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求索之路
王锷：虞老师，您好！您这些年在经学、文献学、礼学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多成绩，请您先来谈一谈您是怎样走上学术研究这条道路的？
虞万里先生：您刚才说的那些学科，什么“礼学”“经学”，我都不敢当，我只是在与这些学科有关的材料中做了一些考证工作，写过一点心得而已。
我的经历确实有点奇特。我生长在书荒的年代、书荒的环境和书荒的家庭，父亲过世早，母亲不识字，所以家里没有一本书；逢上“文革”，时代更不容许我看书；而且生活在一条毫无文化氛围的里弄里（里弄里只有一个正牌大学生，因打架、偷摸被关的所谓坏青年倒有多个），同伴都在“读书无用”的喧嚣中沉沦，忙着玩耍和打群架，享受着白相的天性。我小时候与同伴玩得不高兴，也打过架，当然不是打群架。但我从小比较静，喜欢画画，家里穷，买不起颜料之类，所以只能画些铅笔画而已。后来又写过两年毛笔字，也学着刻过印章，因为没有老师，时间一长，也就都放弃了。
“文革”时偶尔知道唐诗宋词，自己也学写五言七言，那真是鹦鹉学舌。后来听人说写诗要有平仄格律，我却懵然不知，暗自惭愧。于是不断跑书店询问相关书籍。您去想，那时候怎么会有这种书呢？也是上帝的眷顾吧，有一次在书店问营业员，打回票说没有，竟有一位十多岁的同龄人拉了一下我的衣角，我会意地跟着他走出书店，他拿出一本王力的《诗词格律》，问我要吗？我眼睛一亮，要找的不就是这种书吗？其实我去问书店，根本不知道有王力这本书，只是问这类书而已。当然要啊。他说要加价，加多少？五分钱。我记得用四角五分买了这本书。没几天，我就基本弄懂了诗词的格律技巧。那时我经常去古籍书店，多是听人讲讲，问问字帖之类的。一次在收购处门口，看到两个年轻人抬着一箱书去卖。我说是否可以让我看看，他们说先进去，你看要的就示意我们留下。结果一打开，有两大本《辞海》未定稿，收购员开价六元，六元钱可够你吃一个月啦，我当然没那么多钱，最后只挑了三本小书，一本蘅塘退士原编的石印线装油光纸本《唐诗三百首》，一本《古文观止》和一本《作文描写词典》，都是精装，总共二元五角。读了《三百首》和《古文观止》，我对唐诗的今体、古风理解更深了，也知道了中学所读的古文之外有那么多的好文章，因为中学的古文我都能背诵，这一看实在很可怜可笑。这在今天的学生，轻易地可以见到习得，而在我那时的环境中，这的确不很容易。
说到与学问有点关系的事，就要讲到字典。“文革”开始不久，我借到半部《三国演义》，全是繁体，无法卒读，就去借了一本《新华字典》，读了几十回，繁体字全认识了，这使我懂得了字典的妙用。17岁时，在古籍书店看到人家在卖《康熙字典》，说这是所有字典中收字最多的。最会讲话的营业员老林，穿着中式的对襟棉袄，双手作揖式地缩在袖筒里，嘴上老是叼着烟，常作一种推销性的介绍，我看他讲得眉飞色舞，也用积蓄下来的二元五角买了一部。回来听隔壁邻居老人说，从前有一个人是小学教师，后来他背《康熙字典》，背一页撕一页，以示必须记住的决心，后来成了很有学问的人。我当时听傻了，以致今天还记得他说这故事时的神情。《康熙》能够让人变化如此，实在惊讶。我也决心要在这上面下点功夫。也是冥冥之中的命运吧，我后来竟然去编了二十年词典，而且在二十多年之后撰写了长达五六万字的《〈康熙字典〉总阅官、纂修官行历考实》，并且在徐珂的《清稗类钞》中找到了那位背《康熙》的原型，当然这都是后话，那位邻居老人也早已去世，无法听我还原他讲的故事了。
中学快毕业时，闲着没事，同学家中有一套中华的《三国志》，因为看过《三国演义》，想看看真的历史，就借来阅读。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陈寿的“评曰”，这不仅对人物有一个很简明的评价，而且四字格的语词特别多，于是就把所有的“评曰”抄了一遍。这可能就为我日后喜欢骈文埋下了种子。之后我又借到一本《毛泽东选集》中所用成语典故的袖珍本小书，也抄了一遍。
我是一个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照片贴到任何毕业证书上让校长盖章的人。小学三四年级就遇上“文革”，我们这一代又是“光荣妈妈”生的多子女，小学读完上中学，人太多，没那么多中学，就把一个比较好的中心小学改成中学，一下子容纳了1100多个小学“毕业生”，分为21个班级。就在忽而风行“读书无用论”，忽而集中“复课闹革命”的动荡中度过了几年。中学“毕业”面临分配，我六门功课全优，分配的时候，老师跟我说，像你这样功课全优的，上技校读书是没问题的，但是你父亲过世早，家里经济那么困难，我希望把你分到工厂，可以帮母亲承担家庭负担。我深知父亲过世后家境贫寒，不读书能工作也好。真等到分配方案“哗”的一下摊出来，一切都事与愿违。方案分三个档次，第一档，上海工厂；第二档，上海郊区农场、外地工厂、技校读书；第三档，外地农村。那时我们一般都有兄弟姐妹：所以你如果哥哥姐姐在外地农村，那你肯定可以入第一档到上海工厂；如果你是老大，一定先去外地农村；如果你哥哥姐姐在外地工厂或上海郊区农场，那就对应第二档，也到外地工厂或上海郊区农场，或者读技校；如果哥哥姐姐在上海工厂，那你铁定是第三档，无论如何必须到外地农村去。我大姐顶替已故父亲进了工厂，二姐已经分配在市郊农场，所以我一定是到外地农村，不管你学习成绩十二分优秀，读书也没门。我记得有一个六门功课都是红灯的同学，家庭条件竟与我一样，在那个年代，你老师岂敢上下其手厚此薄彼？“文革”中还真有怕给学生打的呢。所以先叫我到黑龙江，我怕冷不敢去；又派我到江西军垦农场，说有工资保障（插队落户是没工资保障的），可以补贴家里，我想军垦如军队生活，可能不便于自己读书。但是我跟母亲说，我一定不会赖在家里吃闲饭，不会增加家里的经济负担。最后七兜八转的让我到一个市属的外地农场，就是江苏的海丰农场。所谓市属，是仍受上海管辖，因为在江苏黄海之滨，所以算外地农村。市属外农有一个吸引力，就是它有机会可以上调回城。
怀着“一颗红心两只手”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斗志，抱着“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心情，奔赴黄海之滨。我是作为区里的学生干部去的，比别人早了几天。到农场不久，几个学生干部都纷纷带头写决心书，要“扎根农场干革命”，要我在决心书上签字，然后可以写入党申请书入党。我沉思了一下，说我不能签，签了名入了党，那我就得扎根农场，说到做到嘛。但我母亲还是希望我回上海，所以我也不违心签字。当时好像很多学生干部都签了名入了党，除了我。后来我读了点书，觉得努力做人，努力做一个好人一个诚实的人，甚至学做古之君子更重要，也更符合我的本性，所以我至今没有任何政治光环。
王：您在农场读什么书？
虞：去农场时我带了《史记》（同学临别相赠）、万斯同《历代史表》（邻居同伴临别相赠）、《三国志》、《春秋左传诂》、《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作文描写词典》等，当然必带这本《康熙字典》。在农场，我背诗诵文（2000年徐复老九十庆诞上背的《滕王阁序》就是那时背出来的），不下千百首（篇）。还抄录过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史记》选译小组编《史记选译》中所有的注释和地名，并把地名标上经纬度；抄录过陈婉俊《唐诗三百首补注》所有注释，以及胡云翼的《宋词选》《中国文学史》等很多文史书籍，那都是从老知青那里借来的。有农友认识上海古籍书店的人，在十八元的工资里再省吃俭用，托他们买了黄注纪评《文心雕龙》和石印本《陶渊明集》等。我暗自庆幸，到农场看到的书比我在家里要丰富得多，因为我从小住的地方太下层，与这些书基本无缘，当然这些都是旧书。
我在农场小卖部买过唯一的一本新书，那就是北京大学哲学系1970级工农兵学员注的《论语批注》（中华书局1974年版）。因为记得上初中时，经常去古籍书店买字帖。那时“文革”正轰轰烈烈，古籍都是“四旧”，孔子被称作“孔老二”，是大家口诛笔伐的靶子。你要正面谈他，那真是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古籍书店虽卖线装旧书，《论语》是不能放在书架上的。一天偶尔“窃听”得大人们在说：论什么书对做人很好，对此书赞赏有加，声音却压得很低。我听不清，只听得有“论”字。隔了不久，看到书架上有一部备要本《论衡》，一元两角，赶紧买回来看，想学学做人，结果只翻到两篇《问孔》《刺孟》，却没教我怎么做人。再去书店偷偷打听，才知道是《论语》，但一直没有买到这书。所以在农场看到即使是“批注”，还是很高兴买下。看了后，感觉他们批注得让人别扭难受，所以也就干脆只看原文不看批注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论语》的笑话，让你们笑一笑。
农场的业余生活，单调得让你无趣。除了打牌、下棋、闲聊，看书的人也不多。我虽然小时候喜欢下象棋，算二十四点，我十三岁时就能下盲棋，但在农场时我基本拒绝这一类娱乐，不打牌不下棋，就是读书，偶尔也刻章。夏天，打牌下棋可以在屋外乘凉娱乐，抄书则无法在屋外。农村蚊子又多，我都是穿上高筒雨靴、帆布的工作裤，以此防蚊，但不消一刻、半小时就大汗淋漓，所以旁边放一盆水，不断挥汗洗脸擦身。读书抄书中有生僻字或词义不懂，就查《康熙》。《康熙》中的词义容易领会，它的读音是用反切的，那些音和切是可以快读切出来的（所以对于反切产生于自然合音我还是觉得是其中一条路），类隔切我切不出来，很纳闷，为什么会这样？当然“类隔”“音和”名词都是学了音韵学以后才知道的。《康熙》中最使我坠入云里雾里的是前面的《字母切韵要法》和《等韵图》，里面的黑白圆圈和半白半黑圆圈，实在无法理解，而且无人可问。以我当时的知识，怎么会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叫“音韵学”的学问？要问人，哪里去问，广阔天地，都是脚碰脚的“知识青年”，要问也是“吴郡大老倚闾满盈”啊。（《镜花缘》中用反切回答的话：问道于盲。这本书是我在中学时由周姓同学借我读过）不过我这个人有一个算不上是优点的特点，就是凡是弄不懂的我就有一定要弄懂的冲动。记得我刚上中学，看到老师有一本用注音字母注音的《新华字典》，很好奇。问老师为什么是这种标音法。老师随便说，这个你不懂的。是的，我们学的是汉语拼音。后来我从邻居家里借了一本注音字母的字典，夏天三十八九度一个人关在房里，经两个小时的核对，基本弄通了注音字母。回想我一生中，大概我下决心要学的东西，不说没有学不会，最后大多也都学个五六不离七了。在农场不懂等韵，也无处求教，我就发誓如果今后有机会，我一定要弄通《字典》前面那些黑的白的、半黑半白的圆圈是什么意思。
王：您是什么时候上调回城的？从事什么工作？
虞：1978年年初上调回城，进自行车四厂工作，当然也不知道音韵学，那时还醉心于诗词格律和文学史。
能够上调回城，在当时是受到农友们艳羡的。但到了上海厂里，就听到说：“农场来的人都能吃苦，可以让他们去干最苦的活。”于是被分配到最苦的自行车踏脚板的流水线上，每天做着卓别林《摩登时代》那样的流水工。我在农场时是在农机厂工作，好坏也是一个钳工组长，有点小技术，做过烧砖头的窑车、谷粒粉碎机、秋收脱粒机等，可以自己做刻章的刀具，到了上海就每天做这种连厕所也不敢多去的流水工，因为你一离开，不多时，半成品就会堆起来。机械而无聊，真的叫为了混口饭吃。没想到千盼万盼，盼到进了工厂就要一辈子干这活儿。可母亲觉得这样有个饭碗就很好了，人为了什么呢，不就有口饭吃吗？想想“农友乡亲”，都还在黄海之滨呢。既然上班那么忙，看书只能是在业余时间。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去上海图书馆看书。我先在一楼找书看，那时喜欢诗词文学，就借各种文学史抄，我前后借阅摘抄过二十几种文学史。所以对从《诗经》一直到明清的文学的脉络，基本上是很清楚的，这和摘抄过多种文学史是很有关系的。因为看过《诗词格律》，对诗词形式理论有兴趣，我就想借王力的《汉语诗律学》这本书。但“文革”之后，一楼多是一般的大众书，没有这种学术性的书。问了柜台出纳，他说：“你要学这种东西啊，你就必须到参考阅览室。”参考阅览室就是208室。到上面一问，就被门卫挡住了。
王：他不一定让您进去。
虞：对对，门卫说这里必须是研究生和讲师以上的人才能进去。我一个工人，连大学生都不是，怎么可以进？但他还是开了个口子，说除非是局级单位的证明。
后来我还是进了参考阅览室，这个原因要追溯一下。我小时候习过一阵书法，所以一直去古籍书店买字帖。可是初到农场，连写字的桌子都没有，写信是用洗衣服的搓板反过来搁在腿上，下面是一棱一棱的，上面是平的，就这么写家信（这个家书至少可以“抵百金”了），信既没法好好写，书法也就废了。回城到厂里，是1978年，那时还需要出专栏，厂里工会的人经常叫我去用毛笔抄专栏。我心里乐不可支，因为可以暂时摆脱这机械无聊的流水工作。有了这个“名声”，自行车厂的上级公司——自行车缝纫机公司也就经常叫我去人民路（好像是111号，我记不清了）的公司办公室帮他们抄写，久了就自然认识了公司的办事员。我请他们帮忙开了个证明，想去混一下。为什么说混呢？因为级别不够。当时轻工业局下面是自行车缝纫机公司，公司下面才是厂。一个工人怎么可能去开局级证明呢？够不着啊，所以想拿公司证明去混。我拿着介绍信，心里忐忑不安，到图书馆208室，将介绍信呈递给后来是我社科院历史所同事的朱守芬（她后来做过《史林》编辑工作），说我想看些下面没有的书，她说你这个是公司证明！好，给你看一个星期。她已经算很开恩照顾我了，我则想看一个星期再说吧。就说“好的”（也只能这么说），然后就填了王力《汉语诗律学》的索书单。
王力的《汉语诗律学》，“文革”前出版的是五章，诗、词、曲，前面是概论，最后一章是欧化诗与白话诗。为什么我一定要借这本书，因为王先生做过五言诗的主、谓、宾、定、动、状的语法分析，好像有四百多种的句式。我想我如果用语法来分析七言诗的话，那不是八百多个，很有可能是两千，甚至更多。因为字虽扩展两个，其形式就会膨胀很多。当时卡片买不起，我就把造纸厂废弃的硬纸买回来，请厂里切成卡片形状，自己刻一个章，每个卡片上面分书名、版本、页码和下面的条条，全部盖好后，就准备去做七言诗的语法分析。一张条子递下去，返回来居然是白条，说你这个书没有。我正愕然不知所措时，他们的主任走过来，问什么书。我给他说了，他说我到外借库去找，应该有，大库里的书是“文革”后给捆起来了，所以找不到。不一会儿，他从外借库找来了这书。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师长，他叫盛巽昌，50年代人民大学档案系毕业，对《三国演义》、太平天国史都很有研究，出过很多书，后来还与朱守芬编过《学林散叶》，很受读者欢迎。他当时是参考阅览室组长，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当时我只有一个星期的期限，他给我借到，真让我欣喜若狂，趴在桌上就抄。抄着抄着，我忽然有一个得陇望蜀的企图，想叫他给我办一张阅览证，这样我可以长期在208室看书了。但转思这个要求不免太不近人情，给一个工人办卡，可能吗？不管能不能，不说则一个星期后就永远再见了。抱着侥幸心理，我等中午出纳员都去吃饭，他出来当值的间隙。就走过去请求道：“您是不是可以给我办一张阅览证？让我可以每天到这儿来看书。”我现在还记得起来，他的目光从那啤酒瓶底的眼镜中打量着我，沉思片刻，说：“好，我给你办一张。”他说你要给我一张照片，我抑制着激动，连连答应，第二天马上就把照片给他。结果就在我还没到离开参考室期限之前，拿到了一张0688号的阅览证。我现在虽然谈不上有什么成就，但即使写了一点小小的心得，也是和这张阅览证，和盛巽昌先生的恩赐分不开的。世事往往就这么凑巧，后来他调到社科院做研究工作，也把朱守芬介绍到历史所《史林》编辑部工作，我在编纂了二十年词典工作后也调往社科院历史所。只是我进历史所，他们都已退休，但毕竟也算同事。重逢之后，我所表达的感激确实是真诚和诚挚的，而他回忆说：“当时我以为你才十八九岁。一个小青工能够去研究诗词形式理论，实在稀有，所以给你办了证。”所以我在感激之余，还庆幸当时长得比年龄轻几岁，不然大概就不稀有了，可能也不会有现在了。后来我把我的论文集都送他，他便“到处逢人说项斯”，以为自己当时这一举措是有先见之明的。这些往事，我历历在目，也算往事并非如烟吧。
上海图书馆阅览证
王：您为什么不去考大学？
虞：这事很多人都好奇地问过我，现在的年轻人尤其不能理解。1977年高考的恢复，这个时代不会忘记，这个时代中不管去考不去考、考上考不上的人都不会忘记。高考风声吹到农场，我所在的农机厂很多人都跃跃欲试，投入紧张的复习，我当然也不例外。因为我对古代文学比较熟悉，所以我还辅导过他们诗词格律、古汉语和逻辑的知识。到了年底，我接到姐姐的信，说家里也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但母亲一定叫我不要去考，还是等着上调回城。那时考大学是要将户口迁到学校去的，待分配后就迁到单位所在地。怕万一读了书再分配到外地就永远回不来了。我理解母亲的心情，父亲过世早，怕将来无人相依为命。她给我比照的是，我的两个堂叔，都是60年代前后毕业的老大学生，一个分到兰州，一个分到西安，都到西北去了。我们是绍兴人，吃惯米饭，吃不惯面食，两个堂叔到那边以后，吃住习惯都不行，所以都没结婚，因为南方人到北方去确实日子很难过。后来大的堂叔大概到了四十五六岁，才回到故乡找了个人结婚，就回绍兴去了，不管专业对口不对口。第二个堂叔在四十二岁的时候，由我母亲在上海青浦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也总算回到了上海。两个亲戚的经历给我母亲的阴影很深很深，况且她也不识字，觉得人生有个工作吃碗饭就行了。家里就我一个儿子，总得有所依靠。再说读书几年，没有工资还要给家里添负担，所以绝对不让我去考。还有一个使母亲害怕的原因，就是“文革”中那些识字的人（她也不知道什么知识分子和教授之类）多被拉出去批斗游街，一直有阴影。以致我后来在图书馆看书，她还问过给我买《清经解》的林姓朋友说：“我家万里这样读书，将来是不是要被拉出去斗啊？”林说：“您放心，他读这些东西，不管哪个朝代，都不会有事的。”后来我妈就不再阻拦我了。因为没法走高考之路，所以我回城后对图书馆特别钟情，觉得它是我唯一可以读书的地方，也就是理想中的大学。事实上，我在上海图书馆208参考阅览室近三年，它就是我的大学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