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年谱》《刘申叔遗书补遗》
王：《刘师培年谱》出版也好多年了，您自己觉得这个年谱在刘师培研究上，有哪些推进？
万：就《刘师培年谱》而言，可以说，这是第一部理清楚了刘师培一生脉络的资料书。特别是对他一生中的重要时间节点，我还是比较自信的。包括他早期的政治倾向，赴日本的时间，在日本期间和章太炎他们搞“倒孙”运动，以及他后来投靠端方，参加“筹安会”，这些大事情的脉络，到目前为止，没有其他的材料可以推翻《年谱》的结论。第二，在《年谱》的编排方式上，我把它分成“事略”和“著述”两大部分，把跟刘师培相关的大事以及刘师培的行踪、交游，他的一些学术活动，都放在“事略”里面；“著述”部分，把他所有的著作，包括单篇和重复发表的文章，在哪个报刊上，是什么栏目，用的什么署名，逐一地整理出来，为大家全面了解刘师培的著作，特别是了解《申叔遗书》之外的著作，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线索。尽管有一部分当时没有发现，但这个量不是很大，后来做《补遗》的时候基本上都收了。第三，对于刘师培生平中的一些重大事件，保留了不同的说法，但同时也明确了我的个人倾向。
刘师培像
刘师培等八人合影
比如，许多著作根据蔡元培《刘君申叔事略》的说法，认为刘师培1903年会试落第后，“归途滞上海”，把刘师培到上海的时间确定为1903年夏；朱维铮先生说刘师培是1903年初到上海，冯自由说刘师培是甲辰（1904）秋冬间到上海。但是，我坚持认为，刘师培到上海的时间是1903年秋。因为刘师培1903年3月赴汴京参加会试前，在《苏报》上发表《留别扬州人士书》；5月落第后，回程途中有《一萼红·徐州怀古》《扫花游·宿迁道中见杏花》词作，也表达的是落第后的迷惘；回家后，在扬州有《泛舟小金山》诗，游南京有《癸卯夏游金陵》《莫愁湖》诗，而且《艺风老人日记》癸卯（1903）四月二十五日有刘师培拜访的记载；返回扬州后，又有《端阳日，偕地山、泽山、谷人泛湖，言念旧游，怆然有作》诗，都说明刘师培1903年初夏的时候，仍然在扬州、南京周边活动。至于“归途滞上海”，刘师培由开封返回，走的无论是陆路还是水路，都不可能先到上海，这个地理方位不对。实际上，刘师培这个时候还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他回到扬州后，创设师范学会，筹办协助扬州乡人出洋留学社，两个《章程》都发表在6、7月份的《苏报》上，证明他当时还没有到上海。
还有，关于刘师培到上海的原因，冯自由说他是“家贫不能自给”而到上海谋教职，章士钊说他是避政嫌，都是捕风捉影之谈，忽略了刘师培在相关报刊发表的政见，矮化了刘师培。关于1908年章太炎与刘师培关系破裂的问题，由于太炎字枚叔，师培字申叔，我们通常称之为“二叔反目”，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现在不少人还在相信冯自由的说法，说刘师培夫人何震与汪公权有暧昧关系，被章太炎撞破了，于是告诉刘师培，没想到刘师培迁怒章太炎。其实大家都忽视了一些重要的东西。首先，何震是最早一批宣传男女平等的女性，也是最早一批共产主义理论的研究和传播者。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讲女性参政又讲共产主义，何震是第一人。凡是看过冯自由《革命逸史》全本的，都应当注意到冯自由到30年代的时候，仍然宣传共产党就是“共产共妻”。所以“红颜祸水”论与“共产共妻”论相结合，在冯自由的笔下，何震的形象不可能好。其次，章太炎给孙诒让写信，让孙诒让以父执的身份调和章太炎与刘师培的关系，其中说到他们是因为学术问题的意气之争，应当是可信的。第三，这一段时间，“二叔”的政治目标、论学倾向也出现了问题。比如，刘师培努力普及世界语，章太炎在《国粹学报》上发文章《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刘师培宣传无政府主义，提倡暴动和暗杀，并且与吴稚晖等人的《新世纪》关系火热，而吴稚晖是章太炎的宿敌，章太炎的兴趣转向了佛学，等等。这些思想观念上的差别，才是“二叔反目”的根本原因。再则当时章太炎与刘师培夫妇合住在一起，章太炎生活上不据小节，有时半夜指灯叫骂，对刘师培正常的家庭生活造成影响，也是一个方面。加上，这两位都是有个性的书生，都喜欢意气用事，所以最终闹得不可收拾。
要说到刘师培夫妇的感情，只要想一下，辛亥革命爆发后，刘师培一度失联。何震由阎锡山、南桂馨资助，千里入蜀寻夫，这是一般女子能够做到的吗？如果他们夫妻关系不好，为什么刘师培死后，何震会精神失常？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事实。可惜现在好新猎奇的人多，没有人静下心来想一想。
当然，《年谱》里面也有一些小遗憾。比如，《年谱》里面对刘师培的学术评价牵涉的比较少。因为当时考虑到年谱的体例，它毕竟跟评传不一样，我不想把它做成介于评传和正规年谱之间的一个东西，所以回避了这一块。当然，另一个原因是我自己在那个阶段，我还不能完全有信心来评价刘师培的学术，有这样一个顾虑吧。
王：后来您又做了《刘申叔遗书补遗》，当时做《补遗》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您这个《补遗》对于研究刘师培，它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这个书有什么特点呢？
万：《刘申叔遗书补遗》可以说是《刘师培年谱》的“副产品”。当时做《年谱》“著述”部分的时候，已经发现不少《刘申叔遗书》失收的文章。总体上说，钱玄同他们在那样一个动荡时代和学术环境下，能够编成《刘申叔遗书》这么一个大体量的东西，该收的东西已经收得不少了。有些内容，钱玄同当时也看到了，出于他们的考虑，认为学术意义不大，没有收，比如《国文典问答》。当然，也有些东西，他们当时没有找到，所以也失收了。就我个人所见到的刘师培的著作而言，我觉得，这些失收的东西里面，不少还是有价值的。要了解刘师培，最好是了解他的全貌，包括细节。《年谱》做完之后，我和广陵书社曾学文、孙叶锋有过一些交流。当时他们两位都提出来能不能把《刘师培全集》搞起来，我感觉到这个事情确实需要去做，但是《年谱》出版时就遇到了经费问题，所以要做《刘师培全集》，我感觉到困难比较大。
第一，《刘申叔遗书》必须要整理，这是回避不了的。但是《刘申叔遗书》影印本对《刘师培全集》的销路会有明显的影响。《申叔遗书》台湾有华世出版社的影印本，还有其他的影印本；大陆有中央党校和凤凰的影印本，这两个本子，特别是凤凰的本子卖得很快。等我们把《刘申叔遗书》整理出来之后，再加上“补遗”的部分，那时间跨度肯定很长，那么《刘申叔遗书》影印本销了这么多之后，你做的《刘师培全集》销量上肯定会有问题，因为当时也没有把握去拿这个国家的项目。我跟孙叶锋他们讲，与其遥遥无期地做《刘师培全集》，不如先做《遗书补遗》。中央党校和凤凰的影印本实际上已经为《补遗》打开了销路，因为一个人肯掏钱去买《刘申叔遗书》，那么至少有一半人会买《遗书补遗》。
第二，我自己已经积累了不少资料，还有一部分已经有明确的资料线索，只是那些不让复印、拍照的，需要花时间去抄。《补遗》的体量不是非常大，时间不会拖得很长，做起来也不会非常困难。
至于《补遗》该怎么做，我当时也有一些考虑。
第一，钱玄同认为不太重要的东西，我觉得是应该补进来。比如说《国文典问答》，钱玄同他们把那个附录《中国文字流弊论》收到《申叔遗书》里边了，而他认为前面的《国文典问答》内容上有差错，而且是普及性的东西，没有学术价值。我感觉到，从严格的学术意义来说，这本书算不上刘师培很重要的学术著作，但是从语法史研究角度来说，从这部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马氏文通》与现代语法体系之间的过渡时期，人们对词类的认识、对词性的分析，它处于一种什么状态。这本书尽管是为小学生编的，不少内容是共性的东西，但也有他自己的独到看法，特别是在形容词的分类上，刘师培有自己的想法。从语法史研究的角度来讲，还是有价值的。
第二，钱玄同他们当时没有找到的书，现在有些已经找到了，也要补进去。比如刘师培著有《逸周书补释》上册，钱玄同他们从《国粹学报》的广告里边知道有过这部书，但是没找到，所以他在《申叔遗书》的前言里边认为这部书可能已经没有了，但是后来我在南京图书馆找到了这本书，这本书还在。这一点很明确，钱玄同他们是想收的，但是因为没找到，所以没有收进去。还有《左盦文内篇》，钱玄同他们当时很困惑，但这个书的校样本也在南京图书馆。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内容，应当补。
第三，关于白话文章。钱玄同知道刘师培办过《中国白话报》，但《刘申叔遗书》里没有收白话文，钱玄同在序言中没有说明，是因为没有找到《中国白话报》才没有收，还是因为这是白话写的，他不愿意去收？从《刘申叔遗书》所收的文章来看，凡是白话文的东西都没有涉及。《中国白话报》里面有一些文章同时有文言的文章，比如说，《教育普及议》在《刘申叔遗书》的《左盦外集》里面有，但是他另外有一个白话文版的，叫《讲教育普及的法子》，内容大致相同，《刘申叔遗书》就没有收。像这些文章，我觉得还是收起来比较好。从政治思想角度看，透过《中国白话报》的这些文章，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刘师培对宣传启发下层社会特别是农民革命意识的一贯重视；从研究白话史的角度来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史料东西。我们现在都知道“白话文运动”，那是后边的事情。实际上，早期的白话在“白话文运动”“新文化运动”之前，曾经有一段很风光的时间，很多地方都有白话报，比如《安徽俗话报》《杭州白话报》，而以《中国白话报》的影响非常大，值得去关注。
第四，“筹安会”期间的文章需要补收。刘师培在“筹安会”期间究竟写了什么、说了什么，从《申叔遗书》里看不出来，《筹安会“六君子”传》里面谈了一点，也语焉不详。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刘师培有《告旧中国同盟会诸同志书》和《国情论》，这两篇文章在哪？它写了什么？很多人没见过，现在我从报刊里面找到了。尽管他是为“筹安会”活动写的一些东西，从内容上是不对的，或者说是不好的，但是这毕竟是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不能大家随口说有这么个东西，谁都没看过，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标题来认定它可能是什么。这不是科学的态度，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些资料也汇集起来。
第五，刘师培在北大期间的讲义。北大那个毕业纪念册和《北京大学日刊》里面都提到了刘师培在北大开过的一些课，说刘师培1917—1918学年担任中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课程，指导的课程有“中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史”。那么他教中国古代文学史时，编了《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是公认的一本很有学术价值的讲义。蔡元培说，刘师培当时不能高声讲课，但是所编的讲义原原本本，很受学生的欢迎，就仅仅指《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吗？有没有其他东西？他既然给一二年级的学生讲过中国文学，所谓的“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学史”是什么关系？我在上海图书馆发现了《中国文学讲义概略》，是刘师培给北大一二年级编的讲义，是《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之外的另外一部讲义，内容上从上古开始，到两汉结束，跟《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在时代上是衔接的，应该把它整理出来，使大家更全面、更完整地了解刘师培的文学史研究成果。所有这些资料，对于研究刘师培的文学观、思想演变，以及对他学术方法的研究，还是很有帮助的。特别是像《逸周书补释》和《中国文学讲义概略》这两部书，直到现在，还没有引起刘师培经学、文学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王：在《刘申叔遗书》之外，《刘申叔遗书补遗》又收了刘师培的多少种著作？
万：《补遗》总共收录的诗文著作600多篇，其中正编540多篇，附录与存疑近70篇。著作部分有《国文典问答》《逸周书补释》《左盦文内篇》，还有他的几个乡土教材，加上《中国文学讲义概略》，还有罗常培他们的《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笔记，大概著作涉及七八个吧。
王：文章多一点？
万：对，单篇文章多一点。主要是白话的文章，还有就是刘师培在《天义》《衡报》上的一些文章，主要是宣传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钱玄同编《刘申叔遗书》的时候，没有见到这两个报刊的完整版，他只是根据自己剪报留存的一点东西来编的，可以想象，那时的资料条件也很困难。另外还有一些刘师培的早期文章、诗作，还有零星的信札。
《遗书补遗》出版之后，蒋寅先生写过一个书评，给了积极的评价。我自己还是有些小遗憾。我在《凡例》里面交待：全书分为“正编”“附录”和“存疑”三编，正编按年为序，无确切写作时间可考的，以“时间未详”为题，附在“正编”之后。等到样书出来了，《扬子桥》那首诗的目录前面，应该有一个“作年不详”的标题，结果漏排了，造成“凡例”与内容的不一致。
王：那是属于校对方面的。
万：另外，《早期文十一篇》，是刘师培1902年写的，我在《题解》里面写得很清楚，但成书的时候错成了1901年。前段时间，还有老师专门发邮件来询问这个事情。书已经印成了，没办法改了。
《刘申叔遗书补遗》这个项目做成了，我自己心里面比较开心。第一，证明全面呈现刘师培著述面貌的这个想法，学术界是支持的，所以进入了江苏省“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也列入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重点规划项目。第二，做成之后，对推动刘师培研究还是有些作用的。目前大陆、台湾学者引用的数量逐年增加，大家都在用，这是好事。
2008年薛正兴先生为《刘申叔遗书补遗》写的推荐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