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从姜亮夫先生
王：考完研究生就直接到杭州大学攻读了？
崔：1964年8月20号，我离开曲阜，到杭州来了。我一个人往杭州跑，其他同学都分配工作走了，我算比较晚的。报到那天，三轮车师傅带着我在校园里转，刚刚是中午吃饭呢，办公室没人，遇到了郭在贻，我不认识啊，一讲话就说你是哪里的、哪里人，说起来，我的父亲跟他的伯父早年有交往，算是世交呢。
1986年与郭在贻先生合影
老郭告诉我，姜先生感冒了，要过一个星期左右才能去见他。那一年姜先生63岁，我是23岁，刚好相差40岁。过了一个星期以后，我就到姜先生家里。一进门，他不在客厅里，左边一个小房间，师母领我走进去，姜先生就坐在床沿上，挂着蚊帐，那个地板上啊，都摞着书。我送上一本《曲阜名胜古迹》，姜先生很喜欢，他说你从曲阜来，孔府、孔庙，礼器一定很多，我不能作答，那年代搞阶级斗争啊，孔庙、孔府都不开放。姜先生重视文物、礼器、考古，视历史和语言为民族的大本大根。他担心我语言学尤其是音韵学功力，我说古今语音都在变化，有规律可循。他叫我举例子，我想起来在上海餐馆里吃饭，服务员说“八角（guo）”，我明白是八角（jiao），有古音。上海话里保存着古音成分。先生释然。接下来问到我在曲阜读书的情况。我跟他说，有位曾徵老师，五十多岁，是您的学生。姜先生思索片刻，说有这个人，曾徵，在河南大学的时候。师母插话：“亮夫教过的老学生可多呢！”姜先生接着说：“我看你写的论文，你是个读书的人，这次我们研究室录取的五个同学中，你年龄最小，身体最好，要好好读书。”我向先生告辞，只见他拿出两张卡片，很大的两张，要我把谈话要点写在这上面还给他。幸亏没走神，否则就不及格了。至于理解是否到位，悟性几何，先生自有判断，会因材施教的。
1979年与姜亮夫先生合影
王：这也像考试一样的。
崔：哎，考核无所不在！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印象深刻，终生难忘。
王：读研以后，姜先生给你们开课吗？
崔：九月初，上面来了通知，省政协委员开会，姜先生早有准备，把《战国策》，是民国年间排印姚宏那个本子，交给我，还有一刀毛边纸，要我再去借一本顾观光的《国策编年》，把这本书一段一段地剪开，按照编年的顺序剪贴。
1989年与姜亮夫先生合影
王：等于把《战国策》重新编一遍？
崔：编年顾观光已经做了，我就着他的成果，做一本《编年战国策》。
王：把《战国策》的材料重新编年。
崔：对。我弄了好多天。不做不知道，一做还有好多麻烦，有一些地方顾观光不太明确的，还有一些很小的东西，不知道往哪里放，还得要核对许多文献。弄了有二十来天，装订成四大本。
王：这个对您帮助很大吗？
崔：帮助很大。因为《战国策》里许多内容，我以前没有看过的，内容很多。顾观光弄那个《编年》，也花了好大功夫。每一篇都有标题，历史先后的这种顺序，你做两遍之后，脑子里也会留下底子的，到用的时候，会跳出来的。通过做这个事呢，先生想教我研究古典文学，研究先秦文献，得抓两个东西：一个是语言，还有一个是历史。历史要下大功夫。姜先生说，他在古史和近代史上下的功夫，比其他方面都多。
王：那么后来他上课吗？
崔：老师讲授的第一门课程是《声韵训诂章句大义》，从“古无轻唇音”起头。早期人类嘴唇厚，牙齿长，唇齿音很难发的。直到唐代，“非敷奉微”才开始从“帮滂并明”（重唇）分化出来，尚未最终确立，《广韵》目之为“类隔”。类隔问题的实质是历史音变。一个字有两种以上的读法，具体到每个音发生在何时，现在无法确定。三个音，两个音，不一定有了证明，有些是根据理论推出来的，例如“非”（bei、hei、fei）等。中古时期，民族大融合，语音相互吸收，音素增加了，很多音质在变，《切韵》即汇合南北，《广韵》来自《切韵》（或曰广唐韵）。同堂听课的曹础基学长来自广东，姜先生时不时请他作粤语发声，以佐证古今音变且有规律可循，赞赏之情，溢于言表。老师布置我做《广韵四十七声类及反切上字表》，我统计反切上字有四百六十余个，平均每声类将近十个，论理一个就够了，即使考虑到清浊等复杂状况，也不需要这么多呀！透过这一现象，我开始意识到，反语作音应是集体实践的创新成果，绝对不是某一个人所能发明的。《尔雅音》中的反语上字，一类分用二字、三字、四字，孙炎一人所用，已非划一，可见他也是有所继承沿袭的。
训诂部分，老师先讲辨别字义的本、变，次讲训诂的方法。造字的意识，即文字的本义。本义慢慢扩大或缩小，这就是变义。引申是本义更为抽象的、灵活的使用。本义同变义是文字学之问题，本义和引申义是训诂学的问题。假若有文字学上之假借，也有训诂学上之假借（后者可能与引申义有关，前者只是字的构造问题）。来，一种麦子。往来之“来”，则是假借。西，本义鸟栖，又称方向（引申，鸟晚间太阳西落才归巢）。有人说这是假借字，假借和引申，界限不易分。甲骨、金文被发现以后，清儒说的很多假借字，都可寻出其引申途径来。关于训诂的方法，老师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文字学家的训诂方法，求文字之本、变。二是经典家的训诂方法，求文字之应用。《离骚》“皇览揆余初度兮”王逸注：“皇，皇考也。”文字学家看来是不通的。但经典家探上文以得此义（朕皇考曰伯庸），“子生三月，父名之”，结合古俗以得是说，别人亦无法批评。经典家据上下文以定字义，只要讲得通，不必顾及是否本义的问题，所以是文字应用的问题。“薋菉葹以盈室兮”，薋、菉、葹，王注皆草名，不好。《九歌》往往两句话成一个语法句子，《离骚》较少，主要一诗句即一语法句子。照王注，本句无动词。“……以……”句式，上面三字中必有一动词，动词+双音节词+以+双音节词。薋，动词，因下文而增“艹”头，王读了误本，因讹传讹。经典家不是文字学家，是章句学家。文字学家是据当时人所讲之话解释古字义，本身仍是训诂的作用，得出的本义、变义，不一定在经典中使用过。文字学家允许增字改经，训诂学家不允许。两家训诂之分野，汉以前界限很清，此后混了。唐宋以后之书皆杂家，不能再以汉儒精神来注，可以马虎一点。
崔先生《声韵训诂章句大义》听课笔记
王：除了上这些课之外，也还是要专门讲《楚辞》的吧？
崔：姜先生讲授的第二门课是《楚辞》。没有通论概论。先是解题，接下去便是一句一句地解说《离骚》，解说《天问》。《离骚》篇题，旧说是楚语，与“牢骚”（音曹）、“涝骚”是一声之转，这是自联绵词立义。老师一改旧说，重申王逸“离，别也；骚，愁也”，比如后世“别愁”之比而已，于义最为湛深。《离骚》全篇的主流倾向，还不是发牢骚，只是为疏远之情所困，批评怀王失误，怒斥小人误君，尚欲求贤以佐国君，多不过逃隐一时而已。王逸“天问，问天”，不妥，文中讲人事最多，天事不多，所以他认为不是天问，而是问天。他说据楚的庙堂上的画，“呵而问之”，不是无据。考古学资料可证。《论语》“宰予昼寝”，敦煌卷子作“宰予画寝”，这样“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讲通了，古有画寝之俗。公卿祠堂有之，庙堂有之，则有两个来源，为什么《天问》中却井井有条？不可信。楚左史倚相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当时还在，一定有这个事实，后来毁灭了，一定是楚士大夫都读过的，必与齐鲁三晋多所不同。屈子而使于齐，稷下正讨论宇宙生成问题，屈子深知齐鲁学说，儒家书亦读过《诗经》《易经》，这是春秋时列国士大夫都要读的。屈子可能感到楚传史同齐鲁三晋有出入，到底哪一个对？关于鮌的传说，《天问》中的资料，可能是屈子拿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中的资料同齐鲁三晋对比，疑点则问之。
王：您研究生论文题目是做《楚辞》吗？
崔先生《楚辞》听课笔记
崔：1965年11月，姚文元炮制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煽阴风，点鬼火，天下汹汹，名实乖离的“文化大革命”来了，德高望重的老师顷刻间被冠以“反动权威”“牛鬼蛇神”恶名，论文不能做下去了。
王：那就直接去工作了吗？
崔：没有。在学校里边参加“文化大革命”。1967年7月，高教部下达分配方案，五个同学，浙江三名，福建两名。础基兄不管三七二十一，捆了行李直奔广州去了。1968年6月，我被分配到杭州市郊的一所中学（钱塘江畔的四堡、五堡、七堡一带）。两年之后，我调往桐乡、德清、余杭三县交界的大运河畔的博陆中学。先是陈安君（1963年至1968年就读于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至此，我是随她而来。开始叫“小学戴帽子”，半年之后我们办起中学，公社党委分管教育的陈阿娥同志鼎力支持，排忧解难，跟安君结下深厚友谊，至今两家还有来往的。学校位于镇西慧日寺内，《隋书·经籍志》著录“《楚辞音》一卷，释道骞撰”，道骞［智］正是慧日寺僧人，职司“唱导”。
王：这真是巧了！
崔：更巧的是，《楚辞音》在《离骚》韵脚下加注的“协韵作某音”“协韵作某某反”“协某某反”，其实际音值（纸面文献不能提供），竟然存活在博陆方音中。例如“斑陆离其上下”“周流乎天余乃下”“周流观乎上下”三句，“下”字是韵脚，但依隋代雅言读，已经失韵，故《楚辞音》加注“协韵作户音”；“登阆风而绁马”，韵脚“马”字，依隋时雅言读失韵，故《楚辞音》加注“马，协韵作妈音，同亡古反”。“下”“马”皆在上古鱼部，博陆方音wo（下）、mo（马），正所谓上古音系的活化石也！中古以后，从鱼部分化出麻、马、祃诸韵，再来读《诗经》《楚辞》，就失韵了。慧日寺所在的博陆镇，处于吴语核心区，至今仍部分遵守上古语音系统，殊为可贵。遥想经师当年，一定是从吴语得到启发，以说话音读楚辞，韵味盎然，然后再到《诗经》《尚书》《周易》等音注资料中寻找文献依据的，当年尚不明古今音变之理，姑且称作“协韵”而已。协韵之说本是发源于吴语地区，“协韵”诸师为古诗传播、古诗朗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