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话语的研究语境及阶段性成果
新中国十七年时期的播音员群体经历了多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他们在播音主持实践领域精耕细作的同时，还经历了政治风波、人生曲折与磨砺，这些都加深了他们对所从事工作的切身体会与理解。他们的观点多是源自于自身的丰富实践，他们勤于积累、善于思考、肯于学习，与时代发展同步，与广播电视媒介变革同步。从研究方式看，他们的研究往往是从点滴工作感受、某一个节目变化、某一类传播现象生发出来的，以点带面，逐步形成对体系和规律的认识和构建。因为他们身份的特殊性，所以他们自觉地担负起了播音主持专业与学科发展的必要准备工作——理论研究。实事求是地讲，对于一个年轻的专业领域而言，这是具有相当难度的，面对“万丈高楼平地起”的学科研究基础，他们以这一代人特有的文化底蕴、社会阅历、精神品质担负起了“建设”的责任。在新中国十七年时期“凸显政治与国家意志”的社会语境下，他们的研究更多地呈现出理论研究与政治要求高度的统一性；在改革开放时期“注重反思与实践革新”的社会语境下，他们的研究更多地呈现出理论研究与业务实践的重合性；在新世纪以来“彰显个性与颠覆传统”的社会语境下，他们的研究更多地呈现出理论研究对传播主体的批判性。
一、新中国十七年时期
新中国十七年时期的社会语境直接影响着播音员群体的实践，围绕构建“新中国国家形象”“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等政治倾向，当时的播音员没有更多的创作选择。他们当时也撰写了一些关于实践探索的文章，以1961年8月出版的《播音工作经验汇辑》为例，共刊载了23篇文章，篇幅不长，大都在两千字以内，文章的标题多以“永远听党的话”“做又红又专的播音员”“政治是播音工作的灵魂”“政治挂帅，播音工作大跃进”等呈现，即便是夏青撰写的《广播员的读音问题》一文，也是以毛泽东语录“……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夫不可”作为文章的导语，政治倾向性在当时播音员群体的研究中普遍存在。当然，这一时期也理清了一些问题，比如播音工作的党性原则、群众路线等，由中央台播音组集体讨论、夏青执笔完成的《克服报告新闻的八股腔》提出了要“正确认识广播新闻的特点和要求”，虽然观点尚不够清晰，但从理清创作关系的角度说还是往前推进了一步。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与政治要求具有统一性，政治属性成为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
二、改革开放时期
“文革”结束后，广播播音实践逐渐步入正轨，回到正常的语调上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主持人节目和节目主持人的兴起让广播媒体焕发出活力。这期间，以“反思与革新”为核心的价值讨论和实践模式在社会上广泛推开，新中国十七年时期播音员群体在这一阶段也有相应的理论研究成果，且更加深刻和系统。其中，80年代初期中央台夏青的《新闻播音刍议》、费寄平的《我对改变播音腔的一些想法》、北京广播学院齐越的《播音创作漫谈》、张颂的《浅谈播音情、声、气的关系》《研究播音理论是一项紧迫的任务》等文章对播音有声语言创作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科学梳理和归纳，还有对一些广播播音业务新发展进行思考的研究文章，如葛兰在《真听、真问、真交流——播访问对话的点滴体会》中，就曾经谈到其在中央台《学习》节目中担任“访问对话”的播音工作，因为节目形式创新，节目还在摸索尝试阶段，她也是一边体会、一边实践，并总结了三点经验：“录音前，对主讲人讲话的内容，主题、重点、层次，心中要有数。提问时，要恰到好处，从听众着想，符合听众心理。录音时，要为主讲人铺路，当好配角，要真听，真问，真交流。”[1]20世纪90年代，北京广播学院的张颂相继推出了《语言传播杂记》若干篇，吴郁相继撰写了《当前新闻播音的传统与创新问题》《热线谈话与主持人素质》等文章，对广播电视播音主持的新业务、新问题进行了案例分析和观点阐述。与此同时，应业界实践和人才培养的需要，徐恒独著的《播音发声学》、张颂独著的《播音创作基础》、吴郁主编的《播音学简明教程》等专业教材也相继问世，这些成果集纳整合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进行了相对科学的系统化，为张颂主编的《中国播音学》的出版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与业务实践具有鲜明的重合性，业界出现什么问题、有什么新发展，研究者就会敏锐地捕捉并进行研讨。由于身份的转换，徐恒、陆茜、马尔芳、张颂、吴郁等作为新中国十七年时期播音员群体中的代表，实现了从电台播音员到大学教师的转变，他们将参加实践的优势与教师的科研工作职责紧密结合，逐渐在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学术阵地，对我国播音主持人才培养和理论研究工作起到了重大作用。
三、21世纪以来
21世纪以来，以互联网技术发展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成为定义时代的最关键因素，信息方式的改变彻底改变着人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大众传播方式也已然被裹挟在这场信息化浪潮中。巧合的是，吴郁在《主持人的语言艺术》中，将主持人节目的传播特色总结为“个性化、人格化、人际化、互动性”。[2]这一观点的提出在1999年，恰逢新世纪，确实也如她所说，主持人节目和节目主持人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呈现出“去中心化”、崇尚个性化表达，甚至是颠覆了传统的有声语言传播模式等特点，这其中有一批优秀的播音员、主持人顺应了新变化、新要求，他们已然进入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中，例如吴郁这一时期的论著《当代广播电视播音主持》就较为全面地展现了这一时期播音主持领域中的优秀代表和典型案例，并进行了深入分析，下文对此将予以详细阐释。当然，诸如弱化播音主持传播基本规范和标准的错误导向也作为反面例证呈现在研究者的论述中，如雅坤在《安全播出高于天》一文中提到，“有一次，有位主持人拿起听众来信的信封就读，先读了一个地名，接着说了一句，‘下面这是什么字啊？’连这个话都播出去了。他该问谁呢？只要认真准备了，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这样的工作状态，播音员主持人不出问题是偶然的，出问题是必然的”。[3]很显然，“安全播出”的准确无误对于雅坤这一代播音员而言是扎根思想深处的传播定律，是他们传承了几十年的优秀传统，在以个性与颠覆为主流的播音主持语境中，雅坤提出这一问题，代表的是新中国十七年时期播音员群体的传播价值观，她还在文中进一步强调了“主持人身份定位”的理论观点——“当然现在形势发生变化了，主持人的职权范围比过去的播音员要大得多，但是有一点是永远不变的，那就是你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的性质不能变。”[4]显然，新中国十七年时期播音员群体在这一阶段的理论研究对播音员、主持人传播现象的辩证批判性更强，也更为理性和客观，体现出理论研究对传播主体的批判性。这一阶段，由于新中国十七年时期播音员群体大多已离开工作岗位，且已逐渐进入老年，所以研究论著不足。张颂、吴郁二位由于从事专业教学、比赛评奖、行业培训等，能有较有分量的理论研究成果产出，且社会影响较大，下文会对此做详细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