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与唐文治
王：您对马一浮十分熟悉，为什么会关注他？
虞：人的一生都是缘，缘生缘灭，缘缘相连。虽然丰子恺的缘缘堂是因抓阄得名，但未尝不可把它作为一种缘缘观。我二十多岁开始看《清经解》，抄《史语所集刊》，虽都不成气候，但要归类，总得归为乾嘉考据学吧，而人生经历偏偏让我曾经直面当代理学大师马一浮先生。
1983年人大进修结业，大家各自回原单位。蒋金德回杭州后，随即以浙江省汉语大词典词办为班底，成立了浙江古籍出版社。草创伊始，必须极速分头约稿，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可以陆续出书。我对文学史还是比较熟悉的，希望挑选一位浙江籍的作家来整理他的作品文集。但经浙江古籍选定的第一批古典文学作家，其文集大多已有人整理。老蒋来与我说，你就整理《马一浮集》吧，他是绍兴人，你们是同乡，他可是一位难得的天才喔，《复性书院讲录》是他的代表作，没人整理过。说实话，以我有限的阅历、浅薄的知识，还真不知道马先生为何许人。一听“复性”，便想到李翱的三篇《复性书》，这不是性理学吗？我一时有些后却，这似乎与我要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志向有些歧出。我们这一代对性理之学抱有异见偏见是不奇怪的，这是时代的局限，我虽然在编纂《汉大》过程中已有学术平等的自觉，但兴趣所在，还是考据学。因为知道老蒋也是为我好，让我赚点买书钱吧，也就答应下来了。马先生著作宏富，他有旁支后裔，也有在“文革”中照顾过他的人，要共同分担，所以叫我负责他的学术部分：《泰和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尔雅台答问》《尔雅台答问续编》《濠上杂著》《蠲戏斋杂著》《法数钩玄》《老子注》等，《马一浮先生语录类编》和《问学私记》，最后也由我复核审定。其中《会语》《讲录》《答问》都是已经刊刻而未曾标点整理的，其他几种是出版社到浙图复印出来的，据说当时要一块钱一张，价钱之高，在1983年时是可以想见的，所以后面一部分一直拖到很晚才整理。
马一浮会议（春晖中学曲园）
1983年全国古籍整理刚开始不久，除了《二十四史》标点本有统一的整理范式，中华书局也有古籍整理的标准，但各出版社也没有要求用一种严格标准的意识，所以当时并不要求出校勘记之类。我初读《会语》，继读《讲录》，已经为其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和融会经典的气势所折服。你可以想想，一个在打倒一切的“文革”年代过来的只有二十几岁的人，一接触这样渊博无涯的文字，怎么能不惊叹？我最大的感受是，文字基本都识都通，但在文字文句背后那种深广无比的思想实在无法很好的理解。我当时抱定一个宗旨，即凡是马先生引用的经典文句，不管我能背不能背，知道不知道的，全部做一番查核。查核结果，也使我加深了佩服的程度，就是他引经据典，偶有语气词的差错，偶有前后句的颠倒，基本不大会有讹误。当时所利用的，就是叶圣陶的《十三经索引》和洪业等编纂的各种引得。因为检索量大，所以也发现了《索引》和引得中的讹误和漏略，后来听说叶在编纂时有一叠卡片被风吹了，我并不觉得奇怪。这个工作有另一个收获，就是我借着马先生著作的引路，接触了大量的经典，对经典更贴近了，对自己的考证也有很大的帮助。
80年代学术著作出版难，原来讲好，马先生是浙江名人，所以省出版局准备拿出二万元资助出版，二万元在当时是不小的数目，也够成本了，由于那些复印和零碎单篇整理拖了些时间，到1986年，变得不够了。所以再拖，越拖越不够，最后只能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加盟出钱，与浙江古籍出版社联合在1996年出版，距我开始整理已经过去十三年。
我在整理、惊叹的同时，产生一个想法，绝不敢随便写有关马一浮的文章。所以1996年前后浙江召开马一浮纪念会等，收到通知，也竟不敢持一言前往。理学在我头脑里对原来从事的考据学冲击很大，这可能是我初次接触就是像马大师这样的著作有关。虽然我此后的一二十年仍在做着细密的考证，但对理学的认识却已由感性上升到了理性，并怀有崇高的敬意。这也是我后来认识宋明理学的基础。我说我不敢写有关马先生的文章，确实，我一直不敢著一字。现在仅有的两篇文章，也都有一段小小因缘。
王：您说的是《马一浮与竺可桢》《马一浮与龙榆生》吧？
虞：是的。我在很多书里看到和朋友间传闻听到，说竺可桢如何请马一浮讲学，马怎样推却，并有传言说马要人称他为大师云云。但就我所整理的马先生文字看，绝对没有半点这种迹象。人家既在传言纷纷，我也无法说有道无。直到《竺可桢全集》日记卷出版，我在竺可桢日记中勾稽相关资料，不仅将《泰和宜山会语》每一讲的日期考证出来，还把很多一请二请前前后后的细节也复原了。最主要的是误会马一浮先生要人家称他为大师这一事，是出于绍兴医生张圣徵的曲解和误传。当张向竺说“一浮并欲学校称其为国学大师”时，竺其实并没有听信张的意思，他说“大师之名有类佛号”，理解的正是马的意思。佛教的大师是指大的师范，是众生的师范，与数十年之后乱称大师年代的大师是浑身不搭界的。我引述《瑜伽师地论》的话说：“能善教诫声闻弟子一切应作不应作事，故名大师；又能化导无量众生，令苦寂灭，故名大师；又为摧灭邪秽外道出现世间，故名大师。”你们去想想在五四以后旧道德被人抛却，精神无所寄托，又加东邻强寇入侵的历史关头，是不是需要摧灭邪秽外道，是不是需要教导众生去做应该做的事？马先生楷定过国学的含义，认为“六艺”是国学的核心之核心，他开办“国学讲习会”，顺应时势，学以致用，设立讲座，以佛门宣讲的形式名主讲者为大师，有什么不对呢？只因俗人的误解，也是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于是沸沸扬扬，弄得一个本来当之无愧的大师变成了一个自己急吼吼要人称他为大师的人，实在也是让人啼笑皆非。所以我自以为这篇小文算是为马先生梳理了一段讲学经历，澄清了一个事实。在文章结束处，我还特意设想过一个人文景观，我说：“竺可桢宽广的胸怀和马一浮渊博的学问熔铸出浙江大学一座无形但却意味深长的雕塑，这雕塑融化在校歌中，将永远回荡在浙大的上空。”我实在是有意想促进浙大能够在校园里竖起这样一座雕塑，马一浮和竺可桢，旁边可以站着丰子恺或者应尚能，几个人的头像背后可以用校歌五线谱连接。只是读过小文的浙大人，未必能够理解我的寄托深意，不过，我仍然满怀信心地深切期待着。
王：《马一浮与龙榆生》一文在探讨什么问题？
虞：《马一浮与龙榆生》那篇，是因为林庆彰、蒋秋华教授送给我《近代词人手札墨迹》三册，看到有张寿平所藏他的老师龙榆生与马一浮的往返书函数通和诗词唱和。龙的词学名震一时，而经历却曲折痛心。两位词人在中国经历世事翻覆之后的上世纪50年代，如何相识，如何酬唱，从中可以感悟出很多很多人生哲理，所以为此谱写了一段龙马因缘。关于收藏者张寿平，我在写的时候对他的生平不是很了解，总觉得一个龙大师的学生怎么会跑到台湾去。这次在台湾买到他的《西德的汉学及其他》，才了解他的奇特经历。他因为吕思勉的鼓励而去报考伪中央大学成为陈柱和龙榆生的学生，并成为龙大师钦点的“龙门弟子”，这当然只是学术界轶事一桩而已。但他竟不是随国民政府去台湾，而是虽有青梅竹马之情，却因为门不当户不对被女方祖母拆散，然后毅然浮筏海岛。人生得失有时确实很难说，他在台湾拜识了骈文大家成惕轩，并与高考满分状元曾霁虹结识，曾又为他牵线与洪京成婚，在台湾干出一番事业。张不愧为是龙门弟子，情思细腻，运笔纤巧，是天生的词人。他说“海水今扬尘，我意曾何悔”，虽说不悔，却仍然“侧身劳西望，弃置珠百琲”，可见情思难断。不过我想，真正该悔的应该是那位秋水伊人，该恨的则是那位满脑装满封建门户思想的祖母吧。不过我仍应该借钱酉山的游戏文章改一字而为先生惜：“愧书生之不才（财），形虽隔而情难已。”闲话张寿平，是要感谢他，是他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书函，让后人得以了解一段在苍黄翻覆的时代中值得深思的龙马因缘。
说到马一浮，我还应该澄清一事，就是关于他读《四库全书》。年谱、传记都说他隐居杭州时，读遍了丁申、丁丙兄弟补全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后来知道陈垣老曾经带领学生去清点文溯阁《四库全书》，还有董袖石、杨成凯等做过类似事情的人。都说《四库》有36313册，于是有人计算，一天一人读二册，要多少年才能读完！马先生都能读过吗？这是一种机械计算法，我当时也产生过疑问。但是马先生的著作中自己绝对没有说过已读遍《四库全书》，其次，我们不能以凡夫俗子的坎井之蛙眼光、气度去斗量绝顶聪明人的行事能力。后来迪志公司的检索版文渊阁《四库全书》流行，我用了以后，恍然悟出一个玄机，就是宋元明清的经注，古代的类书，其他一些转抄的古籍，其内容有时大同小异，有时甚至文字也差不多。这样的一种特殊情况，可以想见这种天才在看书的时候未必一定要字字句句挨着读，很多书一通百通，稍微浏览一下就了然于胸了。如果要一页一页读，一页一页计算，那么像我这样的人看十页，三页不懂，六页忘了，一页不久也只记得几行文字，一个大概，而像马先生这样的人，或许看一本书，其他几本书浏览一过，就可以以意推知。人与人的差别太大了，完全不能用机械的方式来推论比较。
王：您对唐文治十分关注，又是为什么？
虞：您说到唐文治先生，我还是要讲到买书。人面对庞杂的知识，其接受总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就通悟的。所以买书淘书总是会有后悔，前面看到没买，后面想买已经没有了。记得80年代淘旧书，我在上海书店单位服务部，经常看到唐文治的《论语大义》《论语读本》《孟子大义》《孟子新读本》等，有一次潘明坤还拿出来问我要不要。那时钱少，总是挑急需有用的先买，将此类书归为不急之书，但后来想要就再也看不到了。近一二十年经学兴起，唐文治渐渐为人所关注，我的朋友如严寿澂、邓国光教授都写过关于他的文章。我开始翻阅他的一些著作，不免惊讶他是一位真正的经世致用学者，是典型的张之洞所谓“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小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的一位旧时代孕育出新思想的杰出人物。他从1907年献身教育开始，不管是在上海交大前身的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还是在无锡国专，始终怀着一个教育者的崇高职志，培养学生，就是要培养成第一等学问、第一等事业、第一等人才，而要培养成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首先必须培养第一等品行。这第一等人、品之志，是他十四岁时听他的老师王紫翔说的，他四十二岁前藉以自强自励自立，四十二岁后以此励人育人立人，整整半个多世纪，作育英才无数。唐先生掌校办学虽以学问、事业为目标，但他尤重品行，也就是道德。
我十年前在台湾台中静宜大学客座时，在图书馆看到一本《教育杂志》“读经问题专号”，那是何炳松主持杂志时函询七十多位专家对读经看法的汇编本，当时我看到唐文治先生列在主张读经的第一人。那时他已执掌无锡国专，正在大力提倡、努力实施读经，所以提出他自己一套系统的读经方法，从小学前三年读《孝经》，后三年读《大学》和上半部《论语》，初中三年读下半部《论语》和《诗经》选本，高中三年读《孟子》和《左传》选本，专科以上各大学及研究院应治专经之学。他在最后还说：“鄙人默察近来世变，人心日尚欺诈，杀机循环不穷，倘不本孔孟正道以挽回之，窃恐世界劫运，靡所底止。深望海内贤豪，相与讲道论德，以期经明行修，正人心以拯民命，救中国以救世界。”我也喜欢读经，但当时确实还不解他读经以立道德、正人心、救民命的深意，后来读《茹经堂文集》中《废孔为亡国之兆论》，当时社会已如他文章开首所说，“今天下亡国之声洋洋盈耳，虽三尺童子亦知不免于国难，莫知其所以然之由，而亦莫思其所以挽救之者，此真大惑不解者也”。此文写于1931年，那是废经之后的二十年，也就是何炳松问卷的前三年。他已决然提出“废孔则国必亡，尊孔则国可以不亡”。为什么如此“危言耸听”呢，他觉得，道德为立国之本，道德既丧，国本就摇动了。文化为我国之国宝，孔孟精神为文化之象征，一旦坠地无余，等于国宝碎裂。所以他从人道救国、人伦救国、人格救国、人心救国几方面阐述自己的主张。他写文章本来就讲究气势，所以读了之后让人感奋。我读了他一些著作后，有一个很强烈的感想，他就是一个读经读出来的人，论道德，论人格，论学问，论立身处世，论办学理念，论资政强国的策略，不说一般人，就是现代精英也多望尘莫及，这是人所共知共晓的。这种精神与能力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出国考察来的，还是读经读出来的？我想应该是综合而成的。经难道就如人所说的那么要不得读不得？国家社会就一定得从西方民主自由中讨生存求发展？其实，一般的人都有不能自免的与生俱来的缺陷，一是历史的局限，短短的几十年生命，人总是接受先入为主的意识，并以这种意识巡视一切，指导生活，评判事物。我们以及前辈甚至前辈的前辈都生活在废经之后，接受的都是同样的意识；二是人往往对自己不懂的东西，不去亲自尝一尝，体验体验，喜欢人云亦云。因为这样生活就简单轻松，可以不动脑筋。所以都听说、知道尊孔读经是遭世人鄙弃的，至于《论语》《孟子》说什么，不知道也不想问更不想看。我又要用不恰当的比喻说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了。那么多的犬根本不知道那影是个啥样的，也不想去知道，就跟着狂吠，于是举世若狂，习非为是，习以为常。
王：您如何评价唐文治先生？
虞：这回过来想想，唐先生在那样的年代能够说出这种真心话，需要多少勇气！他确实说了废孔国必亡。现在的人大可口诛笔伐，说废孔百年，国家不是越来越强了吗。其实熟读领略唐先生的文意，还是落实在文化道德上，我们现在看看社会，秤秤人心，我们的道德即使不说沦丧，试问还有多少？当然，二千年尊孔，道德也没有到达完善的地步，是啊，因为人欲难填，自私难灭，道德难以提升，所以要提倡，要教育。当时有很多人要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等等来化中国，一个世纪以来，化声仍然不绝于耳。试想如果将大家美好理想中的自由民主平等武装在一帮没有道德、没有公心、欲壑难填的人的头脑里，后果会是怎样？社会将成什么社会？这是可以想见，而不需要用堂皇的理论来辩论的。人们常说，聪明用于正路，愈聪明愈好；聪明用于邪路，愈聪明愈谬。我们是否可以说，自由民主为有道德有公心的人所用，社会会越来越好，如果被无道德无公心、满心私欲的人利用，那社会只会越来越糟。还是看看这位提倡尊孔读经、疾呼废孔国必亡的人，在国家困难时期，一直坚持自行请拿半俸。而某些高唱民主自由者，你不贪污少受贿已经算是清廉的了。自己提出拿半薪，我孤陋寡闻是没有听说过。
虞先生在唐文治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致辞
我读他的著作，觉得他所说的很多都切中当今社会现实，用佛教语来说，都是对治悉檀，对当今社会很有用，所以我很想把他的著作全部整理出来。这还因为，许多民国名人、大学校长都早已出了全集，唯独他没有。说到大学校长，无人不知道蔡元培，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唐文治？近年我在学校教本科问学生，就有不少学生不知道。交大有一条很气魄的文治大道，学生却不知道唐文治是谁，这也可以算是熟视无睹吧。蔡是绍兴人，我们是同乡，值得骄傲，但我觉得当时蔡在北方，代表着国民政府的办学方针。而唐在南方，他所执掌的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是晚清盛宣怀等人创办的，虽然实行转身，但远离京城，出任无锡国专校长，虽经教育部认可，仍是私立，所以声名远不如蔡。但就他奠基交大的走向，开出无锡国专的硕果来说，一文一理，他的功绩之伟大，并不在蔡之下。蔡与唐都是独立不阿的人物，两人都是光绪十八年（1892）同科进士，蔡在北方签署废孔令，唐在南方高举尊孔旗，蔡写过新式的《中国伦理学史》，唐一生著作都是宋明理学式的“大义”。所以我很早就提出“北蔡南唐”的命题，认为如果将两人作比较研究，会很有意思。
也是因缘际会，更是冥冥之中的注定吧，2004年曹树基（交大历史系创系主任）要我去交大，我以路远而未去，不意十年以后，因为历史所由嫉妒而引起对我的人身攻击风波，最终还是去了交大。所以，我在2013年张杰校长主持的面试会上就提出要编《唐文治全集》。因为种种原因，现在刚刚启动。我希望能编出一部能囊括唐先生完整思想内容的全集，供学界研究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