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编词典与责编
王：虞老师，您除参编《汉语大词典》之外，还参与编写《多功能汉语大词典索引》《古汉语大辞典》《典故小词典》等，请谈谈相关情况。
虞：那是《多功能汉大索引》在前面。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与亡友宋永培教授关系很好，他叫我参加他的一个文化语言学会，我参加了，但也没有去开过会。《汉大》编纂到了尾声，大概1992年春夏之交，日语翻译李建华陪同日本禅文化研究所的芳泽胜弘来上海编纂处找我，说是文化语言学会宋永培他们介绍的。他们来谈的目的就是编纂一本《汉语大词典索引》。这个时候，《汉大》出到第九卷，《汉语大词典·附录·索引》还没有编纂，但是我们计划只是编单字索引，没有复词索引。一部大型的语文词典，收词三十六七万条，没有索引，当然是个大缺陷。当时的阮社长实在不懂词典和学术，根本不考虑。李翻译和芳泽一与我谈这事，我极为兴奋。当天中午饭前我就找社长、总编反映此事。哪知他们第一句话就说：“他们拿多少钱来！我们编。”噫？我傻了，这怎么着？呆了一会儿，我还是耐心说，他们是要编一本三十多万条词条，从任何一个字词都能查到的索引，这需要切词，工作非常繁琐的。而且当时的电脑，造字空位有限制，《汉大》二万多单字，我们的电脑是没法做的。他们想了想，就说可以合作。之后经李建华从中联络翻译。初步达成了意向。日方电脑比我们高级，造字等他们全权处理，但是他们对多字条的切分没有把握，但可以做初步的切分工作，最终的审定必须由我们负责。1993年3月芳泽再次来沪，商量具体工作步骤。等到开始做的时候，《汉大》第十二卷也完成出版了。日方做好一卷，寄过来，由我仔细审核改正，返回，修改。这样来回往复不知多少次。之后芳泽、建华以及神野恭行他们也多次来沪，商量碰到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案。有一次，李建华会后偷偷跟我说，刚才你上厕所时，你们社长要芳泽出个邀请函邀请他们去日本，还说：“你们只要出个函，钱都是我们自己出。”我听了真不是滋味，这倒不是他们要绕着我不让我去，而是你这样给日本人什么印象！正事暂缓，观光先行，丢中国人的脸啊。果然，芳泽他们也很会做事，说好等到樱花盛开的时候，邀请他们几个头儿去。结果，樱花开了谢，谢了又开，《索引》工作进展了，樱花开了再谢，谢了再开，《索引》工作又进展了，但邀请函始终没有开出来。邀请函没有开出，最后《索引》确实出版了。由于有了这个前因，于是就有两个后果，一是由芳泽起草的《前言》，如实地说明他们来找我怎么说怎么做，然后怎么与领导汇报等等，这一段给总编砍掉了，只说是“得到出版社的认同”，突出社长、总编与他们达成共识。二是他们在我工作的编辑费上大加砍卡。《索引》1997年8月出版，我是10月调到辞书出版社的，所以也就没和他们争辩，爱给多少给多少，反正就此拜拜了。
《多功能汉语大词典索引》字数约700万。分成两部分，前面一大半是两字条目，一个字，不管你出现在前面还是后面一字，都可以查得到。我们举个例子：徜，下面有三条，第236页5栏下：○徉3—987；○恍*3—988；徉○3—949。说明“徜”在两字条目中出现三次，后面是卷次数和页码数。○恍后面有“*”，说明三字以上的多字条目中还出现这词。在1236页4栏下有：徜恍，迷离○恍10—824。当然我们还看到有：迷离○仿一条。这是条目少的例子，由此可以想见整部《汉大》词条中出现的字，出现多少次，以什么构词形式出现，一目了然。虽然现在电子化了，你可以随意检索。但是如果你要研究词汇的构词形式，或者分析他的什么什么，还必须用这本索引。很可惜，这本索引编纂的时候有这样的邪念夹杂其中，出版卖完之后，再也没有重印，对领导来说，或许还有遗憾或者遗恨吧。以致山大杨端志教授要领导学生集中研究《汉大》，到处找这书没有。最后我只能网上高价买了给他。
王：《古汉语大辞典》是什么情况？
虞：您说的编写《古汉语大辞典》，其实不是编写，只是改编而已。这是辞书社要把《辞海·语词分册》经过改编修订，单独以《古汉语大辞典》的书名发行。我去了后正赶上这工作。原来是梁建民在做，周伟良在订补。我去了不久，梁调走了，我就接手做。出版时，我考虑到梁做在前，建议仍将他名字放在前面。后来出版的是怎样我就不知道了。至于《典故小词典》，因为我写了a字母的典故，所以他们依字母顺序把我排在前面，并不是全部我写的。
王：您在出版社工作期间，还担任过《辞海》、谢启昆《小学考》等书籍的责编，请谈谈相关情况。
虞：《辞海》谈不上责编啦，但我自认为还是出了一点力。1997年10月到社，这正是1999年版《辞海》修订最紧张的时候。他们知道我懂一点音韵学，就叫我将十万条词目翻一遍，把注音错误和不妥的地方改正一下。其实翻一遍，改正不妥和错误，谈何容易！《辞海》原来是不标反切的，复词注音也不很规范。1979年版、1989年版有人稍稍做了一些，但是很不平衡。你要在短短几个月中全部来一遍，工作量非常重。我接下任务后天天从早到晚，很多天是带回去加班的。为了慎重和有案可查，我是每一条改动都做了记录。前后改动的声、韵、调和复词多音字标音，总共有2800条左右，你可以想见这几个月的工作量。后来听说他们在1999年版又改了许多，是增加了我没有增的，还是改动了我改动得不对的，我也没去问。因为有些音的折合，立场看法不同，容有不同。这个完成之后，我还和李伟国、杨蓉蓉一起设计了音序版《辞海》的注音和排列等程序，所以他们把我列在编辑名单里了。
《小学考》的影印，也是与当时辞书社调过来当总编的那位有关。他调过来时，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说的，他说是光杆司令，没人帮衬吧。我因为不想当主任，但我喜欢做学术书。他表示对谢启昆的《小学考》有兴趣，辞书社有人说他早就想出版这本书。所以我立马把文物出版社的线装本买回来，拆开拼接排版，还请辞书社的人做了四角号码人名书名索引。我这么起劲，也有两个意思，一是想这也是帮衬嘛，把学术书做上去。二是我本来就喜欢这类书，记得我曾经复印过林明波的《唐以前小学书之分类与考证》。林是林尹、高明的学生，很努力，书做得很细。《考证》就是继承谢启昆的书而做的。我喜欢，所以自己题了书名并写了弁言。结果这本书也是拖了又拖，直到1997年3月才出版。那时因为做《多功能汉大索引》的矛盾已经越来越白热化，他们总觉得日本人没邀请他们是我在作梗，我很冤枉但又没法说，因为他们也没明说呀。所以我清楚记得，《小学考》快要印的前夕，不知为了什么事，总编还在我后面大声嚷嚷说：“如果这样，《小学考》不要印了。”你们一定不理解这话的意思，不印不是出版社亏了吗？是的，但他的意思是，不印的话，我的编辑费就拿不到了。我是绍兴人，很倔，回头说：“不印就不印好了。”这时已经是夏天七八月了，我已经想好走了，也不在乎这点编辑费。结下的怨，就成了我在辞书社评职称时候，他利用权力赶过来追杀我的原因。没意思，不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