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音员群体话语转型发展的背景

改革开放时期的广播发展可以用“改正、改变、改观”三个关键词来形容，首先是改正了“文革”时期将广播作为反革命政治集团舆论宣传工具的错误定位，使之重新回归党和人民的政治立场；其次是改变了“高音喇叭”“扩音器”居高临下、刻板僵化、政治挂帅的传播形态，使之重新回归关注民生、顺应民意、赢得民心的群众视角；最后是人民广播的整体传播风貌和舆论宣传效果得到切实改观，这也是建立在“改正”“改变”基础之上的必然结果，我国新时期的广播媒体发展逐步走上了既彰显中国特色又逐渐融入全球化的正轨。

一、改革开放的社会生态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进入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或者说是历史转折期。经过“文革”十年的动荡，社会生产力水平亟待提升，面对我国当时特有的国情，需要调动国际、国内的有效资源和手段来全面协调生产关系，合理解决人民大众的生活需求与生产力发展滞后的矛盾问题。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潮主要是围绕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展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曲折和失误。^[1]不难看出，对于“伤痕和反思”和对“改革开放”之变的集体期待是这一阶段社会生态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主动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局面，各行各业将精力聚焦到社会经济发展中来，无论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放松对文化艺术领域的创作限制，都是在不同层面解放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而作为党的宣传工具的人民广播以及从业人员也浸润在思想解放、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的主流话语环境中，自然会呈现出一些规律性的发展和变化。

二、广播媒体的顺势发展

正如赵玉明在《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中所说，“由于我国地方大、人口多，广播事业起点低、底子薄，加上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干扰破坏，广播电视在事业规模、技术设施和覆盖指标等方面都无法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2]这正是当时广播媒体面临的现实困境。为了顺应时代的变革与社会转型的需求，广播媒体抓住“拨乱反正”以及展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有利契机，顺势而为：一方面，在对广播的硬件设备投入上，国家在财政仍有困难的情况下积极发展和建设卫星广播系统，从技术上解决了广播覆盖问题。1982年底，全国共有广播电台118座，广播人口覆盖率从1980年底的53%提高至64.1%，增幅较为明显。另一方面，广播媒体坚持“自己走路”，着力在广播队伍建设、业务水平提升、传播手段更新、节目样态创新等方面下功夫。既根据当时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及政策确定自身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又充分发挥广播媒体特有的传播优势。从实际效果看，坚持“自己走路”的办台策略，激发了当时广播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广播媒体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的发展与繁荣让广播业务工作者在“文革”后重新找准了自己的职业目标和价值取向，这也为广播后续的快速发展打下了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