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文献研究集刊》

《集刊》

王：虞老师，今天很高兴方老师、贾老师（贾海生）两位也在场。在您近十几年的学术研究过程当中，您极力推动了《传统中国研究集刊》杂志，开了很多次的经学学术会议，后来又把这个杂志改名为《经学文献研究集刊》，为什么当时想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您的编刊理念是什么？

虞：最初是历史所副所长芮传明和罗义俊及我们几个发起成立了传统中国研究中心。性质是院属中心，直接隶属于社科院的，经费也直接由院拨下，所以人员虽以历史所为主，仍有哲学所、宗教所和其他学校的学者。既然有了中心，总得有一个标志吧，所以出了这本以书代刊的《集刊》。它不能算是杂志，杂志有刊号，可以邮发，以书代刊是没有刊号的书籍，其实就是定期出版的论文集而已。目的是想给一些有质量没空话但却没有或者很少有地方发表的文章提供一个学术园地。说实话，北方的学术刊物很多，《国学研究》《唐研究》早已驰誉中外不说，其他也很多，相对而言，南方很少，以致南方的学者发表这种考据实证性文字就难。最初的一二辑是中心的会议论文集，还算不上是投稿约稿的性质，第三辑开始才由我约稿编辑出版（后面也有一二辑是会议论文集，由钱杭行和程兆奇编辑）。为了把刊物学术质量提升上去，我利用自己的学术圈去约了很多名家的文稿。出版几辑之后就有了一定影响，大家都很高兴。没想两三年中心散了，院里不再拨款，《集刊》的出版就成了问题。中心没了，我却被社科院遴选为“经学与文献特色学科”带头人，每年资助十万元。如果说要多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写点东西，我完全可以放手，因为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我自己的文章不怕没地方发。但想想出了几辑影响蛮好，不编下去就马上会淹没在浩瀚的书海中，连泡影都没有，因为它其实就是书嘛。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很多这种杂志。我印象较深的有卫聚贤主编的《说文月刊》，当时我都抄了它很多文章。这本杂志质量之高，在当时属于上乘的。也是卫聚贤自己独立主持，邀约了很多名家的稿子，在艰难的战乱中支撑了五年，停刊了，其他类似的多得是。不得已，我以我“经学与文献”特色学科的名义，利用自己参加院里一些会议的机会，多次向当时主管科研的左学金副院长提出申请，最后他叫我写报告，才获得资助。这样又独立支撑了几年，一直出到第十一辑。2013年我要调到交大，不再可能获得社科院的经费资助。其实当时社科院正在搞协同创新，原来的院拨经费也正好要重新洗牌了，我如果呆下去，《集刊》经费也是问题。所以我曾经拿着《集刊》去与时任所领导沟通，提出两个方案：一是转由历史所出钱，我继续利用自己的学术圈接着办，改由历史所编辑；二是历史所如钱少不够支出，我去交大再交涉，可以两个单位合办。当然从财政拨款制度上说，每年经费都是前一年预算申报的，历史所当年也不可能有这笔钱。当时领导不同意，眼看就要停刊，实在有点可惜。同仁多次向我提出，台湾的一些学术界朋友也多次说，希望尽量办下去。所以我去交大向学院和文科处申请，获得资助。但学校不是同意了马上就给钱，这钱多是滞后的，所以只能先用他们给我的启动经费等垫支。又与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联系，申请改名为《经学文献研究集刊》，在交大继续出版。他们同意后，并把我的“更名启示”刊登在他们的网站上。

您问为什么要改刊名，这首先是一个名实问题，原来《集刊》是依附在传统中国研究中心上的，现在中心早已消亡多年，再用这个刊名，已经没有意义，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其次我觉得“传统中国”这个名词太笼统，包含面太广，凡是古代中国，都在里面。我们当时的宗旨，是不刊发近现代内容的文章的，即使古代中国，也大多是言之有物、崇尚实据的考证性文章，不发概念性的理论文章。我整理了前面所刊发的三百多篇文章的内容，大多与经学和历史文献有关，而且这个刊物之所以在2008年中心消亡后能存续，与我作为社科院“经学与文献”特色学科带头人有很大关系，所以我就把它改成“经学文献”，以示名实相副。有人乍看书名，说这都是经学的阵地，其实我的意思是“经学与文献”，两个词是并列的联合结构，不是偏正结构。所以即使非经学的文献学文章也可以刊登。历史文献包容很广，可以是经学的，也可以是道教的、敦煌的、典章制度的、地理的，等等。只要你不讲空话，有实际的考证，把史实搞清楚，这文字就有价值。我的改刊是得到南京大学评价中心许可的。他们对我的要求是，内容保持与原来刊物的一致性，保持高端的学术性。所以我不接受大而化之、没有深度的浮泛之论。

到了交大，这《集刊》已经编了五六辑了。辅助工作，请学生帮我一起做，刊物的最后合成，繁简异体字一对二、一对三的处理，都是我自己做的。因为记得社科院编第一二辑拿出去，给人家编辑用红笔画得一塌糊涂，出版社觉得很头疼，你们都是学者，怎么弄出来是这个样的，我们当时也没脸面。你不要看一些搞古代史的学者，写文章洋洋洒洒，头头是道，可繁简异体字搞不清楚的还真不乏其人。所以凡是我编辑的，都是我自己用电脑替换方式整齐文字，这样排出来基本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集刊》出到现在共十六辑，十七辑已发排。总共刊登过四百多篇论文，其中也有一二十篇是古人、前人的遗稿，附有图版，这是我学习当年王元化先生的《学术集林》的路数。刊发这些文字其实很有价值，也是传承文献、传承学术的一种手段。作者的队伍也越来越大，遍及大陆、港台、澳门、日本、新加坡等。稿源也越来越多，处理很费时间。我希望的稿件是问题意识明确，论证过程清晰。更上一层楼，那就是文章背后的知识储备丰厚，这样文章的观点就有支点。我读张政烺先生的文章，总觉得他似乎什么都懂，写起来举重若轻。功底两样，想学也学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