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荷兰之行
王：记得您说去过荷兰？
虞：是的。这与《黄庭经》文章有关。1987年《黄庭经新证》在《文史》刊出后，同事文堪先生（徐森玉老先生公子，外语极好，对吐火罗语深有研究）说，现在世界上研究道教最著名的是法国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可以寄给他。我就寄了一份抽印本给他，并用毛笔给他写了封信，没想到不多久我收到了他回赠的一本《黄庭经通检》，扉页上题“尊敬的虞万里先生指正，晚施舟人”，让我惊吓出一身汗。过了几个月，他的学生方玲回国来《汉大》编纂处寻访我，也让她惊吓了一下，互通年龄，比她还小一岁。她马上致电施舟人说，我们弄错了，他比我还小。这就是我与施舟人的一段道教因缘的开始。
记忆中是1991年吧，他来中国，知道我不去考大学是因为母亲，所以特地要来上海家中会见，顺便看望我母亲。我有点紧张，知道他喝乌龙茶，但我还是去买了上好的碧螺春，我妈买了菜烧了一桌子。他非常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吃得不多，谈得也不多，只说希望我有机会去法国，那时他全职在巴黎高等汉学研究所。之后又给我寄来《云笈七签通检》等书，供我《黄庭经》研究之用。
王羲之与《黄庭经》帖手稿
1991年开始，单位连年卡我的职称，到1994年开始我就不申报了。这时施的学生方玲就怂恿我去法国。我是一个离开上海就生活不惯的人，怎么去外国？再说我不懂法文，怎么去？她说施已回荷兰任科学院院士，可以到荷兰去。她与施说了，施说荷兰莱顿允许用中文作博论，我去的话就做《黄庭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纸学历足以压死你，走投无路，我说可以先出去看一下。并连忙攻读英文，以期出去时可以说几句。他帮我办了二个月莱顿汉学院的访问。当时我很感激，无以为报，送礼物也感觉轻，他既然是中国通，我就为他刻了几方印章：朱文“鼎清”“施舟人”等。那时主持汉学院的是伊维德（Wilt Idema），我也刻了一方阴文“伊维德”印作见面礼，于1996年6月赴荷兰。（插一段间奏：世界很大也很小，二十年之后的今年，我应邀赴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客座，去医院例行体检，忽然旁边坐着一位很帅的洋人，很眼熟，记不起谁。我定神再瞅：伊维德。连忙寒暄，他说后来他去了哈佛，这次来台湾大学作讲座一个月。体检回来竟住在同一座楼里。）最初几天住在施家，因为他刚搬到荷兰莱顿，大部分的书只是堆放在书架上，我就帮他分类整理。一个星期整理完后我搬出去住。施的夫人——一个典型的虽然老去却风韵犹存的法国女郎帮我租了一间房子，记得是500荷兰盾。房东胖太太很好，每天教我英文。有时我晚回，她会把写好句子的纸片放在楼梯上。
虞先生为施舟人、伊维德所治印
王：施舟人邀请您去演讲什么题目？
虞：在去之前，施说要我去法国汉学院作一次演讲交流，我就写了《东汉肥致碑考释》一文。到了没几天，他就把我文稿要去。我每天去他汉学院办公室看书搜集资料，他则忙得四处有事，平时也不常去办公室。一天，他叫我去他家，给我一页需要查阅的典故和问题，说他不能解决。我在他家利用他的藏书，花了半天时间全部解决了。在去之前，他多次表述要我留在那儿，说你全家都迁过来，母亲也来（因为知道母亲离不开我）。所以每个月给我3000荷盾，访问两个月。那里在读博士是1500荷兰盾。去了之后，我饮食非常不习惯，牛奶面包不是我的生活方式。我母亲更不可能过去！吃面包就不行嘛。这次他又说了，我也没法回答。他国际地位高，说话有时不太顾及别人，刚去没几天，他带我去见一位华人梁某某，一见面就说“我们的接班人来了”，我一下子尴尬得手足无措。果然，后来见到梁，他满脸不高兴，看也不看我，因为他那时刚刚届龄，将退未退。
一个多月之后，他叫我去法国，但并没有叫我去讲肥致碑，只是讲了我对《黄庭经》研究的过程和心得。不几日，他就和袁冰凌驱车到法国南部去了，也带走了我的《肥致碑》文稿，一去就是半个多月。当时也在荷兰的北大王宗昱说，北大八月份要召开一个道教会议，我原来也准备参加，现在文稿也不在，就无法决定。临近我回国的个把星期吧，他回来了，说在南部也写了一篇关于《肥致碑》的论文，我很愕然和无奈。临行前的一天，他叫我去他家，仍然慰留，要我去荷兰读博，我表示不愿意，他拥抱着我慰留，我仍然很坚决地拒绝了（有些事不便说）。那年八月的北京会议我也没能去，后来得知，他的文章蛮引人注目的，毕竟地位在那儿嘛。事后也知道，台湾“中研院”邢义田先生也写了一篇肥致碑的文章，因为汉代是邢的研究领域。多年后与邢先生交谈，他说我从《道藏》的《逍遥墟经》里发掘“大伍公”一人，并与旧题郭宪《东方朔传》里的“大王公”校勘，是一个很大的发现。我的文章后来刊载在《中原文物》1997年第4期，他看到我文章，当然已经很晚，他并不知道这篇文章写作初衷和曲折历程，也不知道我后来在《广博物志》上检出的《西京杂记》亦作“大伍公”，与赵道一《通鉴》引作“历官太史”不同，由此知《逍遥墟经》必有所本。
王：您荷兰之行有何感想？
虞：荷兰之行，让我粗浅地了解到了他们的思想和研究方法。有些思想新得出奇，那是因为文化背景隔空的缘故。他几次跟我和在场的年轻人说：“博士论文就是要新嘛。”而我奉行的学术理念是“真”，是求真而不刻意求新。真可能是新的，也可能是旧的；新可能是真的，也有可能是错的伪的。但是他们研究的方法和攫取资料的手段和条件，那是我们当时所不能同日而语的。使我受惠的是，看到了很多国内看不到的书籍，复印了大量自己所需要的资料。2006年，我所在的社科院历史所成立传统中国研究中心，主办会议，也邀请了当时已在中国福建定居的施舟人先生，我也想就此回报接待他一次，但他没有应约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