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王：您是何时调进浙江图书馆的？
崔：1973年1月底，学校放寒假，我和安君抱着儿子返回杭州（孝女路承德里二弄2号）。春节过后，便到孤山（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上班了。调动之事折腾了一年多，省内务局杨国年、邵顺德两位推动落实政策，浙图邱力成副馆长盯住不放，李楚南、叶贞华两位年轻干部跑断腿，老同学萧欣桥从旁相助，博陆乡贤沈虎根（知名作家）为我鼓与呼，“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邱馆长语），我这个“乡下人”才得以回到专业岗位。每念及此，我至今充满感激之情！
1973年崔先生在浙江图书馆
当时古籍部有大量存书未整理编目，何槐昌主任分配我去做。每天少则十几部，多则二十余部，先看序跋牌记，再看卷目，选读数篇，考察内容，给出分类号，然后依次著录书名、卷数、著者、版本、册数，一样都不能少。这项工作非常繁琐，每天重复地做，在貌似简单的重复过程当中，我逐步进入版本目录学领域。熟能生巧，气也顺了，时有无心而冥会之乐。夏定域先生、刘慎旃先生，两位前辈无保留地传授经验，指引路径。晚餐后，乘7路车过白堤，左转保俶路，步行至姜先生寓所，问安讨教，神聊，满满的获得感、幸福感！
王：这很难得！
崔：嗯，如果没遇到好的老师，或者自己不善于提出问题，主动讨教，只知道做具体的事，没有提升，久而久之就疲了。童书业先生，比我早几十年进浙馆，后来成为很好的历史学家。还有夏定域先生，浙大史地系教授，归隐浙馆，每天写他的《馆藏善本书识》，毛春翔先生写《古书版本常谈》。
1986年在浙江图书馆古籍部阅览室，自右至左：崔富章、朱季海和李希泌、张椒华夫妇
王：毛先生的《古书版本常谈》至今也是版本学界不可多得的一部代表作。
崔：嗯，毛先生有他实践的经验在里面。
王：是的，有实践的东西。
崔：毛先生早年是热血青年，是共产党。是大革命失败以后，退入书斋的。
王：您后来是不是接手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崔：1977年春天，国家文物局提出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据说是实现周总理的遗愿，上海、南京、浙江三馆先行试点。邱馆长安排我主持浙江试点。我们先着手做馆藏善本的普查，继而地、县馆普查，每部善本都做了著录。1978年4月在南京召开全国编纂会议，主题是讨论制定《收录范围》《著录条例》《分类表》等三个文件，以便在全国推开。我印象中，《著录条例》讨论得最为热烈，我提出十条以上的修改意见，主持修订的李致忠虚怀若谷，采纳多多。1980年秋天，集中到北京汇编。
王：那当时是版本学界的一些名家都汇集到北京了？
崔：编委会有四十多位，各馆都派人参与。由德高望重的顾廷龙先生荣任主编，冀淑英、潘天祯任副主编，周叔弢、赵万里、潘景郑出任顾问，李致忠同志担任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劳苦功高。
王：还有南图的沈燮元先生也去了。
崔：南图来的是沈先生、潘先生，还有宫爱东同志。上海是沈津、任光亮两位好朋友。当时我们有一个特权，查阅各馆（包括文物局）藏书，畅通无阻。
王：就是可以调阅任何单位的古籍？
崔：要调也可以，去看也行。版本学界有个传统，特重视“目验”。孤本，传世较少的善本，疑点较大的本子，必须“经眼”。各省报上来的卡片目录，有疑虑的，亦可发函，要求对方出具书影，相互讨论，共同提高，谋求最大公约数。
1984年南浔嘉业堂整理古籍人员。右一崔先生
王：那也是十分难得的机会。
崔：我被分在集部审编组，崔建英组长指示我审核六朝以前的，《楚辞》就包括在里面。印象中清华大学藏有不少好书，清刻善本独树一帜。进入清华图书馆，书架不是高大上，一般伸手可及，地板是玻璃的，感觉挺舒服。
王：当时设计标准很高，钢化玻璃。
崔：书库设置自修桌椅，可以安心阅读。浙馆白洋房没有，大学路库房也没有。我觉得清华馆挺人性化的，以读者为本。
王：您参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也做了好多年吧？最后有没有分开，比如说是浙江图书馆这边主编的经、史、子、集哪一块，有没有这样分开？
崔：前后有四五年吧。统合统编，一张分类表贯彻到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国家目录，著录全国七百多家收藏单位的善本古籍六万种以上，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个目录可以相提并论。第二，不同于正史艺文志，它是版本目录，书名、卷数（含附卷）、著者之外，版本（出版年、出版地、出版者、版次）著录尽可能完整，顾先生领导的编委们，两个眼睛主要就是盯着版本。下面报上来的卡片，浙江报的，江苏的，上海的，四川的，同一部书有五六张卡片，有的十多张都有，他们都有这部书，审查这十多种，著录的会不一样，有的是著录项目多寡的问题，这个不要紧，有的版本就不一样，有的是有疑问的，凡是有疑问的都会发函去询问，对方认真作答，而且他还要配上书影，经过这么一个功夫，应该说我们的版本审定是非常慎重的，应该是比以前的善本书目都要好得多。当然后来发现还是有失误，有遗珠之叹，但不会多。大的不足，就是台湾跟港澳的书没有收进来，国外收藏的中国古籍善本也没有收进来。因为我们看不到原书，版本判断缺乏细节支撑，更不能观风望气。没办法，顾先生认为我们那时做不到，所以一开始我们就不做。还有一点遗憾就是我们在版本著录的时候，原来是做了行款的，最后出书的时候没有写进去，书里没有。
1987年在南浔嘉业堂。左一安平秋先生，左二周启成先生，中崔先生，右一王春茂先生
王：为什么要把它拿掉？当时怎么想的？
崔：这在后期整理的时候我不知道顾先生怎么思考的，我没有问他。可能要么涉及篇幅，要增加好多，也可能得事先有执行细则才行，同一个书不同人数出来会不一样。
王：各家报上来的就五花八门。
崔：鉴定版本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就是量它的板框，板框多宽？板框相同的可以认定是同一个版本。量这个宽度事先也得有条例，怎么量法？从哪里量到哪里？你事先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结果同一部书，不同的人量出来也不一样。每书应该量卷端，书名著者都在卷端。卷端这个板框它有两条线，你量哪一条？从哪条算起？从外面的，往版心量，量到哪里？量到折的地方？善本大多没有中折行，量到哪里？可参考鱼尾。这个事先得有非常精确的规定，没有规定量出来也不一样。事实上，鉴定版本，量板框是最可靠的，但得定规矩。
王：通过这样一个工作，崔先生您觉得版本行款的量法标准应该怎么算？包括量它板框尺寸应该怎么做就比较标准一些？
崔：顾先生编《明代版本图录》，从右向左量至“口度”。“口”指版口，又叫版心，本身有一定的宽度（承载着大量版本信息），没有中折线怎么办？宋版多白口，量到哪儿，得事先约定。
回忆起来，在北京三十几个人，大家都是住在一起的，经常争论，那段记忆很难忘。
王：其实是非常好的大家互相切磋的机会。
崔：切磋机会比较多。湖北馆的阳海清兄，分在丛书审编组，他后来搞出好几种丛书目录，令人钦佩。
王：当时看了很多的善本书。
崔：是的，北图柏林寺分馆也藏有许多善本书。白天去看书，晚上回到香厂路招待所修订卡片目录，做笔记。有关《楚辞》的部分，后来大都收进《楚辞书目五种续编》一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