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古籍整理
王：虞老师，您曾整理过《南宋杂事诗》《经义述闻》《癸巳存稿》《孙诒让集》等古籍，请谈谈相关情况。
虞：任何特殊的事情都有渊源，就是偶然中的必然吧。我在人大进修时，同学都是出版社的，上世纪80年代，出版业恢复，古籍出版势头很猛。1983年北京回来，同学中好几个人都成为古籍出版社的编辑了。如蒋金德在浙江古籍，左振坤在吉林文史，胡慧斌在江苏古籍，郑荣在中州古籍，等等。他们都比我大八到十八岁，看到我爱书买书，又没钱，无法阻止我节流，所以就给我开源。老蒋最早让我整理《马一浮集》，后来他的同事，夏承焘的高足，在“文革”中有“小夏承焘”之称的吴战垒说，他原来想整理《南宋杂事诗》，因为是杭州临安的事嘛，实在没有精力，就叫我来做。我一接手，就感觉吃重，因为二十万字不到，引书竟有近一千种，除去正文七百零一首七绝二万字不到，其他就是引述宋元以来的史子集部的书，平均每百把字就引一种书。
《经义述闻》就是传世藏书里的一种，当时是朱维铮先生挂帅，叫傅杰和钱文忠兄做，他们说来不及，就叫我帮忙（后来杨蓉蓉也点了几卷）。朱先生觉得王引之的著作非同一般，叫他们不要随便叫人，以免把事搞砸。后来听到约我同做，也就同意了，他应该是看了我《正续清经解编纂考》，有好印象，刚才已经说过。我在1985年前后为了同义复词，阅读摘录过《读书杂志》，这时再整理《述闻》，对认识二王的研究、考证方法，感受更深，受益也很大。因为这个因缘，后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就叫我牵头申报《高邮王氏四种》的整理，也就是现在已出版的一套十四册的点校本。辽宁出版社组织整理“新世纪万有文库”，不知是谁来叫我的，我已经忘记，叫我整理《癸巳存稿》，整理出版以后，出版社说亏本了，稿酬至今一分也没拿到。
《孙诒让全集》则是许嘉璐老师出任主编，他叫我一起参加，我当然绝不推辞。其实我在编纂《汉大》时，每逢有《周礼正义》的剪贴卡，我必熟读几遍。并且做过《备要》本、《万有文库》本、线装本的三百七十多官名的索引，所以很想点校《正义》，只是当时孙的名著都已分书到人，我就认领了《东瓯金石志》等石刻著作。整理孙诒让的石刻著作，也是锻炼自己的好机会。孙真的渊博，宋元史料都能运用自如。由于晚清时还没有索引，毕竟还有些遗漏，我已有札记，将来有时间可以补充。
近年上海书店许仲毅社长约我整理《明经世文编》，并申报古籍资助，获准后，我也组织班子合作整理，现正在撰写导言，估计明年可以出版。其实我还点校过邹弢的《海上尘天影》，那是中州古籍的同学郑荣给的，我和杨蓉蓉一起拼了几个月做出来的，稿子交出，同学郑荣调走了，原定的责编就让这书搁浅了。后来1993年有一个出版社出版了，也没署名。我也不知怎么回事，反正这事就不了了之，钱也就一分没有了。
王：您认为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有何关系？如何看待古籍整理成果？
虞：您这个问题问得真好！如果你研究的是与古代文化、历史文献有关系的，那么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的关系太大了。我应该说是深有体会的。为什么说深有体会，您看我所整理的几本书，都是涉及面很广的，《南宋杂事诗》征引一千种古籍，百把字引一种书，可以想见所引就是掐头去尾的文字。厉鹗等人为了显示渊博，引了一批很冷僻的笔记史料，要查阅核对，极为困难。那时候没有电子检索，连可查的书都很少，就是有书，卷次多，部头大，而引文就没头没脑的十来个字，你猜我是怎么做的？我相当一部分是利用《中文大辞典》，将引文中最僻最难的词汇到《大辞典》里去查，有时引录的刚好会是这一段，找到后如有小篇名或者卷次，再到原书里去校核，这样翻来覆去地倒腾，对我认识有关南宋的文献史料帮助相当大。
又如《癸巳存稿》，俞正燮是清代出了名的博学者，他引用的书籍之多，读过的人都知道。《经义述闻》是语言文字的考证，《东瓯金石志》是石刻考证，角度不同。《明经世文编》涉及天文地理、山川水利、军事边塞，凡经世济民的东西无所不包，这些对自己知识的拓展极为有利。就拿没出版没拿到稿费的《海上尘天影》来说，《三借庐笔谈》的作者邹弢也是一个极其渊博的学者，这书虽然是写青楼风韵之事，但是作者有意模仿曹雪芹的《红楼梦》和李汝珍的《镜花缘》，你就可以想见其中的包容之广，知识之博。书中举凡经史子集、琴棋诗画，诗钟骈文，乃至用汉字记录的洋泾浜英语，真的是应有尽有。
所以，如果是研究历史或者文献，你标点过古籍和没标点过古籍，内涵和素养是不一样的。有的博士或者学者写专业论文、著作时，一涉及到专业以外的知识，立即露出缺陷，出现标点错误，这太常见了。即使作者乖巧地避开，也让人感觉你知识面的狭窄。就是绝不能像张政烺前辈们那样得心应手地运用古文献。
2012年虞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讲座后留影
朱渊青和周言说我若在高校就不是现在的我，我想从阅读古籍的量来说，可能确如他们所说。我在高校，写的文字一定会比现在多，但阅读古籍也一定比现在少。我现在写给人看、考证问题的文字少了，但自己内心的古籍世界却大了。人生的得失有时真说不清楚。以前在出版社编词典，总觉没有时间写心得，看到人家写得很多，心里不免怨恨这工作，现在写的时间多了，写的时候运用古籍不说得心应手，也确实少有窒碍，回过头去倒是感谢过去的工作锻炼了。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位学者，一定的古籍整理，也就是整理一定的古籍量，对自己的研究绝对有好处。古籍标点整理，一是培养语感，古汉语语感很重要；二是广泛涉猎，就是古代各种知识都要有所接触，我们现在就缺少这种培育。台湾早年有好多博士，在读期间，老师都要叫他标点一二部古书，有的更多，而且不是去出版的，这也就是要有这样的锻炼过程。我们现在的博士，为了迎合发表文章的要求，很少去补这一课。而考核部门，也不把古籍整理作为成果，导致大家都不愿意去亲近它，整个古籍阅读、理解的水准就在这样的政策对策往复中降低了。
我个人认为，整理古籍，如果是确实没有人整理过的初次整理的书，完全应该作为学术成果，尤其是那些比较难读的，比如你们整理的《五礼通考》，《清经解》中的经解，史部中如柯劭忞的《新元史》，笔记中一些冷僻的史料笔记，等等，就是那些星相算命之类的书，也很难点。但这都需要有权威来裁定，否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难有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