总结了最近时期的工作。会上,同志们认为前些天我播的中央指示没有播错一个字,较好地完成了任务。这是中共中央关于1948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全文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全文3300字。播出前相当紧张,拿到文件只有一小时的准备时间,编辑部主任温济泽同志指定我播,并在稿件前注明:‘毛主席指示:此文件不要播错一个字’。我当时几乎动员了全部的意志和力量进行准备,就文件的精神和具体播法跟同志们交换意见,在一小时内做了所能做的一切,但心里总是有点嘀咕,怕达不到毛主席的要求。在进播音室的前5分钟,同志们提醒我说:‘不要怕,你已经准备好了,你不会播错的! 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内容上!要有坚决完成党的任务的信心!’”[23]温济泽当晚听了播出情况后,在收听记录中说:“今天齐越播指示,声音清楚,没有错一个字,很好!”[24]“组长孟启予同志的发言给我很大启发,她说:‘播音第一位的是准确,理解要准确,表达要准确。’”[25]从毛泽东的政治指示“此文件不要播错一个字”,到同事们的工作勉励“你不会播错的”,再到编辑部主任的评价“没有错一个字,很好”,包括播音组长谈及播音感受时对“准确”的强调,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在解放区广播战时宣传背景下对于信息传播准确性的“第一要求”,这应该也是当时评价播音员最重要的标准。

四、播音员工作在战时状态下的应急突发性

笔者在查阅相关史料时还发现这样一则记载,“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当局无理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待命’,不许向敌伪收缴枪支,同时依靠美国军队的海陆空运输,向解放区大规模调兵遣将,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在这紧急时刻,党中央要求三局尽快恢复口语广播。九分队的同志们抓紧时间,检修机器,很快开始试播。当时还没有调来播音员,就由机务员临时上阵,广播了朱德总司令给解放区各武装部队的命令,要他们向敌伪发出通牒,限期缴械投降,还广播了朱总司令给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命令,让他下令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8月13日和16日,又广播了朱总司令答复蒋介石诬蔑八路军、新四军正当行动的电报和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揭露蒋介石正在挑动内战。不久,李慕琳、孟启予来到盐店子,担任播音员。9月11日,延安电台正式恢复广播”。[26]从文中可以看到,紧要关头机务员可以临时被选拔充当播音员,随后再迅速调入播音员开展工作。战时宣传是解放区广播的重要任务之一,至于播音业务层面可以因为应急暂时搁置,播音工作首先应服从党的战时应急宣传工作的需要。

再如,“这件消息刚刚播完,电话铃又响了,电话里传来了急切的声音:‘不要结束! 还要播解放济南的消息!’但是已经晚了,喇叭里已经道了‘晚安’!电话里传出:‘总编辑决定:不要关机器,加播‘号外’!快传!’‘女声男声轮播,多播几遍!’我和孟大姐拿起传来的稿子跑到播音室,这时距离结束播音不过相差一分钟,收音机里又传出振奋人心的消息:‘陕北新华广播电台XNCR! 各位听众:人民解放军今天下午5点钟全部解放济南,守敌全部歼灭,无一漏网,战果正在清查中!’这个‘号外’,接连播了7 遍。”[27]这段史料再次说明当时播音工作的突发性和应急性,也体现出播音工作作为宣传工具在战时宣传工作中的实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