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广韵》研究

王：您精通音韵学，对《广韵》很熟悉，请谈谈《广韵》在音韵学研究中的地位。

虞万里先生

虞：您这话并不确切，我只是学过音韵学，但不精通，现在也很少写这方面的文章了。关于《广韵》，我上世纪70年代末刚学音韵学的时候，到处觅这本书，买不到，就抄了大概三分之一吧。后来我一直去古籍书店寻求，感动了他们的党支书陈耀忠，特地为我去仓库找了一部《四部丛刊》本，一元五毛钱给我，有了书我就没有抄下去。所以人真的不能条件太好，当初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没处买，就抄了一本，出版了才四毛三分，买了一本，但抄过印象还是很深的，有了书就不会再抄了。但我确实背过它的反切上下字，那时一天睡几小时，记忆力极度下降，背了忘，忘了又背。在人大进修时，陈复华老师发过《广韵》作业的表格，要我们填写反切，把它系联一遍。我是没有做这作业，因为这时我已有自己的想法。陈澧发明系联法，在深入理解《广韵》的声韵结构上是有意义的，但这一系联就把它看做是一个音系了。《广韵》是综合音系还是单一音系，争论了多少年，至今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我从先秦古音往下看，综合反切的产生和发展，字韵书的产生和发展，以及《释文》所呈现的种种怪异现象作综合考虑，觉得陆法言等人当时编纂《切韵》时，有一定的音系基础，仅仅是一定的，不是全部，是金陵、洛下，还是长安，可以讨论。《切韵》有一万多字，这一万多字也不可能都是这基础音系中的读音，他们也有类推。《切韵》在唐代三百年中间，不断有人加字增注，这些加进去的字和音，不可能和萧该、颜之推、陆法言他们同方音的，他们的籍贯不同，必然会各本方音，《切一》《切二》《切三》不同，裴务齐、王仁昫不同，其他《广韵》前面所列的各家所加字和音都不会是一个音系。陈彭年主持编纂的《广韵》是这三百多年层累叠加的《切韵》系抄本韵书的总汇，它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方音音系。这个观点当时并不清晰，只是在编纂词典的时候从实践中慢慢获得的感想，后来越来越明晰起来。十年前为唐作藩先生八十寿庆写过《斯坦因三探所获吐峪沟文书字书残片考释》，我尝试去考证残卷增字，怎么增，增哪些字。《切韵》系残卷增字问题，从王国维开始，音韵学大家如魏建功、姜亮夫、潘重规、方国瑜等等都探讨、考证过，但不会去想残卷之外加了哪些个字，我却专门去考虑这些残缺空白处的问题，这对综合诸家成果而形成的《广韵》有更深的认识。这次唐先生九十大寿，我又写了《俄敦5596号〈切韵〉残卷复原与年代问题》，也谈到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切韵》到《广韵》所代表的中古音系是复杂的，就音系的单一与综合的争论意义不大。我一直想将这个思想形诸文字，却蹉跎复蹉跎。

回到上面所讲的系联法作业，因为我不赞成是一个整体，所以我没去填表做这个作业。推而广之，八九十年代的研究生们都在做颜师古《汉书音义》、李贤《后汉书音义》、臧晋叔《元曲选音释》，等等，我也从编词典经验出发而认为，这些可以锻炼学生对音韵学的认知和熟悉，但其系联的结果对音韵学史却无所补益。因为，那些人比之萧、颜、陆某，至少在声韵感觉上更等而下之。他们只是为注音而注音，本无意于借用一本书来体现一个音系。系联之后把他们作为一个音系看待，会淆乱中古音韵的构架。

继续我80年代的古音学研究，我的想法是古代人名、地名、姓氏大多名从主人，所以音读应该较为固定，可以从此探寻古方音的痕迹以及它的流变。这个思想在《从古方音看歌支的关系及其演变》一文中提出，一直想做点实际工作。直到2008年，我才取《广韵》四个韵部，探寻其中姓氏音读的古音痕迹和方音，四个韵部写了二万多字，这一估算，我真有些怕去完成。但写了之后，我至少感觉这个方法是可行的，它至少可以帮助我们梳理出一些古音或古方音的痕迹，对我们今天的姓氏音读定音也有好处。

王：您曾责编余廼永《新校互注宋本广韵》，装帧十分精美，此书在《广韵》研究上，有何推进？

虞：是的。余廼永先生是我参加桂林音韵学年会上碰到的，那时他已是副教授，港台学者，我则是一个小人物，我们只在游阳朔的船上交谈过几句。时隔十五六年重逢后，他说起他的《广韵》新校本完成了。我在上海辞书出版社，正好想做点合乎自己兴趣又有价值的书，就约定由辞书社来出。他的书前两版在台湾印行，发行毕竟有限，能在大陆出版，当然乐意。但他说，我这个书稿都已校过，你们拿到就可以印了，叫我马上要定出版时间。我说大陆出版社有三审制，必须有一定的时间，不可能这么快，他有点奇怪的感觉。等到书稿来了，我审了以后，发觉引文、标点、讹字各种错误不少，几乎每一页都有好多处。稿件返回请他过目，他才知道自己以前的粗疏。港台学者一般认为，出版社是书商，只管排版印刷，他们不知道大陆的出版社业务系统的规范。这样前后往复修改，后来因为手头书稿多，时间紧，后面二三百页也没能仔细严格把关，出版后还是很受欢迎的。

但是出版后也有过小的误会。据说周士琦兄打过电话，责问我们编辑说为什么要出余廼永的书，说余书有攘窃周先生《广韵校勘记》的地方，并说我父亲对虞万里不薄，他为什么做这件事。当时我没接到电话，同事转述后我也很委屈。我是这样想的，余书校勘时很年轻，而且在港台，那时两岸隔绝，里面不提名有大背景的（比如台湾盗版大陆的书，改名改姓，甚至不名不姓都有），原因很复杂。而且余书校勘很大的部分在引述文献（虽然不免有错）和韵字的等第问题，引证的版本也有超过周先生的，当然时代不同，所见多闻，这是应该的。周先生的《校勘记》早已出版，而且中华又重印了，功勋悬诸日月，对也对得出来。出版余书，不会妨碍周先生的开创之功。因为士琦兄后来也没再打电话，我也一直没有向他说明。其实周先生对我这么好，我不会有意去损害他，学术是公器，后人超过前人是理所当然的，后人是在前人基础上研究的，这也是无庸置疑的，余书当然不能例外。我至今仍然存着心，希望哪家出版社摆个魄力，出版周先生的全集，士琦兄年过七十，我也可以出力筹划。我对前辈著作的出版，包括港台老学者著作的出版一直是不遗余力的。你就说余廼永的业师周法高先生，2007年我在台中静宜大学任客座教授，曾先与中华商议应该出版《周法高全集》，中华也有意，我去台湾东海大学作演讲时和周世箴联系。她说这要看她妈妈的意思。我回来致电老太太，老太太说她忙于出版乃父王伯沆先生的著作，周的书大多都已印了，意思是可以暂缓。我理解，我非常敬重王老先生的学问，他对日本强寇凛然不屈的精神和遗嘱死后不出殡的民族气节，更令我肃然起敬，出版他的书完全应该。我藏书中没有小说《红楼梦》之类，却藏有《王伯沆红楼梦批语汇录》，可以想见。但周法高的著作虽然都出版了，却散在各处，寻找不便，就拿他的《周秦名字解诂汇释》来说，我去台湾寻觅多年，去年客座台大时每天去淘旧书，才觅得一本，还没有续编。所以《周法高全集》仍然必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