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求学经历
王锷：老万，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学礼堂的访谈，先请您谈谈上学的经历。
万仕国先生：上学读书，应该讲，南师给我留下的印记比较深。我是1978年从我们镇上的陈集中学毕业的。这个学校还是不错的学校，50年代建校，60年代仪征师范学校撤销以后，连人带仪器、设备、资料又整体搬了过来，加上“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一批名校毕业的老师因为家庭或者个人的问题，被发配到了这里，师资力量也是非常强的。我时常说，我们是“文革”的受益者。不是那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不可能有那么多高水平的老师蜗居在一个偏僻的乡村高中。
我读书的时候，还在“文革”期间，那个时候的风气，肯学的不多，可学的东西也不多。学校有个资料室，全部是五六十年代的书，全部都封在那里，谁也不让看。除了学校的几本教材，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也不让看。高考复习的时候，历史、地理两门课没有教材，也没有复习资料，靠老师刻钢板、印讲义，纸又特别紧张，印少了，要靠自己手抄。所以在到南师之前，我感觉到自己的知识面非常窄。
1978年高考没考取，毕业之后就在村里边的“戴帽子”初中，就是小学然后加两个初中班的那种学校，当了两年代课教师。我的家庭也比较贫寒，我哥哥1979年考到江苏省邮电学校，是原邮电部下属的一个中专，在长乐路那儿。他的生活费之类的家里边都要出，大概学校也有些助学金之类的，反正不能解决他自己的问题。他去读书的时候，家里的经济状况就更紧了。我当代课教师，目的就是要挣点钱养家。当然，高考不利，自己也不甘心。因为我身体一直比较单薄，农活干不了。你别说跟同龄劳动力在一起干不来，就是跟妇女在一起干活，也干不过人家。还是生存的压力比较大吧，觉得还是要读书，跳出农村。
到1980年的时候，也算是幸运吧，考取了南师中文系。到了南师以后，感觉到完全是另外一片天地。当然，学习的压力也特别大。因为我们那届里边，当年考取的学生比例非常高了。那两年，由于高考的动力，教育方面恢复得非常快，变化非常大。首先是有教材了，然后老师也有荣誉感了。所以，高中毕业比我们迟的这两届，他们的读书环境，他们所接触到的知识，比我们要好得多，也系统得多。和同学在一起，我也有压力。所以到南师之后，除了上课，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图书馆。现在看，南师这一阶段，自己抓得还是比较紧的。
南师那时候有个比较好的传统，学校每年搞一个校庆，不开大会，搞一些学术活动。中文系每年也都办一个校庆学术报告会，三、四年级的学生可以在报告会上交流论文，老师也到会上交流研究成果。这个报告会是敞开式的，老师和同学都参加，本校的、外校的都可以进去听，那时候南大、华东水利学院（就是现在的河海大学）都有人来听。我在学校里是穷人，除了读点书，既没钱也没什么兴趣出去玩，所以校庆学术报告会的时候，我们也过去听。那时候进校已经一年了嘛，所以学校哪几位老师在外面名气大，这个是知道的，包括唐老、徐老、钱老、诸祖耿先生、张芷先生等，这些名字大家都知道。那时候，中大楼的橱窗里有学术报告会的海报，张芷先生讲《杨树达年谱》。我对杨树达的《词诠》有印象，知道他的学问好，就想听张先生讲杨树达，了解一下杨树达先生是什么情况，就过去听了。我进去的比较迟，后排都坐满了，只有前排有空位。那时候也没什么规矩，看到前排有空位就赶紧坐下来，听张先生讲杨树达，讲为什么要做《杨树达年谱》，他的这个《杨树达年谱》是怎么做，然后讲到他对杨树达学术成就的一些评价。张先生讲结束，这就算一半，后边还有其他先生的报告，所以张先生先要把他的讲稿等等收拾一下，下来之后，他也听。一看我旁边有座位，他就坐到我的旁边。张先生就说：“你也听啊？”我知道张先生肯定不认识我，以前只是很远地看过他，知道他是张先生。我也赶紧跟张先生打招呼。“听得懂吗？”我说：“能听得懂。”他说：“我口音比较重。”张先生是泰州人。我说：“我是扬州人，仪征的，能听得懂。”他说：“你仪征的？仪征不错啊，你们仪征学问大家多呢。阮元、刘文淇，还有刘师培。”那时候讲阮元我知道，讲刘文淇就不知道了，讲到刘师培我就开始犯晕乎了，因为我们高中教材里没有讲过刘师培。张先生也看出来了，因为不像是高年级的学生，他就说：“刘师培，你知道吗？”跟老先生不能说谎啊，因为他下边要问你的话，你就接不上啦，只好老实说：“不知道。”张先生就说：“刘师培啊，仪征人还是应该晓得。”我当时感到这很丢人啊。那时候学生很要面子，说到你家乡，老师提到这个人说他很了不起，你都不知道，这是很丢人的事情。
1982年张芷先生编《杨树达先生年谱》
学术报告会之后，就到图书馆找书，翻卡片。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还有《论文札记》两样，合订在一起的一个小册子，把它找出来。那时候我毕竟才读完一年级，刚进入二年级，也才开古代汉语课嘛，拿出来，是繁体的，有标点，也就看看吧，连蒙带猜的，就知道是关于文学的。它前边刚好没有刘师培的介绍，就搞不清楚他怎么回事，只好又去翻《辞海》。《辞海》里边有一小条，知道他参加“筹安会”，还有一些批判性的内容，也就这么很简单。但是《辞海》里边提到了：“有《刘申叔先生遗书》七十四种。”这个“七十四种”是什么概念？怎么叫“七十四种”，为什么不叫“七十四册”啊？这是什么情况？总感觉很模糊。那时候图书馆有一个参考咨询部，那儿放了好些白纸条，你有什么不懂的，留个小纸条，写上你的信箱和名字，放在那儿，就会有图书馆的老师告诉你这个是什么东西，或者是什么情况，或者在哪一部书里边你可能找到答案。我当时就写了一个：“《刘申叔先生遗书》哪里能看到？需要了解刘师培生平。”两行，放在那儿。隔了一天，拿报纸的同学跟我说有一个小纸条是给我的。一看，那上边就回答了一个问题：“《刘申叔先生遗书》在一楼古籍部。”第二个，刘师培的生平资料，没有答案。既然知道《刘申叔先生遗书》在哪儿，就去看看吧。
那时候古籍部就在现在华夏馆的一楼，门一进去右拐。古籍部里边只有一张长条桌，都是老先生和研究生们去的地方。去了之后，登记填表，写上《刘申叔先生遗书》。那时候古籍部是陈一民老师负责接待，他问我：“你看这个啊？”我说：“我不知道是什么，就想看一下。”然后他到库里面去，拿出了四大函，往桌上一放，告诉我：“第一本在第一函的最上边。”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古籍书，才知道古籍书标顺序是标在书边上的。翻开第一册，看到前面有他的几篇传，没标点，还是繁体字的。那时候繁体字稍微认识一点，但不多。古籍部那儿又不能带字典进去查，那怎么办呢？不管怎么说，就先在那儿抄，没有标点就没有标点，抄回来再想办法。那时候古籍部的座位比较紧，有的老师一看人比较多，就在那里借，像徐老、钱老他们是可以借的，其他人只能坐在那儿看。有的老先生就不进来了，在门口说一声：“哦，今儿人多，我明天来。”我自己在那儿抄了几篇传记之后，就不好意思老是去了。把抄的这几篇点断了，看了看，感觉还是没搞清楚。
我想，既然张先生讲刘师培怎么样，那张先生会不会知道刘师培有其他的东西？那时候中文系老师的信箱也是可以放纸条的，给张先生也放了一个纸条，告诉他：我到图书馆看到了《刘申叔遗书》，抄了几篇传记，但是找不到有关刘师培生平的资料。隔了两天吧，张先生在校门口信箱里边留了一个条子，说：有时间可以当面聊聊，还写了他家的地址。那时候张先生住在学校大门对面的小平房里，离钱小云先生家不远。记得是当天晚上去的张先生家，张先生很开心，说：“哦，你是我的小老乡啊。”然后他开始讲，你看到的刘师培的东西，我也只能看到这么多，刘师培生平方面好像没有其他的东西。接着讲刘师培的学问，夸他的学问很好。张先生问：“《刘申叔遗书》你能看得懂吗？”我说：“看前面，就已经搞得很晕乎了。”“这个人值得去研究他，值得去了解他。你是仪征人，也有条件，看看能不能从了解他开始，就去做这个东西。”我说：“做刘师培该怎么弄啊？他的东西那么多呢。”张先生就说：“哎呀，你还是要有这个决心。刘师培这一块，将来会有很多的人去研究他，第一个就是他的学问体系很大。现在没有人研究他，就是因为他在‘筹安会’这一段，我们不谈他的‘筹安会’行不行？第二个就是国家‘七五’规划里面有《刘师培全集》这个项目，现在不知道谁在做，但是既然有这个项目，就证明国家重视这个人了。你年轻，可以做。你可以跟我一样嘛。我做杨树达，我也是搜集他的资料，了解他的学问，在这个过程中逼自己认认真真读他的书。我为什么要做《杨树达年谱》？也是先知道这个人，然后去了解他的学问。你了解了他的学问，又知道了他这个人，两不耽搁，可以合在一起做的。你年轻，可以做。你是仪征人，老乡里边有个学问这么好的人，你不去做谁去做啊？”张先生的话鼓动性还是大的，他这么一鼓动，我就说：“张先生，那我就跟着您学，做《刘师培年谱》吧。”他说：“好。这个事情好。很多年轻人，一开始都没有个头绪。现在你有这么个头绪了，你就围绕着这个做。不要急，你就慢慢来。”
那时候，在同学当中我都不敢说这个事情。读一二年级的时候，大部分的学生倾向于往文学方向走，而且大多数人倾向于往作家那个方向走，所以那时候南师同学当中小诗人很多。也有一些写小说的，像徐乃建那一批，在全国都有影响。小师弟小师妹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作家梦。你去看古籍，说做这种东西，在同学中很少，也不一定能被人理解。另外一个，这个事情究竟怎么搞法，当时心里还是没底。但是我清楚：有这么一个事情，我已经答应过张先生了，我不好不去做。
有一天，张先生在信箱里面又放了一个小条子，说：“晚上如果没有课的话，你就过来。”我就去了。张先生就说：“刘师培的事情，你考虑好没有？”我说：“张先生，您上次跟我讲过之后，我心里记着这个事情呢。具体怎么个搞法，我还是没有头绪。”“这个事情，你还不能耽搁。我已经跟徐老说了，徐老很开心，说有人做这个是件很好的事情，大家都要支持他。我约你过来，就是到徐老那里去。”要到徐老那儿去？我那时候心里也知道，到徐老那儿，一般人是不太好去的。有很多同学都想去拜访徐老，但是都知道徐老很忙，要带研究生，还要给本科生开讲座，大家都不敢去。我问张先生：“我去合适吗？”张先生就说：“跟徐老约好了。”然后张先生就带我去拜访徐老。见了面，徐老就说：“你这么年轻啊，好啊。张先生跟我讲了，你有志向做刘师培的研究，这个事情很好，要做。刘师培学问是非常好的……”又说了一通。好了，这时候就没退路了。这时候是1981年的下半年，二年级的第一学期，这时候至少我知道有一个方向去做，就是答应了他们两位先生这个事情，那你就得去干。这时候心里开始就有一个最担心的事情：如果你不干，张先生、徐老他们经常到中大楼这儿来，你活动就在这儿，哪一天碰上了，他问你干了没有，你说“没干”，那不就麻烦了嘛。
这之后，我思考刘师培这个事情该怎么弄。当时抓了两块，一个是把《辞海》里面“刘师培”这条抄下来，根据已经抄了《刘申叔遗书》前边的那几篇传记，把写传记的作者找一找。那时候，高平叔编的《蔡元培全集》后面附了一个年谱，很简单，相当于年表，那里边也提到了刘师培。知道了刘师培和章太炎的关系，找到汤志钧的《章太炎年谱长编》，这个书做得非常好，里边有很多的资料，并且交代出处，还牵扯到了苏曼殊、柳亚子、陈独秀这些人。围绕这些人的关系，我采取的是“株连九族”的办法，就是抓住刘师培这个中心，然后关注跟他相关的人，找他们的传记，找他们的著作，从中找刘师培的资料。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知道刘师培在辛亥革命前后这一段，就把全国政协编的《文史资料选辑》借过来，从头到尾翻，把这一段情况弄清，然后再看其他的。这么样，就慢慢往前走。在这之后，除了上课，我的大部分时间就放在刘师培这一块。当然，为了刘师培，也耽搁了一些事情，比如说英语。我本来英语底子就不行，基本上就认识26个字母。进入南师后，英语老师不停地换，又没有什么正规教材，学习上更困难。后来改成选修课，自由选择。我知道自己英语基础不好，觉得学那个东西太费时间。如果把这块补起来，刘师培就没时间照顾了。后来也就算了，反正也没想到考研究生之类的，还是忙刘师培吧。到1984年上半年的时候，我积累的刘师培生平资料已经有12万字多一点。
王：那也不少了。
万：那时候就想，这么多小纸条，都是用那个纸片抄下来的，这玩意天天抓在手里面也不是个办法，怎么办？我跟张先生说：“现在稿子有十多万字。”张先生说：“好啊，你想办法把这十多万字印出来，征求征求大家的意见。现在是你一个人搞的，把它印出来征求意见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很多人的意见。大家也可能给你提出一些方法上的问题，也可能提出一些资料上的问题，对你完成这个《年谱》，应该说会有帮助。”那时候呢，南师的印刷厂很忙，用铅字排印，也排不了多少东西。张先生的很多讲义，就是买蜡纸自己刻，刻好了再拿学校印刷厂去印。他鼓动我也去刻这个钢板。
1984年上半年的时候，临近毕业了，我也比较忙了。学校要求，只有毕业论文通过的，才能拿到学士学位。在三年级的时候，我写过一篇《〈诗经〉“A言VP”式试说》的小文章，是为校庆学术报告会准备的，但是1983年的学术报告会莫名其妙没搞。我当时的这篇小论文请吴金华老师看，吴老师看过了觉得不错，认为“能成一家之言”。他说：“做这一块，我们学校最牛的还是钱老。钱先生对《诗经》非常熟，你再去请钱先生去看。”吴老师告诉我，钱先生家也在大门口，跟张芷先生家离得不远。按照吴老师的指点，我就带着稿子去拜访钱先生。当时钱先生也正忙着呢，看了一下标题说：“啊，做的《诗经》啊。你就先放这里吧。”过了几天，钱先生给我留了一个便条，让我过去把稿子拿回来。钱先生用那个《汉语大词典》稿纸写了一个评语，放在上边，又鼓励了几句。之所以要写评语，是以为学校要搞学术报告会，有老师给你写的评语，你的论文才可以到会上去宣读的。当时钱老、吴金华老师都写了评语，但学术报告会没有开，我也没有再想这个事情，就放在那儿。到1983年快放寒假的时候，我去看王政红老师。他是我大一的班主任，相处得比较好。我就告诉他说：“今年学术报告会没搞，但我还是写了一个小东西。”他说：“写的什么呀？请老师帮着看看啊。”我说：“吴老师看过了。”他说：“吴老师怎么说？”我说：“吴老师说还可以，写了一个小纸条，让我去见钱老。”他说：“对啊，你肯定要去找钱老啊。”我说：“钱老也看过了。”他说：“钱老怎么说的？”我说：“钱老也写了一个纸条，表扬了一下。”他说：“你拿过来我看看。”我就到宿舍把稿子还有两位老师的评语都拿了过来，王老师看了钱老的评语，说：“这个不错啊，非常好啊。”那时候张留芳老师在学报工作，住在王老师隔壁。王老师就喊他，说：“老张老张，小万写了一个东西，你看，吴金华老师、钱老都有评语，都表扬了。”张老师正在那炒菜呢，系着个围裙，走过来说：“我手上有油呢，你拿着给我看。”我就拿着给他看。他说：“这是很好的东西，你把它放在我这。”稿子就放在张老师那儿了，后来发表在《南京师大学报》1985年第1期上。
1983年吴金华先生批改的《〈诗经〉“A言VP”式试说》论文原稿
到做毕业论文的时候，学校指定的指导老师是张芷先生。张先生问我这个毕业论文有什么打算，我说：“两个办法。偷懒一点呢，我想办法把这个《刘师培年谱》刻出来交差。不偷懒的办法呢，就是重写一篇关于刘师培的文章。”张先生说：“你这个十几万字的《年谱》，谁有时间去看？你们这个论文最后是要给评语的，要凭论文拿学位的，你还是重写一篇吧。”就写了一篇《刘师培语言学思想述评》，在当时的学识上，我感觉刘师培在语言进化方面的论述还是有新意的，但写得比较简单，反正毕业论文也算过了。但是张先生希望刻印《刘师培年谱》，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麻烦事。临近毕业这一段，学业上还有一些没有做完的，自己身体也很疲惫。张先生还要求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同学之间最好多一些互相帮助。总之，我自己确实没有精力。但是张先生希望刻印这件事，还得想办法。
在南师读书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仪征县地方志办公室的老师们有了联系，希望我在读书的时候，对涉及仪征的人物、事件多留心。南京图书馆有一部民国《仪征县志稿》，方志办派4位同志住在南京，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把这本书就抄下来了。这期间，与方志办的交往更多。他们也知道我在做刘师培，非常支持。当然《仪征县志》里面，必定有收“刘师培”这个条目，不能说错了。在为难的时候，我就跟方志办的老师说：《刘师培年谱》已经有十多万字了，我的老师希望最好能刻出来，征求意见，但是我没能力。他们说：“你在南京找个地方刻吧，只要经费不多，我们来想办法。”接到他们的信，去鼓楼誊印社一打听，刻印出来至少要120元。
《刘师培年谱》油印本
《刘师培年谱》手稿
王：那是很多的钱了。
万：我一个月的助学金和生活费，加起来才21块半，学徒工每个月只有17块钱。120块钱，相当于学徒工半年多的工资，我半年的生活费，这根本做不了。但是誊印社的人很不错，他们说：周边有一些校办厂，专门刻讲义的，他们那个价格便宜一些，刻出来的字不如我们这个好看，但便宜。那时候就想着把它刻出来，后来在南师附近找了家中学的油印室，他们找了一个学徒工来刻，字体比较差。刻印出来，总共80块钱，是方志办承担的。当时印了40本，全部搬到宿舍。当天晚上去拜访几位老师，毕业之前交作业啊。先到张先生家，送了一本；又到徐老家，送去一本。徐老一看，说：“印出来啦？很好啊！印了多少？”“印了40本。”“多印一点啊！”我说：“太贵了。”徐老说：“赶紧去！去看他们那个蜡纸还在不在？没有钱告诉我啊，我有钱。我再掏一点钱，多印一点嘛。”我到油印室一问，他说蜡纸已经扔掉了，没办法了。回来告诉徐老，只有这40册。徐老讲：“算了，算了。以后有什么事情，要先跟我商量。”那时候谁好意思去跟先生谈钱的事情？而且我总觉得，先生能这么关心我已经非常难得了。因为钱这个东西还找先生去谈，这是不可想象的事。但实际上徐老一直惦记着这个事情，每次再碰到的时候，他会主动问“最近有什么事吗”，特别是工作之后，还是这样问。我知道徐老怕我缺钱，再出这种事情。《年谱》油印本，当时南师图书馆古籍部送过一本，中文系资料室也送过一本。日本学者末冈宏到南师跟徐老进修的时候，曾经到仪征来找过我，就是因为在图书馆里面看到了《年谱》的油印本，由徐老介绍来的。
王：这个油印本，现在自己有保存吗？
万：我的最后一本，去年给仪征档案馆。档案馆对地方文化这一块比较重视，本地做得相对好一点的人，每人建一个档案，搜集相关的手稿、出版物、书评、资料，等等。他们常说：这些东西，放在你家不一定安全。放在我这儿，有专门的库房，有专人管理。我的许多资料就送给他们保管了，查阅也比较方便。
王：在南师的时候，还有哪些老师对您影响大？
万：回想南师求学这一段，我感觉特别幸运：所有的老师都很和气，对学生就像对自己的子女一样，关心大家的学习，关心大家的生活。1983年南师创办古文献专业后，徐老、钱老、皇甫煃老师、吴金华老师，他们都给古文献上课。那时候虽然我自己的学业也很紧张，但是只要有时间，我都去旁听。上课的老师也很高兴有人去旁听，皇甫煃老师每次都还给我留讲义。所以，第一届古文献专业的同学，有不少我都认识，像王华宝、孙叶锋，更是成了好朋友。
说到南师的老师，还有一位赵国璋先生。赵先生当时好像是图书馆的馆长，给我们上工具书使用法，我给他做课代表，同时也是四个班级的总课代表。学完了，开卷考试。赵先生出了200道题目，一班做第1—50题，二班做第51—100题，三班做第101—150题，我们四班做最后50题，就是第151—200题。因为是总课代表，我给自己的要求是做完全部200道题。虽然累一点，但对我后来研究刘师培，这个作用是巨大的。有了这个底子，一般遇到问题，我知道到哪儿去找资料。不过，赵先生教我们的时候，我没敢告诉他我在做刘师培。后来，徐老跟赵先生说了。我毕业回仪征之后，赵先生考虑到我在县里边，手边没有《申叔遗书》，担心我坚持不下去。赵先生自己有一套原版《申叔遗书》，然后他就跟徐老讲，说：“万仕国他要是再到您这儿来，让他来找我，我把那套《申叔遗书》让他带回去，放在他身边用。他没有资料是不行的。”1986年，我刚好到南京开会，去拜访徐老。徐老告诉我这个消息，那真是欢天喜地。记得当时带着个皮箱，装换洗衣服的，找了几张报纸，把衣服捆捆扎扎，然后拿着皮箱到赵先生家。赵先生把《申叔遗书》打好包，一件一件递给我，我再小心谨慎地装到箱子里。今天想起来，还是觉得那么神圣。赵先生的这套书放在我身边用了一年多，直到1988年末冈宏送我一套华世出版社的影印本，然后才把这套书还给赵老师。我感觉到在做刘师培研究的过程中，我欠老师的太多，而且欠得太久，有的都没办法还。
王：也算是有缘吧，和老师们有缘。
万：是的，是一种缘份，其实更是老一辈给我们的教育和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