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音员群体在主持人节目中转型

改革开放后，我国广播节目进入全面恢复和创作繁荣的历史阶段，一方面广播新闻节目、社教节目和文艺专题节目等得到恢复，广播新闻节目凸显出“短、快、特、优”的特点，广播社教节目内容广泛、紧贴实际，广播文艺节目类型多样、娱乐大众。尤其是广播评论节目的设立，使得广播在改革与创新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广播节目内容体量增加，兼容性强。以中央台为例，“为满足听众花较少时间获取较多信息、知识和娱乐的愿望，增办了《午间半小时》和《今晚八点半》两个综合性节目。前者融新闻性、知识性、服务性为一体，后者融欣赏性、知识性、娱乐性为一体”。^[3]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广播电台主持人节目逐步兴起，并推广开来，表面上看这是一种节目样态的外形变化，深层次上看则是广播节目生产和话语方式的传播创新，而这一变革的重要标志就是“主持人”在节目中深度植入和相对固定下来，并逐渐成为节目传递信息和聚合受众的重要载体。新中国十七年时期的播音员群体也亲历并参与其中，其中不乏成功转型为主持人并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播音员。

一、主持人节目的兴起

1981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推出的《空中之友》节目是全国第一个采用主持人形式的广播节目，在广播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此后，从中央台到地方台，广播主持人节目不断涌现，它主要呈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由主持人独立完成采编播等工作流程，可谓主持人与节目深度融合。它要求主持人在策划、采访、编辑、主持、制作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能力和水平，例如1981年4月广东电台创办的《大众信箱》。另一种类型的主持人节目是编辑、记者和主持人合作，编辑、记者按照谈话交流的口语要求进行稿件撰写，由主持人根据稿件内容进行近似于交际口语和即兴口语的“拟态主持”。有的节目主持人也适度参加少量采编工作，但是基本上只是对文字稿件进行语言加工。如当时中央台的《午间半小时》《今晚八点半》和《空中之友》等栏目都属于此类型。

“主持人节目问世后，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效应，于是各地电台、电视台大有一哄而起的势头。一些专题节目，从稿件到播音明明同以前没有什么变化，也轻率地冠以主持人节目的名称。有些新闻节目播报完毕后，也来一句‘是由谁谁谁主持的’。甚至连一般性的广告节目，两位播音员也要申明由他们主持。这种现象波及到文艺演出和各种联欢会、颁奖会，报幕员和司仪也统统改称主持人。虽然存在着不少滥竽充数、名不副实的主持人和主持人节目，但仍没有淹没那些真正的节目主持人和主持人节目的光彩。”^[4]现在看来，主持人和主持人节目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引起了较大反响，大多数广播媒体积极立新求变，试图先从外在表现形式上凸显“变化”，但是囿于当时的实践和传媒发展水平，广播从业者对于主持人和主持人节目传播实质的理解认知还存在欠缺，有心“改革”却不知何为改革之根本，试图“开放”却未能真正以开放的视野进行节目革新。

二、播音员群体的转型

毋庸置疑，主持人节目是广播媒体顺应改革开放的实践创新，而谁来担任节目中的新传播者——主持人呢？恰恰又是新中国十七年时期的播音员群体担任了这一重要角色。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例，20世纪80年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相继推出了名牌栏目《空中之友》《午间半小时》《今晚八点半》，1961年进台工作的三位播音员徐曼、虹云、雅坤分别担任了节目主持人。从播音员转型为主持人，节目的定位和涉及的内容要求她们转变语态，以平等、亲和、亲切的“唠家常”方式与听众交流，对于这些已经习惯了传统播音工作，且年龄都在40多岁的播音员而言，这不是一蹴而就的。雅坤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经过了几个月的适应和揣摩才逐渐进入“角色”，为了更加准确自然、带有新鲜感地传递节目内容，她还参与节目采编。徐曼为了让台湾听众接受自己的主持风格，分别让自己的母亲、丈夫、女儿扮演不同年龄阶段的听众给她的节目提建议。转型之难，一是难在要转变传统广播节目的思维方式——从对单一内容的把握到对复杂信息的摄取；二是难在要转变“我播你听”的话语方式——从说教灌输到平等对话；三是难在要转变播音员的工作方式——从单纯的有声语言创作到参与节目的策划、采访、编辑等环节；四是难在从有稿播音到部分内容无稿播音——在创作空间内加强即兴话语表达和交流的能力。而要实现成功转型，以上难点必须同时突破，因为难点之间又是相互作用、互有勾连。事实证明，经过不懈努力和执着追求，她们所主持的节目在社会上均引起了强烈反响。例如《今晚八点半》开播半年，听众来信突破6万封，开播第二年听众来信达到27万封，这些都与主持人在节目中的出色表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