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人物及理论成果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是中国特有的学科门类，该学科的缘起、发展和繁荣与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语境、媒介文化观念等因素密不可分”，[5]它先有实践后有专业，先有专业后有学科，而从实践到专业、从专业到学科的发展则主要依靠新中国十七年时期的播音员群体。这一群体在实践中总结，在总结中归纳，向其他学科旁征博引，向本专业领域内部纵深挖潜，最终让“中国播音学”有了自己的学科归属和专业话语权。其中，齐越、夏青等老一辈播音员的勤于思考，徐恒、张颂、万里、吴郁转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学术创造，都为这一“口耳之学”登入学术大雅之堂向前扎实地迈进了一大步。限于文章篇幅和研究的需要，本书从中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四位，从其文化阅历、专业素养、价值信仰谈起，阐释他们的学术探寻之路，并说明其特有的理论贡献。
一、徐恒：让播音艺术语言音声科学化
徐恒，毕业于南开大学，据原天津台播音员、现天津师范大学播音系主任贾宁回忆，“徐恒在南开大学的朗诵是极其有名的，在每次学生运动的集会上，就是一名热情奔放的革命行动的鼓动者”。[6]1960年徐恒调入中央台播音部工作，“日后，徐恒成为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的开创者之一并首创播音语音学，也是天津播音人的骄傲”。[7]到北京广播学院任教后，徐恒承担了语音发声方面的课程，1985年出版了《播音发声学》，正是这本体量不算大的个人专著，真正实现了播音艺术语言的音声科学化，让“口耳之学”的口传心授真正转化为科学规律和训练方法，她将播音员的声音要求归纳为“准确规范，清晰流畅；圆润集中，朴实明朗；刚柔并济，虚实结合；色彩丰富，变化自如”。[8]按照实践规律，她将发音和吐字作为播音发声学的重点内容进行论述，着重训练播音的基本功，包括气息（呼吸）控制、喉部发音（声带）控制、共鸣控制，吐字——口腔控制。并将吐字发声的感受总结为：“气息下沉，喉部放松；不僵不挤，声音贯通；字音轻弹，如珠如流；气随情动，声随情走”。[9]书中还将一些涉及语音学、心理学、人体解剖学、物理声学等学科的专业术语与播音发声学有机结合，用翔实的数据和示意图将问题进一步解释清楚、到位，从理论体系构架和写作规范上使播音发声进入到科学理论的层面，并将其推而广之。徐恒作为中国播音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她用自己严谨的治学态度将多年的播音实践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这是一项艰巨的研究任务，更是一项在借鉴其他学科的基础上具有一定原创意义和价值的研究成果，它为中国播音学传统学派的建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张颂：构建了中国播音学学科体系
张颂，作为中国播音学的集大成者，主编了《中国播音学》，著有《播音基础创作》《朗读美学》《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播音主持艺术论》等，其在播音主持专业学科领域内的地位非同一般。“张颂教授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执教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被评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他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如火如荼的十七年时期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事播音工作，他是动荡‘文革’岁月的亲历者，又见证了中国新时期以来广播电视传媒摧枯拉朽的时代风云。在他的批评文字中，饱藏着厚重的历史感，人文学者的扎实积淀又锻造了他行云流水的生动文风。更为重要的是，在他的批评观中，昂扬着知识分子悲天悯人的精神品性，他不甘于在泥沙俱下的时代漩涡中沉沦，以知识分子固有的执着与热情向消费大潮宣战……正是在他的带动下，经典播音学被搭建成形，语言传播精英观念作为固有文化传统在我国主流媒体细水长流，常澈常新，随着时代的推进不断焕发出崭新的生命活力。”[10]青年学者战迪对张颂播音主持批评家的角色定位进行了较高的价值评价，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专业本源上看，在张颂的论著中，可以感受到其中文的学术功底与对播音语言的认知浑然一体，其观点和论证表述不同于一般新闻传播学的学术语言，更加凸显汉语言文学的生动具体、引经据典、人文情怀，他对于播音主持的热爱溢于言表，对专业规范的坚守义正词严，对后辈成就的期待直抒胸臆，这些均在其论著中显现；从研究成果上看，他就播音主持工作者对经典播音学的继承发展、播音主持语用规范、有声语言传播原则、理论研究规范等问题都有着自己的“一家之言”和“一定之规”。“1982年1月，张颂发表《研究播音理论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一文，文章构筑了播音理论研究的框架，并由此拉开了播音学研究全面发展的序幕。1983年，张颂出版了专著《朗读学》，内容涉及朗读规律、具体感受、态度情感、目的对象、朗读状态以及停连、重音、语气、节奏等朗读技巧，并对文字语言转换为有声语言创作的基本要求、基本流程、基本规律进行了总结。此书立足于朗读的独特性，进行了建立学科体系的理论探索，构筑了播音创作基础理论的基本框架，成为中国播音学学科建设的前奏。”[11]进入20世纪90年代，张颂独著的《播音创作基础》《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语言传播文论》相继出版；进入新世纪，他又出版了50万字的专著《播音主持艺术论》。
在《播音主持艺术论》的序言中，他曾经写道：“我自己，不过是个‘符号’而已。2007年9月，我竟然获得了国家级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实在自惭形秽，只有愧领。不过，它代表了我们这个学科，我们这个教学，心里确实感到自惭形秽，只有愧领。不过，它代表了我们这个学科，我们这个教学，心里确实感到了温暖！这个符号究竟不是虚拟的！但是，前路漫漫，难道真的可以解脱、可以松弛了吗？‘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一日三遗矢。’我仍要坚持自己的座右铭‘尽人力，听天命’……”[12]可见，播音实践、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已然融汇到了他的人生经历与感悟之中，他对于中国播音学体系建立的卓越贡献与社会给予他在学科领域内的美誉度、权威性相辅相成。
三、吴郁：将节目主持理论系统化
吴郁是新中国十七年时期播音员群体中相对年轻的一位代表人物，她生于1945年5月，1965年7月作为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中文播音专业第一届毕业生分配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任播音员，“文革”开始后坚持播音工作至1971年4月，后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兵第7师、第50师任政治部干事，1979年11月，转业回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从事教学工作，后被评为教授、硕士生导师，2009年退休。从教后，吴郁主要从事播音基础、节目主持艺术的教学与研究，主编《播音学简明教程》《主持人思维与语言能力训练路径》，著有《当代广播电视播音主持》《主持人的语言艺术》《电视节目主持人综合素质研究》《谈话的魅力》等。对于节目主持理论的探究是吴郁理论研究的主要方向，从1993年开始，她相继发表了《热线谈话与主持人素质》《主持人即兴口语特点探讨》《主持人语言个性的层面分析》《听听白岩松要对我们说什么——评〈面对面〉中的白岩松》等文章。进入21世纪以来，她又相继发表了《主编主播制：形式变革之后的观念更新——关于北京电视台〈晚间新闻报道〉的几点思考》《21世纪主持人的新标高》《“说新闻”口语、方言词汇运用对风格的影响》等论文，实时关注了广播电视节目主持领域一些阶段性的新问题、新现象，提出了新概念、新思想、新论断，这一方面使得广播电视节目主持理论更加系统化，另一方面也将中国播音学理论的框架结构进行了学术视域的拓展和研究范畴的延伸。
对于吴郁学术成果代表作的意义和价值，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刘习良曾在吴郁代表性著作《主持人的语言艺术》的序言中这样评价，“近年来，出版了不少有关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的书籍。其中一部分是节目主持人撰写的个人经历和从业体会；一部分是记者编辑对著名主持人的介绍；还有一部分是理论工作者关于节目主持人的通论式的著作。这三类书籍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用处，都拥有或多或少的读者。但是，专门论述节目主持人语言艺术的专著还是不多见的。而语言艺术恰恰是研究节目主持人本体的关键所在。撒渔网，要‘提纲’；抓上衣，要‘挈领’。吴郁老师抓住了要害，她这本著作不说是为节目主持人语言艺术研究填补了空白吧，也是为这个领域增添了一本有分量的专著。”[13]这本专著因其学术分量和把握主持人语言艺术的关键之所在，获得了2000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
在《主持人的语言艺术》的后记中，吴郁写道：“一般来说，作为研究生导师，尤其是新兴学科方向的导师，有责任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以专著的形式奉献给学生和社会，然而我却每每望而却步。这源于我常有的不自信，我把理论专著看得很神圣，生怕自己力有未逮累及所论经不起实践的检验而误人子弟，于是‘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就老老实实地做个案研究，成熟一篇写一篇……面对众说纷纭的主持人，我心里堆得满满的，出于责任，更为了发自生命追求的那份热爱，总觉得不吐不快！终于也向自己提出挑战，跨越我为自己设立的那个‘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的‘雷池’——写专著。”[14]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专业培养的第一批播音员，作为从广播一线转型为学者的代表，作为新兴学科方向的研究生导师，吴郁遵循着“奉献”“老老实实”“责任”“生命追求的热爱”的研究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在自己近55岁的年纪完成了一本近50万字且在学科专业领域堪称经典的力作，确实值得后辈尊重和钦佩。
四、万里：开拓教师口语应用领域
万里，原名万书玲，1927年11月生，河北涿州人，先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中国大学哲教系，1949年2月进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参加革命工作，任播音员。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立后，她经过考核进台工作，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代主力播音员，先后承担了当时中央台最重要的两档直播新闻栏目《全国新闻联播》《各地报纸摘要》的播音工作，参加了抗美援朝、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等重大事件的新闻播音报道工作。1951年，夏青从北京新闻学校毕业分配至中央台做播音员，万里负责给夏青做播音示范。她同齐越、丁一岚、夏青、葛兰等播音员一起，为新中国的播音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齐越曾在文章中这样评价万里，“她的文化素质较高，到中央台后，很快掌握了播音业务及技能技巧。她的声音有着女声独具的特色，庄重亲切。她的播音当时在听众中有一定影响，很快成为播音组的主力。”[15]1956年，万里还被授予中央广播事业局新中国第一批“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荣誉称号。
后因1957年夏中央台“反右”政治风暴万里被错划成“右派”，下放至距离河北沧州城十多公里的姜庄子村，从此万里便离开了挚爱的播音员岗位。1984年，万里辞去了黄骅市政协副主席的职务，赴沧州师范学院（原沧州师专）任教，57岁这年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创业”，1993年被评为教授。从教期间，万里结合自身在播音口语表达方面的专业特长，结合当时我国师范类学生对口语表达实际应用能力的需求，在全国高等师范教育系统率先创办“汉语口语表达”课，并作为专家组主要成员主持制定了“全国教师口语课程标准”。先后发表了《口语教学初探》《浅谈口语教学》《汉语口语应自建理论自成体系》《思维与口语表达的关系》等研究论文，并主编了全国高师、中师、幼师三套《教师口语》全国通用教材和三套《教师口语训练手册》。由于其在开拓汉语口语应用领域的杰出成就，万里于1993年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诗刊》原副主编的邵燕祥曾与万里一同“下放”，他在《一个女播音员的命运》序言中这样写道：“我甚至为她（万里）庆幸，她在右派问题解决之后，没有实现多年来‘回到话筒前’的梦想，‘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如果她调回中央台，不过是多了一位老播音员，而我们或将因此而失去了或推迟了应用语言学方面这一新兴学科的建立。在万里这一开创性贡献中，寄托了她对广播播音魂牵梦绕的深厚感情，汇聚了她十年播音实践的生动经验。”[16]与此同时，万里在从教后还发挥自己在播音方面的优势，培养了一批广播电视播音主持人才，原中央电视台戏剧戏曲频道节目主持人白燕升就曾在《追忆恩师万里》一文中回忆了从1986年开始其受万里专业和业务指导的过程，以及师生之间交往的情深谊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