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工作经历
王：毕业以后就到仪征工作了？
万：刚回来的时候，县方志办公室缺人，之前大家接触多，他们愿意接收我到方志办工作。我自己想想，也蛮好的吧，能到方志办，除了编县志，自己多少还有机会多接触一些资料。可以公私兼顾，也许能做得好些。但是，我们仪征比较小，文科比较弱，1984年回来的中文本科生就我一个。加上高中语文教师缺额多，学校也拼命地要人；方志办要编方言志，也缺人。
1984年刚好也是体制改革，要求谈干部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很多有学历的人，一下子就提拔起来了，有的从普通教师就能提到一个副县长。我们教育局局长那时候也是刚换的。方志办提出要求的时候，教育局答复了：“师范毕业生分配有规定的，不能调出去。”县志办的就提出来说：“这个人对我们编县志有作用，我们需要用他，你们能不能让他不下乡。他如果下了乡，我们平常有什么事要找他，不方便。”那时候没有电话，方志办的主任，也是老领导了。老先生开了口嘛，这边还是给面子了，于是有了一个妥协的方案：“人放在教师进修学校。教师进修学校就是假期给老师上上课，平时有整块的时间。你们县志办这边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也能帮上忙，离得又近。”这样我回来后，分配到了教师进修学校。这些事情当时我也不知道，都是后来听说的。
当年教育局通知我8月24号报到，我也不知道分配到哪儿。一般的，新老师到8月27、28号才报到呢。报到之前，我跟我高中的老师说了一下。他说：“你怎么这时候去报到？”我说：“我也不知道。”然后就去教育局开介绍信，到教师进修学校报到。校长看了介绍信，说：“这样吧，你回去再休息两天，28号过来吧！”当时我心想：“你催着我尽快的过来，现在怎么又让回去了呢？”上班以后才知道，原来准备让我接《现代汉语》这门课，当时在苏州有一个全省《现代汉语》教师备课班，是25号报到。后来又要开《古代汉语》，就让我接《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就让另一个老师接，就不需要我到苏州去报到了，但是既然已经通知报到了，那就先报到吧。工作之后还有人误解，说我找了很多人出来做工作，所以没有下乡，没有到中学。我一个农家子弟，能认识谁啊，能找谁啊？但是在教师进修学校工作这段时间，确实对我后来做研究有非常大的帮助。
王：是有整块的时间？
万：一个是有整块的时间，第二个是我能够自由地出去。比如说跑上海图书馆，到南京图书馆去查资料，校长是很支持的，只要是你去做学问，回来都给你报销。
王：那还是不错的。
万：那是非常不错的！那时候像到南图，住在五台山体育馆底下的防空洞里，五毛钱一晚。但是回来给学校一讲，学校还是给报销了，这是很难得的。
王：那是，那是！其实在那个阶段，第一能出去，第二是不管是花多少钱，还都给你报掉，这已经是很优厚的待遇了。
万：对。这一路上，总体来说我还是很顺的，而且遇到的人都是支持我，关心我的。
王：那后来又怎么走到行政工作上来的？
万：在教师进修学校，大学里学过的课，我基本上都教过了，包括逻辑学。我们学逻辑学的时候，好像是黄浩森老师，他给我们讲的时候也讲得很简单，就是形式逻辑这几条，但是我们下来教的时候就非常难了。好在年龄轻，边学边干。在教师这个岗位上，应该说我工作上是比较努力的。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口碑也比较好。他们都知道，小万是认真教书，而且还能做点学问，多少也发了点文章。
在教师进修学校期间，每年学期中间，教育局都要组织人员，对各学校老师的业务、学校管理进行指导督查。教育局没有那么多人，教师进修学校老师的时间相对宽裕一点，所以我们经常被抽过去，和他们一起去做督导，也要对学校的教学、管理体系提些看法。我也敢于说话，不论对与不对，总要一吐为快。这样呢，在教育局那边也有一个不错的印象。还有，教师进修学校每年也有一些上级的检查、考核之类的事，学校总需要写个报告、总结什么的，需要有人做。社会上的认识就是，你学中文的，肯定能写文章。校长也认为我是学中文的，年龄最轻，就让我写。这种事情做多了，大家认为，公文这一块，我还能应付。这期间，我帮方志办完成了《仪征市志》的《方言编》，算是对他们长期关心我的一个回报。
到1989年秋天的时候，教育局人事调整，教育局办公室主任兼秘书调到我高中母校去当校长，教育局就没人写材料了，局长就在系统内物色人。1984年教育局周局长刚上任的时候，单身一人，就住在我们学校招待所里，我们也刚刚分配，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在一个食堂，他也认识我们。后来，有人给他推荐我，他问我们校长：“小万怎么样？”校长说得比较实在：“小万不错。他每天晚上灯都点在那儿，天天晚上看书。”
到了10月份，教育局跟学校说得差不多了。有一天晚上，校长到我家里面来，说：“小万，跟你说个事。周局长老是在问你，他说局里面现在缺一个秘书。我听他那个意思，好像想让你过去。你去不去？”我当时还傻乎乎地问：“我去了之后，学校的总结谁给你搞？”他说：“这不关你的事。我跟你讲，不要傻，应该去。到那里之后，你接触的面就不一样了。你不能整天就知道写你的论文。”我说：“我过去能不能搞得起来，心里没底。”“哎啊，你能搞得起来，我心里有数的。我支持你过去。”谈过两天吧，教育局的调令就过来了，实际上当时局长已经和他说好了，把我调到教育局，挂教研室教研员，具体工作就是办公室文字秘书，白天就要陪着局长去调研。周局长特别能吃苦，我陪了他两年的时间，全县的三百多所学校跑了两百多所。
王：那还真是不得了。
万：那时候，白天逐个逐个地去跑初中、村小，晚上回来还要准备单位里面的讲话、汇报之类的，应该说比较辛苦。那两年，只要晚上有点时间，就把《刘申叔遗书》翻出来看看，舍不得丢掉啊。那时候累到什么程度呢？那时候有小孩嘛，儿子小，我爱人在医院当护士，晚上要值班，身边也没有老人，只能我自己带孩子。孩子晚上要闹着，怎么办？把办公桌放在床边上，让孩子在床上玩，自己做事情。他玩累了，也希望你多陪陪他，但是我要把报告稿赶出来，真的兼顾不过来。有一天晚上，就给他一根冰棒拿着吃吧。他在那儿吃，不闹了，我也就不管他了。好了，等我想起来的时候，一看小孩，那小棒子还抓在手里，冰棒化在草席上面，孩子睡着了。我这边刚忙结束，那边就要刷草席。草席刷好了，我爱人也到家了。她问：“怎么回事，床上又搞成这样？”那两年是最苦的。
到了1991年下半年，有一天，财政局的副局长也姓周，是我高中同学，打电话给我，说要找教育局的周局长。他说：“你给我看一下他在不在。”我说：“他在的。”我打开局长办公室的门，里面没有人，知道人在楼下，就告诉周局长说：“财政局周局长找你。”局长倒回了个电话，然后跟我说：“小万，你跟我一起到财政局去。他们说要谈一件事情。”我也不知道他们要谈些什么，就去了。到了财政局，见到小周局长，同学嘛，大家打了个招呼。我那位同学说：“没事，你进来坐。”我也不管他，在小周局长的办公室边看报纸边等，他们到会议室去了。大概半个小时吧，他们出来了，周局长说：“走，回去吧！”我那位同学小周局长说：“跟周局长谈好了，你们回去吧！”我跟周局长上了车，局长有些不高兴，说：“小万，你给我安心工作！”我问怎么回事，他说：“你有没有跟小周局长说想出来的事情？”我说：“没有啊！我跟他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天天陪着您跑的。”他说：“哦，那是我冤枉你了。他刚才给我说，让你到财政局来。财政局没秘书，没人写材料，每年人代会预决算报告都要小周局长自己去写，他们要你。我跟你讲，在教育局干得好好的，你到那儿去干什么？财政局那么好干啊？财政局的业务你根本不懂！”我说：“我没想过这个事，真没想过要去财政局，而且小周局长从来也没有跟我说过。”这一段我以为就过去了。到了1992年六一前夕，教育局周局长查出了癌症，在南京住院动手术，教育局班子临时作调整，新进了两个副局长。财政局还盯着这件事，等新来主持工作的副局长一到岗，他们找新的局长谈。这个时候教育系统的风声已经很大了，大家都知道财政局在要我，而且认为，财政局要的人，不可能不给。每年教育上的经费都要靠财政局支持呢。
王：对！
万：周局长出院之后，有一天跟我说：“小万，算了，还是让你去吧。第一，财政局是真心要你，这么长时间也一直没停。第二，不能因为我们，影响你今后的发展。多懂一些财政知识，对你今后成长有好处。第三，你到财政局去，我下次到财政局，至少有人给我端杯茶。你到那边去要多关心教育，尽到心就行了。”到1992年年底，两家说好了，我调到了财政局。后来传闻，为了调我，财政局帮教育局向上面争取了10万块钱。我也没有去考证过。如果真是如此，那时候我就已经值10万块钱了。
王：那在财政局干的时间长吗？
万：在财政局工作了6年半。
王：那是比较长的。
万：算是比较长的一站。1992年年底去财政局报到，工作上手后，还真有些吃不消，毕竟没干过，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离开教育局之前，就跟教育局的财务科长说：“那个资金平衡表，你找一个给我看看吧。”他说：“资金平衡表没什么看头，两边数字都一样。”我说：“你给我看一下，我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他找了一个旧的资金平衡表给我，我根本看不出什么门道。到财政局之后，你必须学基础的业务。1993年年初开始，我开始全力学会计这一块，因为会计业务是财政业务里面最基础的东西，当时看《会计学原理》，是一本专业教材，跟数学课本有点像，前面讲的是内容，后面有习题，让你练习。尽管是做账务，题目是假的，比如张三支出多少、李四支出多少，然后你记哪个科目，怎么从账目做成报表，从报表再做成财务分析。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把那本《会计学原理》从头看到尾，把里面每一道题目都做过来，请那些专业出身的同事看，有没有差错，真的花了不少时间。
到了1994年，整个会计制度体系改革，记账的原理和方法跟原来的不一样了，再加上税制改革，所有的业务都要重新进行全面培训。原来本专业的人和我们非专业的人，大家站到了同一个起点上，只不过他们有一点基础，我没有基础。但是就业务来讲，新会计体系对他们来讲也是新业务，对我这个一穷二白的人来讲更是新业务，大家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那时候培训的机会多，大概花了两年的时间，其他事情都做不了，专门学财税知识。两年时间，财税方面大的业务基本上熟悉了。到1995年的时候，可以不需要找别人来帮忙，我一个人就可以把财政预决算报告写下来，然后请业务科室填数字，这时候工作就比较轻松了。当然，整个财政局的文字，除了科室的业务分析，其他的都压给办公室，也就是压给我一个人。科室的同事对办公室依赖也比较多，有时候私下里找我帮帮忙。那时候年轻，也不怕多做点事。所以，大家相处得比较好，同事关系也比较融洽，一直干到1999年6月份，离开财政局。
1999年离开财政局，纯属是意外。从1997年开始，我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已经有时间做刘师培研究了，那一段也确实跑图书馆比较多。当时只要我把自己的工作做完了，跟局长请个假，就可以到图书馆去看书，局长也是很开明的。出去住宿啊，查资料啊，差旅费报销也是很宽容的，只要符合财务规定，还可以给你生活补贴。所以，这一段时间，在刘师培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1999年，中央开始谈这个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那时候我们市里面拿出市委政策研究室、教育局副局长等五个岗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那时我也三十好几了，当官这个事情，自己已经没有什么愿望了，总觉得在财政局过得很滋润。第一，工作这块我不需要太费心，把正常的工作做掉，行有余力；第二，同事关系比较好，工作、生活、家庭有什么困难，大家都肯帮忙；第三，领导也开明，我有时间到图书馆，每年都能抽出一些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公开招聘的事情出来之后，各个单位必须要推荐报考，市里开了动员会，也提了要求。开动员会发招聘通告的时候，我刚好陪副局长，带财政所长到山东考察。回来的那天，局长跟门卫交代，说：“万主任回来的时候，让他找我一下。”因为我们回来得比较晚，晚上打电话似乎不太方便，干脆第二天早晨上班再说吧。第二天早上我刚到办公室，局长就过来说：“你回来啦？我叫门卫跟你说，让你找我的呢？”我说：“我们回来晚了，觉得打电话给您不太好，估计不会是太急的事情。”“急倒是不急”，他说，“但也是一个大的事情。”他讲了市里招聘的事，说局里准备推荐我参加，问我：“你看有哪个岗位适合？”我说：“局长，我如果不参加呢？”他说：“不参加不好。第一，今年是刚开始，现在这个办法是今后用人的方向，很多人都要从这一条线上去走。第二，组织推荐你去考，即使考不取，你还要干你的工作，没有损失啊。”
我那时候觉得，如果当上了副局长，就不一定有时间去做刘师培。我刚刚把它重新捡起来，正在忙着《年谱》出版的事。《年谱》已经在江苏古籍出版社排队排了一段时间了，而且徐老已经提出来为我写序，打算在徐老90大寿之前能把书出出来，也算是给徐老最合适的一份寿礼。另外，徐老过生日，肯定有学术活动，赶上这个机会，可以多向专家学者请教。所以，我确实不想参加什么招聘。
但是许多朋友鼓动我参加，特别是原来财政局的小周局长跟我讲：“你肯定要参加。不参加，你丢不起这个人！人家都说，你在仪征也算是个笔杆子，在外面有名声。你说你现在不参加考，你算什么？别人会说你是假的，都是朋友帮着吹的。你看，真刀真枪的他不敢上吧。”他这个说法，确实也是我当时的思想顾虑之一，所以比较容易打动我。在秘书圈子里面，我可不是靠谁捧出来的，那是要真刀真枪干的。说穿了，就是考一次试，哪有那么复杂？考就考吧！我问他岗位怎么选，我说：“教育局我不想回去，太累了。”其实我的想法是：教育局头绪多，如果真录取了，刘师培这事肯定干不成了。他说：“要不你就报考市委政策研究室。政策研究室是关键岗位，需要懂经济的人。在财政上这几年，经济方面应该大致搞得清楚的，这个比较合适。”市委研究室不在政府序列，和我们平常没什么工作接触，对这个岗位没有什么概念。这时候已经是报名的最后半天了，我想想还是去报了，报的是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报过名，然后考试，最后是面试。那时候的面试，和后来的面试不一样。我们面试的时候，一个圆形会议桌，对面一排七八个考官，考生坐在靠门的位置。电视台全程录像，架三台录像机，一台录像机对着考生，一台录像机对着考官，还有一台录像机是游动的。里面是三盏大灯，一盏打在评委那边，两盏灯打到考生这边。我是第一次经受这种架势，什么感觉呢？我后来跟公安上的朋友开过玩笑，我说：我理解了公安找人谈话为什么要开灯。那玩意儿强灯光照着，你坐在那儿，就如坐针毡。你精力无法集中，老是想去看那个灯，因为它光线刺眼啊。
到我面试的时候，刚好市委书记下乡调研回来，他也进来了，就坐在评委的边上。市委书记我是认识的，其他评委很多是外请的，不太认识。本来就有些小紧张，看见书记坐在那儿，就更紧张。不过还好，进场大概一分钟，我想，反正书记已经进来了，想听就让他去听吧。面试是五道问答题，包括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对地方工作的认识，跟研究室的工作靠得比较紧。考官问完了，书记开口发问了。按理说，书记进来听是可以的，但不好提问。他问：“你年龄不大，工作经历还挺复杂的。那你说说，当初是怎么从教育局到财政局的？”他这个问题很敏感。当初是财政局小周局长调我的，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儿。而且也知道，我跟小周局长是高中同学，私交好。书记问这个话，实质上是在问你当初从教育局到财政局是不是走后门的，我当时就脑子一激灵：他挖了一个坑，不能跟他正面谈。我停了一下，也给他绕个弯子，说：“从教育局到财政局这个事情，你问我，我说不太清楚。我当老师的时候，自认为课教得还不错，我也很爱我的学生，工作也很努力。让我到教育局工作，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到教育局之后，也是努力工作的。1992年到财政局，是教育局给我一个调令，叫我到组织部去换了一个介绍信，然后到财政局报到的。具体是什么过程，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有人清楚，就是现在的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余如进清楚。余部长那时候是教育局的副局长，开介绍信是他让开的。”我把皮球扔了回去：你去问你的班子成员，别问我。面试就这样结束了，接下来就是公示什么的，一路过关，也算比较顺利。后来，面试这一段还是传出来了，因为毕竟评委里面有我们本地的，而且有新闻单位的记者。到市委政策研究工作之后，书记还跟我开玩笑说：“小万，你小皮球踢得不错啊！我的皮球你也敢踢来给我。”我只能说：“书记，你那么大领导，管那些具体的小事情，叫我们这些做下属的怎么过日子啊！”
王：您到政策研究室工作的时间也不短？
万：在政策研究室是1999年6月份，一直干到2007年底，也是七八年的时间。研究室这一段呢，应该说一开始压力还是比较大，有一段时间自己感到后悔。尽管也算是领导岗位，在书记身边工作，很多人觉得光鲜，但事务性工作非常多。书记出去调研，研究室肯定要去的，对全市工作的想法、看法，书记是要问的，研究室必须要说话，平常要有所思考。当时刚好处于经济转型发展最快的一段，也是文字工作量最大的一段。人手比较少，研究室主任、副主任加科长、副科长4个人，办公室文字人员三四个人，遇到大型会议、活动，大家都要一起上。工作上的事情就已经让你累得没办法招架了，基本上没有时间做自己的事。
那时候，我还是不甘心，徐老的90岁生日很快就要到了，《刘师培年谱》还没有出版，总想着要尽快印出来。江苏古籍出版社已经明确他们不出了，又转过来请王政红老师跟南师大出版社谈。南师大把稿子接下来了，编辑已经看了一部分，但是过选题的时候被否决了。王政红老师虽然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选题的事不是个人能做主的，要经过大家投票，最后还是没有成功。原因很简单：出《刘师培年谱》肯定要赔钱，当时所有的年谱是出一本赔一本。让南师大出版社为一个无名作者出赔钱的书，没有可能。书稿退回来之后，我在江苏古籍出版社遇到王华宝，华宝说：“老万，你这个书不要转了，广陵书社成立了，孙叶锋在那边。广陵书社现在缺稿子，你在他们那边出吧。”我想也是一个办法，就到广陵书社找孙叶锋。孙叶锋说：“师兄的事情是个大事情。”不过他们也担心赔钱，一时定不下来。我们市里一位副市长知道这个情况，很关心，劝我说：“把它出出来吧。”我说：“出版社那边可能要给一点赞助。”她说：“你问问看，他们大概要多少钱。”最后还是这位副市长帮助解决了一些经费，2003年《刘师培年谱》才得以面世。
《年谱》出版以后，我的整个精力全部放到工作上了。只有休息日的时候，自己能够静下来看一点书。有时候到南京参加会议或者培训，提前半天去，返程的时候再推迟半天，挤时间跑图书馆。凡是自己需要的东西，可以复印的，可以拍照的，不惜代价。做《年谱》的时候，我把刘师培著作系统地过了一遍，发现了一些《刘申叔遗书》失收的内容，也顺带着做了一些资料的积累。需要抄的，记下了期刊名称、收藏单位、索书号等基本信息，为后来的工作留下了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