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疯狂买书

王：据说您家里书不少，《东方早报》还采访过您。您是怎么疯狂买书的？

虞：买书是我人生的一大快乐。说到“疯狂”，也只是意识上的“疯狂”，经济的拮据，不可能让我在买书的实践中疯狂。但我买书确实是和1978年改革开放同步的，可以说是元老吧。“文革”期间，只有法家著作如《韩非子集释》《贾谊集》，毛泽东要看的《柳文指要》等，《鲁迅全集》倒是蛮多的。我在农场听老知青说，看古典文学，《辞源》比《辞海》实用。上调回上海，听说福州路上海书店的单位服务部有卖《辞源》，但是需要单位证明，刚进厂，哪里可以开？我在书店认识一位朋友田荣海，与田认识也是奇遇。那时古籍书店碰到外宾来挑书，要赶忙把里面一间管制起来，不准人员进出，我们就在被管制的时间里交谈起来成了朋友的。他还没上调，在长江农场连队里有权力，就叫他开了一张证明，去那里用十二元买了《辞源》正续编三厚册，那时知道续编的主编方毅不是当时国务院副总理，但无处问到是谁，今年在台湾买到了他的书。二十出头时，读书少，一般想知道的词汇典故，都可以在里面找到，比当年所抄毛选典故多得多，真是如获至宝。也是1978年，人民文学、上海古籍等多家出版社同步推出中外文学名著三十五种，其中现代文学十种，古典文学九种，外国古典文学十六种。消息一出，新华书店连夜排队。我当时只买了胡云翼《宋词选》（这书在农场里抄过，有感情）、余冠英《唐诗选》，连高步瀛《唐宋诗举要》也买不起，没那么多钱（后来才买的）。那时社会风气淳朴，大家没有心机，排队买到什么就是什么，不是自己想要的，就在淮海中路教育书店对面的小花园里互相换书。从这以后，各出版社开始陆续出版各类书籍。我刚回上海进厂，工资只有三十元六角，要半年后才拿三十六元，还要节省下来买自行车、买手表，所以没很多钱买书，我只能把中班的补贴二三元钱作为买书的基本费用，再凑点其他费用。所以一直往书店跑，是看得多买得少，不断抽出书看价，日子久了，把书的价格都熟悉得可以随口指说。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1978到1980年全国文史哲的书我大多能知道是哪家出版社出的，多少价钱，我是只看书价不看书的，其实也包含着心酸——没钱。没钱也想买书，怎么办？当时书价一般在一毛到一毛二三分一印张的价格，比如十个印张32开三百二十页，价格在一元到一元二毛左右，便宜一点的就一元钱一本。没办法，看到新书出来，就等，天天去旧书店等人家抛出旧书，一般是八折，那八毛钱就能买到。略有污损，可能会七毛或者更低，只能这样来扩充自己的藏书。所以，如果碰到古旧书店和新华书店打折的书市，那真是前几天就兴奋起来。每当即将开门之时，铁门外挤满了人，是排队又不像排队，大家做好冲锋的准备。这时你会感到，不只是我一个人穷，买书的人大多是穷的。时间一到门一开，大家像潮水一样涌入里面，各取所需。

王：有值得回忆的买书轶事吗？

虞：有几次买书，值得一记。一次大概是1983年秋季吧，上海古籍书店在文庙把库存的《备要》《丛刊》《丛集》《万有文库》和其他一些古旧线装书大甩卖，很便宜，那真是人山人海，大概当时上海滩上爱书的人都来了。记得像《万有文库》本《郑堂读书记》才二元钱，《西河文集》三元，《升庵文集》二元四角，《备要》本《周礼正义》（线装）六元，《翁注困学纪闻》（平装）三元，《东塾读书记》（平装）一元五角，还有《国学小丛书》像朱文鑫的《天文考古录》，等等，那次总共买了九十多元，已经是高一米左右的十六开面积的四捆，是已经成为同事的辞书社杨蓉蓉和我一起去的，钱还是她出得多（我在《榆枋斋学术论集》后记中有记述）。拿都拿不动，借了在玩耍的小朋友的黄鱼车骑着驮回来的。一次是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剔旧剔复本，大家又涌到复旦，我也挑了很多，记得我先拿到《太平御览》四大册，半价二十多元，当时周振鹤先生很想要，说以后肯定还会有，我就给了他。后来再也没看到，我只能等中华新印后用九折九十多元买了一套。不过周还是给了我一本我缺的《文史》十七辑表示酬谢。

值得一说的还有一次，是上海书店旧书部大甩卖，地点在二楼的一个边门，很小，九点之前大家拥挤在门口，一开门，我冲了进去，用一种闪电式的动作，在十几分钟之内，就霸占了一大堆。里面有沈曾植《海日楼札丛》、赵翼《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俞正燮《癸巳类稿》、俞樾《诸子平议》、胡玉缙《许庼学林》、高亨《读诸子札记》，还有梁启超的《墨子学案》、许维遹的《吕氏春秋集释》，等等，都是民国旧平装。这些书现在不稀奇，在当时可是看了都眼红的。同去淘书的辞书社书友手里仅仅拿了几本，凑过来看到我所挑的一大堆，尽是“珍本”，大为愤恨，他们几个人一通气，就蹦出一句话“虞万里是蝗虫”。是的，我飞过的地方，好的麦穗全给吃了。我听了也不生气，一则是理解他们没拿到什么好书，好的大多在我这儿了，二则也有缘故，什么呢，我在图书馆看书这么久，很多书都拿出来看过的，什么书内容是什么，心里有数，所以我挑书只看书名不翻内容。而他们挑书还得翻一下目录，讲什么，这一快一慢，差太多了。所以我像走路一样，一路拿去，不一会儿就是一堆，而且都是好的。几十年以后想想，仍然有一种莫名的自豪感。

王：买书中记忆深刻的书有哪些？

虞：80年代，我是古籍书店、上海旧书店、新华书店的常客，上海这些店的经理和主要店员我没有不认识的。因为熟悉，我经常可以进入店的里面去挑书。在福州路上海书店，我买到过陈梦家的《武威汉简》，八折二十元，石兴邦的《西安半坡》，黄文弼的《吐鲁番考古记》，等等。在古籍书店，我做过这样的事，看到开架上有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合译的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这是梦想的书，上图借过，后来在卢湾区图书馆也借过，无奈都必须还，但标价四十元，买不起，又怕给人家买去，就拿下来藏在开架下面一个有门的书柜里，过几天，营业员又拿出来放在上面，我又放下去藏好，待手头宽松，再去买下。又过了几年，不知怎么会有《董作宾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集》（三十元）、《董作宾先生逝世十四周年纪念刊》（二十元）二书。《三周年》一大半是很多珍贵照片。那时台版书市面上很少，很稀奇，又觉得贵，也是把它藏到下面的书柜，几经反复，还是用五十元买下来了，时间在1991年10月15日（发票日期）。我在90年代前几乎不进银行，出入就是书店。记得在《汉大》编纂处，第一笔稿费拿了三十元，直接到上海书店买了一套平装二十六元的《王国维遗书》，精装道林纸要六十元，买不起，后来有了钱想买，始终没碰到。90年代初把《汉大》转成繁体卖给台湾东华，我是主事者，就是从方针制定到具体操作都由我主持。转换字体经常发钱，我相对会拿得多一点，所以也就不断去书店换书。1987年中华书局影印前二十册《史语所集刊》，要五百元，买不起，捱到转换《汉大》字体有钱了，利用他们元旦打六折，冲过去买下来。《王国维遗书》和《集刊》都是我在上图读书时长期保留过的，印象深感情也深。我一直说，如果我算还懂得一点学问之道，《清经解》和《史语所集刊》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1988年中华影印《说文解字诂林》，只能托在中华任职的音韵学同仁郑仁甲买七折的，他说：“唉，还是你们上海人有钱。”其实天知道，上海人有钱与我有什么相干？仁甲兄性格豪爽，印象深刻，但他早退休了，现在没了联系。

王：记得您说在台湾也买过很多书？

虞：是。初次到台湾，重庆南路还是书店连着书店，我们晚上挨家挨户的看过去，书真好，也真贵，就是钱太少。记得第一次只买了一本吴万居的《宋代三礼学研究》，台币六百一十元，也算买过台湾的书。之后去台湾多了，台湾师友也相当友好，总是叫我到各处去交流演讲。我自己有一个想法，就是把所有的钱都买书，所以每次去每次都带书回来。在台中客座，在“中研院”文哲所、史语所访问，我每次都带回几箱十几箱。今年在台大客座五六个月，每天饭后、晚上去淘旧书，日积月累，总共买了六百多公斤，装了三四十箱，所有的工资全部开销完，还倒贴十万台币，但确实淘到了很多好书。我跟台湾师友们开玩笑，决不把台币带回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其实我是把书带回来了，也就是换一种方式把台币带回来了。学期结束没事，我就开始写台湾淘书记，才写了二万多字，回来就没时间了。

买书也要涉及人，我说80年代上海的书店店员我大多认识，古籍书店的书记陈耀忠、上海书店的总经理俞子林都对我很照顾。上海书店单位服务部的潘明坤，已经知道我要什么书，我去了，他总是会拿出几本我需要的书，说：“呶，这个你是要的。”记得王鸣盛的《蛾术编》、成瓘的《篛园日札》、《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等等，都是他给我的。潘退休后，由李慧珍和高建中两人当班，高后来自己开了一家书店，我给起名叫“学礼书店”。南京西路江宁路口的上海书店经理老蔡，胖胖的脸光光的头，不仅给过我由云龙所辑的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余岩的《古代疾病名候疏义》，还放我到里面库房里恣意寻找，曾在里面淘到过《辉县发掘报告》等，但毕竟手头拮据，无力将好书淘尽，于是隔三差五做梦，梦见自己爬在楼梯上，把没买的书全抱在怀中，醒来总是一阵怅惘。最使我不会忘记的还是南京东路新华书店的严仲麟，后来是赫赫有名的学术书苑的经理。当我在80年代初自诩能知道全国文史哲出版的各类书和书价的时候，到了南京东路碰到严，立即感到他对书也极其熟悉，一见如故，成为好朋友。每当我与他对谈全国文史书籍的情况，真有一种“天下英雄，使君与操”的感觉。严后来独立出来自己做，我为他作诗写字祝贺，一度生意红火，在西渡买了房子，不意难逃一劫，现在已经回归生活，多少年不见，思维仍然敏捷不减当年。

台湾方面，90年代中期，汉学中心的联络组长刘显叔一直给我寄《汉学研究通讯》，使我对台湾学人学术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之后耿立群接任，仍然一直给我寄书。认识林庆彰、蒋秋华教授之后，承蒙他们雅意，多次让我挑选他们文哲所的出版品。要书，我的心最黑，我大概除了极少数，其他都分期分批地勾遍了，他们也分期分批地送我并且给我寄回来。不仅文哲所的书，庆彰教授还叫学生书局给我寄了一套《经学研究论丛》。秋华兄更是与我有同癖，他的研究室的门只能推一半，人在里面，你还得叫一下，因为都给书挡住了。他知道我要书，有好的就给我留着，或给我寄来，都为我找书。台师大有自由交换的书廊，据说是助教雯怡想出来的。他告诉我，我就多次去检书，那《台师大国文研究所集刊》，又厚又重，重到你拿不动为止，我一次用自行车驮回来，一次是由雯怡助教开车送我回来的，那《集刊》从十九到四十七辑基本都齐了。在台北，很多人陪我逛过书店，颜世铉开车陪我去九份的乐伯书店淘书，克雅陪我逛牯岭街旧书店，还帮我在网上找书。台南的郭妍伶博士最辛苦，我每次去台南，她都排开很忙的工作，开车来接，带着我满大街的跑书店。记得有一次天黑了，开到一条小巷里，其实是一家住家的书店，真是又脏又乱空气又浑浊，吓得我憋住气赶紧逃出来。而最让我神往而难忘的就是城南旧肆，那时他们刚开张，妍伶开车带我去的，我大概是第一个大陆书客吧。那次挑了一二万元，而且都是好书，比如成惕轩的《楚望楼骈体文》，我在台北古今书店买了一套是八百元，那边是五百元，所以又买了一套。但好景不长，之后几次去，好书逐渐少了。今年客座台大，两次高铁南下，也是妍伶陪我，也只买了五六千。好书少了，价格却升了二成。其他艸祭、墨林二家，也是同一老板所开，我前后也投掷过五六万台币吧。这些都将在台湾淘书记里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