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生活与治学

王：您回到仪征，从当老师到教育局再到财政局，后来又到了市政府机关，您白天要坐班，应该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而您在学术研究上所取得的这些成绩，在高校专职从事科研的教师，可能都不一定做到。我有时候老想，这是有什么样的精神在支撑着您？您应该是要放弃很多自己娱乐或者休息的时间，来做这些事情。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有同事的不理解，乃至于家人的不理解，您能坚持做下来，在这方面您有什么甘苦，或者有什么经验，可以给他们年轻人分享一下。

万：本职工作与学术研究确实有矛盾。工作方面，同事关系还好办。每个人都有本职岗位，大家平等相处，真诚相待，不怀私心，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况且，我的个性弱点就是好面子，丢不起人，从本质上讲我是个完美主义者，凡是我负责的工作，决不允许自己出差错。所以，只要到了办公室，我马上可以静下心来考虑工作上的事情，不会想我的学术研究。因为工作是我的饭碗，我首先要把饭碗端好。关于我个人学术研究这一块，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在财政局和市委研究室期间，同事们都不知道，我也从来不说。有时候要出去参加一些学术会议，我去跟领导请个假：想去参加个会，有一帮老朋友可能到会上，好长时间没见了，我想去看看。只要把工作安排好了，领导通常是支持的。去图书馆查资料，这个事情不能说谎，也得跟批假的领导说：这段时间有点累了，想去某某图书馆看点书。领导觉得，这一段工作也挺辛苦的，到图书馆看看书，调整一下，也是支持的。当然，我不能告诉他我是为了研究刘师培去看书；同事们知道我开会或者出差，也不知道我在做刘师培研究。等到《刘师培年谱》出版以后，大家才知道我在做刘师培的研究，而且好多年前就开始做了，大家总体上还是支持理解的。当然在工作这个层面上，首先得把事情做好，大家的议论自然会少一些。工作与学习这个关系，肯定要处理好。

在家庭方面呢，家属还比较贤惠。她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能够吃苦，会做家务，所以家里的事情基本上靠她。刚成家的时候，两个人的工资，养着自己的孩子，照顾两边的老人，日子过得也非常紧。但在买书这个问题上，我太太从来没有反对过。我每天晚上看书比较晚，她也没生气。她的想法比较单纯：我帮不上你忙，也不给你添乱。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反正也不是干什么违法的事情。《刘师培年谱》出版之后，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她也能理解了。她是学护理的，在医院里工作，有夜班。我们身边没有老人可以帮忙，家务主要靠她。我调到财政局之后，经常要加班，她只好调到学校去当校医，不需要上夜班，照顾家庭就更方便一点。

王：您夫人太贤惠了！这几年您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您的本职工作是行政上这一块，从仪征也好，扬州也好，当地的同事、朋友、领导，他们现在怎么来看待您做的这些事情？

万：应该说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认识。比较多的领导同志觉得，仪征有刘师培这样一个名人，你花这么长的时间去研究他，在全国、在江苏能有一些影响，对地方也是一个贡献，总体上是支持和认同的。同事里面，年轻的同志不太容易理解，觉得这样干太苦，工作本来就已经很累了，没有必要逼自己。年龄相仿的同志也逐渐理解了，“60岁之后干什么”，现在是我们大家的话题。人总要有一个正当的爱好，晚年生活才会充实一些。读读书，也是不错的养生方法嘛。

王：这七八年跟您接触很多，我觉得您很大程度上能坚持下来，大概是老师的这种督促。如果说没有老师这种督促，您干的活也不少啊，您的事情也很多啊，这些东西一放下就捡不起来啦，而且难度又那么大，加上您又要坐班。

万：我基本上都是坐班的，经过这么多年，也很适应这种生活节奏。当然，通过这些年的“修炼”，应该说也有自己的办法。上班的时候，我处理工作上的事情，来人谈工作之类的，都能够集中精力。等到事情都处理完了，五分钟之内，我马上可以“入定”，转到自己的学术方面来。到人大机关之后，工作节奏相对缓一些。那个时候，《刘申叔遗书》点校比较急，有时候也带到班上去。公事处理完了，也能偷闲做点“私活”。但前提是，不能因为干“私活”误了公事。领导也隐约知道一些，总体上没有干预。

王：这个很难得，当然了，与您的为人处世是有关系的。但是换句话来说，您遇上的这些同事也好，领导也好，也都还是蛮开明的。如果遇到不支持您的领导，就很麻烦，甚至再给你使点绊子，就更麻烦。

万：是啊。这些年来，我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电子技术的利弊。现在电子技术很发达，大量古籍电子化之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前人看不到的许多书，包括宋版、元版、明版书。特别是随着电子检索技术的进步，我们现在查找一句话的出处，也比前人方便很多。但是，我们现在记忆的东西越来越少。以前我一直怀疑古人“过目成诵”的真实性。在点校《申叔遗书》的过程中，我的想法改变了。《申叔遗书》里面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比如他引用的某个材料，说是《太平御览》里面的，但其实上在《初学记》里面。他为什么出错？如果他照着书抄，还能把书名抄错吗？如果同一部书错了卷数，如果二十一卷错成二十卷，或者错成二十二卷，可能是翻书的时候恍惚了；如果是一百二十卷错成二十卷，可能是写的时候漏字了，也可能是刻或排的时候漏字了。但如果是二十卷错成了五十七卷呢？如果这部书错成那部书呢？那可能就不是拿原书来照抄的，最有可能是他背了这些内容，然后根据记忆来写的，后来也没有核对原文。清代很多学者能背《十三经注疏》，刘师培好像不少类书也能背诵。如果真是这样，他能背多少内容啊！前一段时间，我读刘文淇给朋友写的一封信，说：最近在看《汉书》，看了三遍，还是记不得，年纪大了。那么，我们可以反过来推：第一，他的目标是把《汉书》背下来；第二，他年轻的时候，最多看三遍就能背下来，甚至不用看三遍也能背下来；第三，《汉书》都背，《十三经》《史记》之类肯定是能背的。古人为什么能发现那么多的问题？因为他那个书是背下去的，就像他吃下去的东西，都在他的胃里面。在消化的过程当中，这个跟那个一打架，问题就冒出来了。我们现在电子检索功能强大了之后，查找材料是方便了，但是我们会背的书也少了，惰性越来越大，越来越不愿意背书。背的书少了，脑子里面积累的相互矛盾的东西少了，发现问题的能力就会下降。我现在很后悔，年轻的时候记忆力好，没有好好背书。

王：是有这个问题。今天对万先生的采访，让我们很受启发，谢谢您！再次感谢！

2017年3月18日，王老师于仪征市采访万先生，访谈稿经张琪、王宁玲、井超、李佩、李学辰、刘晓咏、陶晓婷、李猛元、侯婕、曹晋婷、吕梁、董政、王少帅等整理，已经万先生、王老师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