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学音韵学
王：您是怎样自学音韵学的？
虞：人生有时候会受挫折，有时候却会有奇遇。盛巽昌先生是我一生中的奇遇。有了这张208参考阅览室的阅览证，就等于是有了一把开启知识宝库的钥匙，接着就看我怎么去开启和淘宝。自行车工厂的工作是早班、中班两班轮番，于是我的作息规律成为：早班，五点起床，六点上班，二点半下班，三点十分到图书馆，一直到八点关门出来，到家吃饭后看书，到十一二点钟；中班，早晨七点起床，八点半进图书馆，十二点半或一点钟回家吃午饭，二点半上班，十一点下班，回家看书到二三点。周而复始，从不间断。除了我有事，或者图书馆闭馆，没有我不到的日子。即使是感冒、高烧，也坚持去馆阅读。记得有一次，刚从厂里骑车去馆，夏天一场暴雨，全身湿透，我仍然端坐在馆内看书，直到把衣服都捂干。我的毅力很强，现在我儿子根本不能比。
回到诗词形式理论问题，我刚做到一半，碰到一位复旦哲学系毕业的老大学生施文德老师，那时他来图书馆也是借王力《汉语诗律学》、王奕清《钦定词谱》、万树《词律》等书，他在将诗词平律用符号表示，转换词谱，写了很厚的几大本。既然有人已在深入研究相近的问题，我就不宜在同一点上做研究。所以就来完成农场的夙愿，弄懂《康熙》的韵图。
一个小学生，是怎样自学音韵学的？我先看王力的《汉语音韵》小册子，前面部分是语音，我就借李荣（笔名董少文）的《语音常识》作为辅助读物，又借出罗常培、王均的《普通语音学纲要》。知道了李荣这名字，就看他的《切韵研究》，知道了罗常培，就借他的《汉语音韵学导论》。《导论》用极其简练的文言撰写，有些语焉不详，就借出《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选集》，针对《释轻重》《释内外转》重点摘抄，而《导论》几乎是全部抄了，因为只有七八万字。1980年重版，才4角3分一册。这时知道《康熙字典》前的图是等韵图，于是借出《韵镜》，参照董同龢、周法高的两篇关于等韵门法的长文，边抄边学。想买《韵镜》，一时无处可觅，最后就画格子填字，自己做了一本。知道《广韵》是中古一部最关键的韵书，于是千方百计从古籍书店里买到一本丛刊本《广韵》，那还是古籍书店党支书陈耀忠觉得我好学而到仓库去拣出来的。借出张世禄的《广韵研究》阅读，知道张世禄，就取其《中国音韵学史》参照。读了张著，对音韵学史有了一个全面的观感，很受用。又知道张翻译过高本汉的《中国语与中国文》《汉语词类》，就索取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知道罗常培与赵元任、魏建功合译此书，就去借魏建功的《古音系研究》。缘此迷在其中，乐在其中，由甲而乙而丙丁，像滚雪球一样，好在参考阅览室大部分书都有，可以让我悠游徜徉。后来我一直庆幸我比大学生可能更幸运，这些书如果在大学图书馆里，说不定都在老先生手上，长借不还，你要看也没缘。当然也有一时半刻找不到的书，尤其是民国时的旧平装——因为上图民国旧平装书目录卡不对外开放。像魏建功的《古音系研究》，我大概填了几个月的单子，都是查无此书。后来与一位老馆员张善信交谈，他见我求书心切，帮我在书海中找出这本1935年北京大学出版的书。部头太大，我大概抄了半本左右。因为这书寻觅过程的不寻常，所以后来商务重印，我买了二本，《魏建功集》出版又受赠一套，就是为了安慰当时不寻常的渴望心情。雪球滚到一定程度，我将上图所有线装、旧平装和新平装有关的音韵学著作都借出摸了一遍。除了像清代的古音学家著作，只能借出看个大概，而像南通大儒徐昂（字益修）的《音学四种》，还用大纸抄录过他的《声纽通转表》。几十年后我凡是碰到南通人，都竭力怂恿出版徐益修先生的著作，但至今未见印行，也是尘缘未到吧。
虞先生自学音韵学笔记
王：您自学音韵学时，有研究写作的欲望吗？
虞：抱着不学会音韵誓不罢休的信念，我几乎把上图收藏的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著作，都借出来过目，或读或抄，随心所欲。这之后可以说，我大致认识了音韵学、古音学、等韵学的原理。在看了大量清人古音学著作后，我最疑惑因而也就最关注的是段玉裁提出的“合韵”。清人对合韵的理解是古今音不同，虽也有关注古代的方音，也多言而不论。合韵与古代方音有什么关系？于是我开始酝酿第一篇论文《从古方音看歌支的关系及其演变》，着手围绕题目搜集材料，浏览各家著作。因为涉及歌部字，所以必须关注由汪荣宝挑起的第一次古音学上的一场大辩论，将当时所有参与辩论的林语堂、唐钺等各家意见都一一熟读深思，最后看魏建功的长文总结。其中林语堂的文章对我影响最深。他有《前汉方音区域考》，我曾抄录并把他的方音区域图复写后放在写字台板下面十多年。我虽然不一定同意他的“古音中已遗失的声母”的复辅音观点，但他的《燕齐鲁卫阳声转变考》《陈宋淮楚歌寒对转考》二文一直是我探求古方音的明灯。为了考明先秦秦汉到六朝的“歌”“支”两部韵部的分合演变，我抄阅了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于安澜（原名海晏，字安澜，以字行）的《汉魏六朝韵谱》，将所有与“歌”“支”有关的韵谱、合韵谱全部抄录，兼及“脂”“之”“幽”“鱼”等部韵谱资料。我对这两个韵部的研究，除了韵谱资料外，还对《说文》读若字、谐声字、经传异文、联绵字、地名人名音读字、反切、直音都加以系统总结，即从多个角度对同一个问题予以观察省视。在历时的考察中，关注政治、经济地理和文化地理因素对语音的影响。从历史语音形成和发展的规律而言，周秦及以后各时代都有雅言和方言同时并存。古方言中分歧最大的是方音，且最不易区别的也是方音。因为字形字义一经写到纸上，形成句子，即能分指其形并有较明确的意义。唯有方音，由于汉字重认不重读的缘故，使得一般人都忽略过去。对古方音对应关系的研究，要看我们对古文献分析的方法和理论认识如何而定。清人研究这个问题的理论基础是古今音不同，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停留在“合韵”上。我是着眼于古音发展的时空观，以古今音变为经，古方音对应为纬，以韵文为主，以文字为辅，将“歌”“支”两部作为实例，进行一次共时与历时、韵文与文字的综合研究，目的是想探究形成合韵的真正原因和汉语语音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制约下的演变轨迹。因为“合韵”问题从正面论是解决古音分部纠纷的关键，从反面论，又是古音研究中分部多少的症结。汉语语音演变轨迹的揭示，对汉字声韵“籍贯”，谐声字同形符同义异声符产生原因、《广韵》是单一还是综合音系等一系列问题，将会有一个不同于前人或较前人更为可靠的解答。这个问题一旦解决，可以使我们对周秦古音的历史面貌有一个新的认识。
虞先生手抄魏建功《古音系研究》笔记
我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研究上古音“歌”“支”两个韵部时，可以将地域分为周郑音系和楚辞音系。周秦之时，周郑音系歌部音和支部音绝然分读，而楚地则将歌部音读成支部音。西汉之际，“歌”“支”音读虽然大致如周秦，但楚地文人辈出、文化勃兴，为以后歌部中一部分字流入支部创造了条件。到了东汉，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歌部中一部分字受了楚音的支配，流向支部，这时反切已经产生，促进了这个音变过程。晋朝的建立，政治文化中心又回复转移到周郑音系区域，使得余下的一些歌部字被反切固定而不再继续流向支部。这时经典音义书和字韵书接踵产生，从书面上固定了每个汉字的读音。它既使“流浪他乡”的谐声字以“他乡”作为“籍贯”而就其韵书之位，也使得“安守本土”的谐声字以“原籍”的音读被加以稳定。但这在一些精于音理的学者如颜之推、萧该、陆法言等人的眼中，仍能分辨出其中的细微差别。《切韵》支韵中歌部谐声字用三等字作反切下字，支部字用四等字作反切下字，正是颜、萧等人对文字音读混淆现象辨别审察后，既考虑到古音，也照顾到通行读音而加以区别排列的结果。
在这篇文章中，我对《说文》谐声读若、经传异文等各种文字现象加以考察，也显现出古方音对应律的痕迹，这是由韵文所得周秦语音存在方音音差的有力佐证。当时虽然只考察了两个韵部，但我觉得对于每个字的出生年月和出生地的追寻，不仅是文字学，也同样是古音学研究的目标。当时，甲金文各种工具书仅有《甲骨文编》和《金文编》，其他都还没有编成，文字谱系研究也远不够明晰，所以我说：“虽然现在我们还不能遍考每个方音字的‘出生年月’和‘籍贯’，但是将来如果能够充分利用传世的文献资料，在汉字的形、音、义分别深入研究的同时，将语言和古书正讹、三代考古、甲金文、社会历史等各种因素综合起来研究，有些汉字的‘出生年月’和‘籍贯’并非不可考见（虽然要考见相当数量的汉字并非易事）。”现在，出土了那么多的战国文字，尤其是楚文字，也出现了一些研究楚地音韵的著作，但在汉字的“出生年月”和“籍贯”上下功夫的还不多。
因为人生大部分时间需要为稻粱谋，卓别林式的工作必须天天重复，而且当时是书荒之后，个人不可能拥有这么多的音韵学书籍和材料，都是在图书馆抄录，然后回来整理。所以这篇文章写作时间较长，其中的资料既搜罗不全也可能有错误，不可为典要。这是我的少作，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小青工的“业余”作品，近四十年过去，我对这个结论还是有一种信心和坚持。
《从古方音看歌支的关系及其演变》手稿
王：还有哪些音韵学论文？
虞：我写第二篇音韵学论文《山东古方音与古史研究》时，已在《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工作了，是为了参加音韵学年会而作。选这样一个题目，也是与自己的读书有关。80年代初，各种考古报告陆续出版，《考古学报》《考古》《文物》《中原文物》《考古与文物》《华夏考古》等杂志也正常出版，我自己一个人订了十多种语言与考古、文献的杂志，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同时关注。尤其看了王献唐的《山东古国考》，觉得山东是一个儒家文化的故乡，与经学关系甚大，而其在春秋以前的语言地理更为复杂，东齐尤其是华夷杂交之地，所以想稍稍探寻一下这里的古方音。我性好穷根究底，将所有与山东地区相关的资料全面勾稽汇总，但写一篇文章不可能全面铺开，所以以元支、元脂、文脂、真脂几对有对转关系的韵部为例。虽然是以这几个韵部为例，但我对资料的运用是经择别而有层次的，就是经过层层筛选，不是随便取用的。那时我已经把《说文》《方言》《释名》《续方言》《尔雅》等很多古代文字学的书籍都做成卡片，随时可以抽取排比。所以先立五条条例：
（一）搜检《方言》《释名》中言及齐鲁、青徐、东齐、宋鲁等的明显方音声转字，即声母同类，韵母相近相转者，作为本证之一；
（二）搜检汉唐注疏中明言齐音某，齐读音如某，齐音某声近某，而两字声母同类，韵母相近或相转者，作为本证之二；
（三）凡地名、人名、物名与山东有密切关系，而其声韵又与（一）（二）相同或相近者，作为本证之三；
（四）凡经籍虽非明言齐鲁或山东之音，但其异文、音读之两字声韵与（一）（二）相同，并有根据可证其出自山东经师者，作为旁证之一；
（五）凡甲金文可以考证出与山东有密切关系，而其声韵又与（一）（二）相同者，作为旁证之二。
将韵转材料分为本证、旁证，有主次之别，不是抓来就比。在韵转、韵谱文字疏证之外，我还特别梳理了文献和考古中的山东古史，对山东古国和种族之来源，利用出土青铜器，参照顾栋高、傅斯年和陈槃、王献唐的著作成果列表，分析山东种族的插花式地理，然后对殷商史的传说起源、考古学所得之商史，西周时期的殷商后裔与齐鲁新贵的关系，商周文化异同等等梳理出一个轮廓，再对元支、元脂、真脂、文脂等音转现象做一个归纳总结。
我始终认为语言与民族及与该民族相关的文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讨论他的语言语音，追溯其民族来源和地域迁徙，须在原来就文字而论声韵之外开拓一条语言与民族、语言与历史综合研究的新路。尽管当时材料有限，时间仓促，但足以启发上古音研究也应该从纯粹的语言材料中挣脱出来，放开视野，从更广的范围中去思考。
延续这样的研究，后来我又写过一篇《由甲骨刻辞多字结构说到多诸之音义及其民族与时地》，从多、诸两个字的字义可以互换，而它的声韵却有端纽和章纽的不同，于是从甲骨卜辞中的多字结构分析起，一直到六朝的字韵书中相关文字。惊奇地发现，河南殷民族用“多”，陕西周民族用“诸”，两周以后所有以“多”“者”为声符的字在“端、透、定”或“章、昌、船、书”等声纽中游移声转，都与民族方音在时空中的交互作用不无关系。在这篇文章中，我用排比声符字的方法，将“多”和“者”两个声符做穷尽式的研究。
以上这几篇是阐发我古方音观点或者说古音思想的具体实例。虽然只有几个韵部、声纽，也就是说只有几个点，但它却表达了我的思想和研究方法。可能因为从题目上乍一看，不像纯粹的音韵学论文，所以不大引起学界的注意。
王：记得您还写过《三礼》郑注与音韵学有关的文章？
虞：就是那篇因为获奖而稍稍为人所知的《三礼汉读异文及其古音系统》，其实是对郑玄《三礼注》中所反映汉代音韵的一个整理。那篇文章也花了不少功夫，摘抄资料时是照着《皇清经解》和中华书局影印世界书局的阮刻《十三经注疏》，字小，极容易出错。做的时候正好是夏天，那时根本没有空调，只有电风扇，但怕开电扇把卡片吹乱，只能熬着三十八九度的高温，汗水把卡片也浸湿了。这篇文章对二千多条声韵字进行排列，最后做成声类和韵部两张通转表，这其实只是一个通转大势，我并不认为所有有通转关系的都是时空音转中的实例，所以后面具体疏证的时候，只选取了二三十个例子，也是比较谨慎的。此文是第一次全面整理郑玄《三礼注》音韵资料，由是我对郑注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文章作为学会论文提交，七万字，当时《音韵学研究》已经无钱不再编辑，所以一放就是八九年。1997年，《语言研究》说愿意刊登，但文章太长，是否让我出一点版面费，或者用小五号字排版。我版面费当然出不起，就叫他们把很占篇幅的《汉读异文声韵谱》删去。他们说我们就要这个《声韵谱》，这说明编辑部是有眼光的，那时音韵学家尉迟治平（严学宭高足）和方言学家汪平在主持工作，最后还是用小五号字全文排出，占了杂志很大篇幅。我没出钱，心里一直有些歉意。过了不久，经李玲璞前辈力荐而获“上海哲社一等奖”，鲁国尧前辈推荐获“王力奖”，使我对《语言研究》用这么大篇幅刊登拙文总算稍稍释怀。我说这篇习作使我对郑注有了了解，更进一步是对汉代的注释有了一个把握。后来我利用这些材料，对美国柯蔚南《东汉音注手册》中的三礼资料进行校核，发现《手册》错讹连篇，有以异文作汉读者，有以经文作汉读者，有非汉读作汉读者，有汉读而入非汉读者，等等，不胜枚举，光缺漏就有356条。柯书在音韵学界负有盛名。其实他仅是拿着清代洪亮吉的《汉魏音》在做，而洪诗文都好，小学也有涉及，毕竟不如段、王等人出色当行，所以错乱遗漏不少。
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转到了经学领域，很少再写音韵学方面的文章。偶尔写过《〈广韵〉姓氏来源与郡望音读研究》，这是因为二十多年前在《歌支》一文中讲到姓氏、地名读音都是音随主人的，所以一直想从多音的姓氏音读中去追寻方音痕迹。虽只抽取了几个韵部，也足以开出历史音韵学的一条新路。
上世纪的音韵学研究，如果以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为基点，可以说冲破了清人研究的藩篱，走向纯粹的音韵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前辈学人大师在这上面已经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我在敬仰、赞叹之余，也由于自己关注经学和从事《汉语大词典》编纂工作，觉得汉语音韵的研究，不能离开以汉语为媒介的所有历史文化。所以我虽只写了几篇音韵学文章，却能在音韵学本身之外的历史和历史文献中寻找有利于解决或佐助解决音韵本身问题的材料。比如《〈经典释文〉单行单刊考略》，从目录学的角度，解开了《释文》从流传到刊刻非同寻常的过程，为解释其中的反切异同和变化开出新路。后来我又从一般人少所关注的《道藏》中，找到陈景元的《南华真经章句音义》中北宋景德年间的《释文》反切，证实了单行单刊与合刻的异同。又如，关于敦煌《切韵》残卷，前辈大师刘复、方国瑜、姜亮夫、潘重规，尤其是魏建功等不知做了多少有益工作。而我却从复原残卷的角度，另辟蹊径，去探寻具体的增字，来思考、考证其写本年代。十年前写过《斯坦因三探所获吐峪沟文书字书残片考释》，近来又写了《俄敦5596号〈切韵〉残卷复原与年代问题》，都是作为唐作藩前辈八十、九十的寿庆论文，唐先生是非常关心我的一位长辈。
虞先生手抄《韵镜》
王：除了音韵学，您在图书馆还读过些什么书？
《经典释文》单刻单行考略手稿
二十八种公私书目所藏《经典释文》单行本一览表
虞：当然不止是音韵学啦。你们可以想见我在当时是可以算作一个无知者了吧。我那时有一个癖好，就是看书累了，会出来在走廊的卡片柜里翻阅书卡，翻的时候我总是找分类的卡片抽屉，一张一张翻，把要的书记录在小本子上，然后分期分批地去借。记得抄过一整本，后来放在自行车后架上弄丢了，又重新抄了一本。不要说语言类的文字音韵训诂、语法词汇、古汉语特殊句法，还借高名凯的《语言论》《语言与思维》来阅读，连类而及的有李安宅的《意义学》和《巫术与语言》，还有苏联的一些语言学家如契科巴瓦的《语言学概论》。其他如哲学、心理学、经学、文学、历史，等等，因为刚刚扎进这座知识宝库，什么都新鲜，就连分类也很吸引我，通过分类，我几乎可以随心所欲找自己所想要的书。那时可以说无所不抄、无所不借，又无所不读。当然有的就是借出阅读序跋目录，知道大概，有的则摘抄需要的内容。我原来记忆力还可以，但是拼命读书以后，一天只睡几个小时，时日一长，整天觉得昏昏沉沉，脑子发热，四肢松软，拳头也捏不紧，想记什么都随即忘记，反切上下字背了忘，忘了再背，我感觉自己的记忆力极度下降，不知道是少睡原因，就去看心理学的书。所以张耀翔、高觉敷的书我早就借阅过，由此又去借阅巴甫洛夫的书，因为对信号系统感觉好奇。高觉敷翻译的弗洛伊德的书那时就借读过，而《梦的解析》好像多年以后才出版。张耀翔的《感觉心理学》后来买到了旧书，高觉敷的《中国心理学史》出版后，我也立即买下。我之所以对心理学有几年的热度，那是因为陆志韦和唐钺原来都是学心理学的。陆志韦的《古音说略》我不知看了几遍，唐钺的《国故新探》中关于古音辩论的文章也抄过，后来买到了旧书，这次在台湾又买了两本他们翻印的“盗版”，居然连作者姓名都隐去不写，因为唐钺后来任北大、清华教授，全国政协委员等职。还有就是我进《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工作以后，很想用心理学来分析语词引申义的问题，时间一长，兴趣转移，于此也就渐渐疏淡了。这只是举一个心理学的例，其他学科的书也看了不少。80年代，图书馆人多，你不是早上第一二三名来，后来来的，借书就比较慢，有时一张借书单下大库，你就得等半小时，回来如果白单一张，没有，重填，你又得等。管理员为了缓解这种情况，就叫天天必到的读者，尽量把书保留。所以闭馆还书时，总是问“明天还要吗”，这样既让你少等少浪费时间，也减少他们的工作量和减少书的上下搬运环节。所以，那时我把《刘申叔先生遗书》《王静安先生遗书》《崔东壁遗书》等，都长期保留过，以便在借新书等候时可以翻阅这些书。所借的书和借书过程都有很多故事，一时也记不全说不完。不过，到长乐路去看善本书和徐家汇藏书楼去看旧杂志的经历，还是不能不说的。图书馆的线装书卡标有“长”的，都是藏在长乐路746号原合众图书馆的旧址里的，一般你要隔二三天才会给你调过来，有时他们也会叫你直接去那儿看，所以我也经常去。记得我看段玉裁的道光乙酉本《诗经小学》就是在长乐路，书上钤有“淮海世家”方印，也不知是谁家的，多年后问了徐复老，才知就是王念孙家的印。在写《清经解》一文时，很多石印本都在长乐路，经常去，也经常看到顾廷龙顾老会很静地走下楼梯，环顾一下，没有声音。我知道他是大人物，也不敢打扰他。多年后，我叫同事林申清去请他老人家为我题写《中国古代避讳大辞典》，他题了，我没编出来，很内疚。在看书的过程中，经常会碰到一些引自旧杂志上的文章，上海图书馆的旧杂志不在人民广场那边，都放在徐家汇藏书楼。也是请盛巽昌先生联系的，只听他与徐家汇的芮太英和徐老师通电话，说我们这里有个小青年，把馆里所有的音韵训诂方面的书都看完了（我吓了一跳，顿感惭愧）！要想来你们这儿看旧杂志。就凭这一通电话，我在徐家汇藏书楼看了半年多的杂志。《史语所集刊》《史学年报》《华国月刊》《制言半月刊》《国粹学报》《燕京学报》《国学专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等等，大多都让我倒腾过，也和那边年龄相仿的管理员熟识了。陆志韦和唐钺在国外学心理学，就是在藏书楼卡片柜里发现他们翻译了好多心理学文章才知道的（那时候可没有百度一下你就知道的喔，不知道的，没处问的，你就永远不知道）。那时还在自行车厂工作，他们把我“发配”到郊区去做附属工厂工人的技术指导，很远，我还是坚持去藏书楼。梅雨季节，门受潮关不上，狠命一关，把右手中指给轧掉一点，仍然坚持去抄写，以致手指化脓。记得正好是抄姜亮夫先生的《委蛇逶迤考》，署名姜寅清，还不知道就是亮夫先生，后来我在整理他的《声韵学概要》的后记中有记述。
一晃就三四十年过去，近年我经常回想我今天所拥有的知识得之于哪里，上海图书馆208室是我的大学课堂，我永远不会忘记，不仅是书，还有那里的人。工厂里的同事，说实话，我已记不起几个人的名字，可208室的“同事”，盛巽昌、朱守芬之外，王佩芳、金建中、吴莹、沈树吟，藏书楼马莉、乐静秋……虽然他们应该都退休了，我还会经常问起现在的图书馆人员，打听他们的情况，因为太熟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