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晋升职称
王：记得您说晋升职称很艰难？
虞：是啊！其实我之所以有荷兰之行，与《汉大》编纂处晋升职称有关。我是一个离开上海就过不惯的人，怎么会去外国呢？那确实是与职称有关。
《汉大》招考的时候，报纸上说清楚是招编纂人员，所以赴考者趋之若鹜。到1983年开始评职称了，就讲学历了。那时《汉大》考进去的几个人和原先已在里面做编纂工作的人，大约有十多个没有学历的，但他们一般多有一技之长，我无法一一评述，至少钱玉林是一个饱读古今中外各种书籍的人，他也只是以一个高中代课教师进入《汉大》的，还有一些是“文革”后期的工农兵大学生，尽管后来像吴琦幸读了博士去了美国成了名人，钱玉林、陆锡兴、李明权等都各有著述行世，但在当时却都受到时代性的不公正待遇。就是说，用人就用你一技之长，卡人就卡你文凭一张，换句话说，不管你有真才实学可凭，最终还是口说无凭。
就我自己来说，我不是已经去人民大学进修了一年吗，他们说这一年不能算学历，那也无所谓，因为我赚到了一整年拿工资看书的时间。在人大图书馆我把《清经解》简本《尔雅义疏》和郝氏家刻足本《尔雅义疏》校核一遍，写下十多万字的异同记，写了一篇《〈尔雅义疏〉及其作者郝懿行》，又写了《清代的两部小尔雅义证》，缘此又将《晒书堂全书》《研六室文抄》等线装书全看了；为了准备写同义复词，把《中文大辞典》四十册逐条过了一遍，收获足以超过一纸文凭。
1983年8月回到编纂处，面临评职称，那时评职称是要先经过编辑考试的，科目是政治经济学、哲学、现代汉语等。记得哲学我还考了120分制的110多分，但第一批评我根本不指望，因为那都是有学历的人先上的。一两年后老傅找上我，说，没有文凭，将来评职称很困难。我记得那时好像规定，没学历要二十五年才能评一个中级职称，那都要快退休了，高级你就别想啦！老傅的意思是叫我到出版局的业余大学去读书，弄一个文凭。80年代初，除了通过高考进高校围墙的，还有多少万读书人在社会上啊，全都没文凭，而很多单位好一点的岗位都要文凭，所以不知有多少人就像当年上山下乡一样轰轰烈烈、浩浩荡荡地去补中学高中文凭。于是出现了什么“五大”，我至今还不知“五大”包括哪五大：电大，函大，夜大……我想不起来，只是我什么也不大。对吧？后来又有硕士博士，我也什么都不是。但叫我再去读书，我有些不便和不乐意，一是许嘉璐先生曾叫我去读研究生，我没去，后来像黄典诚（他是《汉大》福建省的主编，我接待过他，他叫我去读他的博士）和其他一些名教授都表示过要我去读研，我都没去，而现在去读一个业大什么的，将何以面对这些老师，尤其是许嘉璐老师，这是不便。后来我也庆幸没去读，读了五大，就可以自大了？读了业大，就家大业大了，就光彩夺目了？这不是“大”的笑话吗？
王：中级职称究竟等了多少年？
虞：等到编纂处里大部分人都升了中高级职称之后，1988年，我的职称也总算给提到议事日程了，也就是工作了七八年之后，总算没有要等二十五年。不过因为没学历，必须要大人物推荐。还是杨蓉蓉利用公差的机会，到北京请了解我教过我的周祖谟、许嘉璐、梁式中等老师给我写推荐。那时许老师已经是忙人了，听说是很晚回家端了一碗面就吃，吃完就给我写推荐。周先生还在我评上之后写了一张明信片寄给我，祝贺我，具体内容忘了，反正中间有一句“实至名归”，我确实很受鼓舞。后来想想，评个中级职称，还要推荐，并且请名人推荐，大概周先生、许老师平生也就给我一个人写过中级职称的推荐函吧，我也算特殊时代的特殊人物了，荣幸之至。
你安于本分，你就安然无事，所谓无欲则刚，你要有求，你就自取其辱。
升中级职称，是1988年升的，已经七年了嘛，我1981年进去的。按理我应该知足安分，没有二十五年就评上了职称，很幸运了。哪知到1991年的时候呢，原人民大学词典进修班的班长、吉林文史出版社社长左振坤，不知什么时候跟上海同学杨蓉蓉说：“像万里写的这些东西啊，如果拿到局里去，可以破格晋升副高的。”是不是因为他在吉林省出版局可以这样，这我至今没问过他。杨蓉蓉也真听了他的话，就把我所写的打字油印的文章，其实都还没出版的，往出版局一送，果然引起了重视。1991年的时候，副局长赵斌，马上要到香港出版界去工作，为1997年回归作准备。他最后在上海出版局开的一个会，其中最后一个附带的小事，就是关于虞万里的升职称的问题。事隔二年之后，有人转述给我说：局里认为大学有35岁破格政策，出版局没那个条文，但是像你这种人，是出版局的骄傲，所以工资差价40块钱，由我们出版局自己来付。这就意味着让你升副高。决议之后，由相关部门电话通知当时的《汉大》领导，叫他们把我报上去。其次他们觉得杨为出版局珍惜人才，也给了她一个回复，说已经处理，我当然已闻知其事。有一天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安慰我说：“今年某某某要申报，明年我就申报你。”我说出版局的意思是一个额外的名额，不存在与人争的事情。因为领导说要申报的一个人是有名牌大学学历的，与我不在一个档次。我还说：“如果这个名额是给一批没学历的人争，那我觉得编纂处读书最多的是钱玉林，你就报他，我没意见，他年龄也比我大十多岁。”结果他说过也就做过——不报。不升就不升嘛。
1993年国际东方学会议在香港召开，即第三十四届亚洲和北非会议。我受到邀请，写了近十万字的论文《商周称谓与中国古代避讳起源》，准备参会。临近签证，我出示通知提出申请。人事科的负责人说这是私事，应该自己去公安局办理。我奔到公安局，他们说这是公差，应该由单位来办理。我又回来与人事处说，她仍说这是要去公安局办的。这样来回三五次，耽误了很多时间。我一怒之下就去找出版局的人事处，想问问这到底该咋办，接待我的是处长邓毅。他问了情况，说这么高级的学术会议，出版社有人被邀请，这是好事啊。他随即拿起电话拨通了编纂处人事科，让她给我办理签证。哇，几天来回折腾，现在一个电话就解决，实在欢喜，我千谢万谢，说着退出来。他送到门口，若有所思欲言又止的神情，让我不由自主地停下来。他停了片刻，用一个很注意人事干部身份的口吻，低沉而稳重地说：“你的职称问题我们最终是要解决的。”他知道我，所以这次这么快给我解决去香港签证一事？我顿时有一种比感激更深的意念。国家干部，出版界还是有正直正义的人。这一闪念后，我连忙说：“不要紧不要紧，谢谢您！”他又重复说了出版局当时给我特殊的政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有谢谢再谢谢。下了楼在绍兴路出版局的院子里站了很久，让自己的心平静一点。这个人和这件事在我的印象中太深刻了，那场景和对话永远不会忘记。十多年之后，我评上研究员，还想着要去谢谢他的正义与诚意。听说他后来当了汪道涵秘书，当然找不到了。但愿他看到我的回忆，知道我还存有这段感激的记忆。
王：后来您调到上海人民是吧？
虞：不不，是上海辞书。调上海辞书出版社也是一个偶然。李伟国于1996年调任辞书社社长，雄心勃勃，想有所发展。在一次《辞海》编委会会议上，听华东师大的一位老教授汪寿明说起我（汪先生是史存直老先生的大弟子，80年代初，我去旁听过史先生的音韵课，等到《歌支》一文写完，曾寄给老先生看过。他可真是认真，居然把我三四万字的文章仔细审阅，写了14条意见。把我叫到他家里，一条一条给我说），说我要去法国，旁边的杨蓉蓉插话说我回来了。李伟国就说：“去国外没什么意思，把他调到我们这儿来。”就这样在1997年10月份调过去了。
调到上海辞书出版社，职称问题仍然存在。那年我的《〈三礼〉汉读、异文及其古音系统》得了上海市的一等奖，就是得王力语言学奖的那篇。因为当时一等奖一个学科只能一个人，不可能有两个人的。我把十一年期间（1988—1998）做《汉语大词典》的所有写稿、审稿数量整理出来，也把我主持卖给台湾版权的《汉大》繁简体转换的工作量全部加起来，再加上在辞书社的《辞海》审音，《古汉语大辞典》改编等，竟有1000多万字。我们八九十年代的词典审稿，每人每年一般是15万到30万字左右，即使加校样，也不过翻几倍，相比之下，这是个天文数字，你能说我编辑水平差吗？你能说我工作吊儿郎当吗？就这样送到局里。我那时害怕有意外，心怀忐忑地想请王元化前辈写推荐，请文堪先生去试探，结果王先生欣然同意。
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呢？你没有学历，必须要去陈述答辩一次。这也是很正常，我去答辩了。那次答辩会由文艺社社长江增培主持，学林出版社社长雷群明、出版局人事处处长叶某等七人组成。一进门，阮总编就说：“万里啊，你写的那个音韵我们不懂，你就用十分钟时间，简单明了地把它说一下就是了。”好了，我十分钟说完了。江增培说：“你这个才是真正的自学成才。”这似乎是定调子，我听了心平静了点。雷群明说：“万里啊，我跟你说，我现在不是劝你勤奋读书，而是你要注意身体。你太拼命了。”我连连应承感谢。其他人没说什么。投票，后来知道是六票，那当然也就通过了。这初审、资格审查都过去了。
到了终审，事后李伟国跟我说：评选你的时候，人家一看你的成果都呆了，全票通过。全票通过你还不能决定。为什么呢？因为大专以上才有资格评。你是没有什么文凭的。李伟国补充说，后来送到上面，有关的领导打了个勾，我才算过。那年代有文凭可以亨通一世，工作、升官一路绿灯，毕竟恢复高考十几届毕业生只有极小部分成为大学生；不想我没文凭也竟然显赫“一时”，评职称要惊动上峰才能过，这也是始料所未及。
我应该补说一下李伟国和熊月之两位领导。李对古籍可以说几近痴迷，对敦煌学和宋史特别有研究。他从上海古籍出任辞书社社长，一直想做一番大事业，《全宋文》就是在他主持下出版的。他一直提倡要员工做一种学者型编辑，也许我类似或接近于他理想中的编辑，所以有空经常来办公室谈学问，很投缘。2001年夏天得知我准备调到历史所，他跑到办公室来挽留。先说张元济当年商务馆聘人的情况，说我可以去历史所兼任，但不要离开辞书社，只要保证每星期一二天到出版社上班即可。我说您虽然是社长，但现在出版社是国家单位，不是当时商务的董事会啊，别人效尤怎么办？当时我心里纠结过一阵，他把我调进来，现在却要想离开。因为自己喜欢学术研究，最后还是决定去历史所。为了不影响他的心情，我选择了他出差不在的时机去办理手续。辞书社人事科还是肯定了我的工作，说尽管调走，为了表彰，名义上加我半级津贴。事隔一年之后，辞书社召开海外回归的十七卷《永乐大典》出版发布会，邀我参加，那天九十高龄的胡道静先生也来了。晚上吃饭，李伟国来敬酒时对大家说：“我当时把他调来是对的，现在让他调走也是对的。”这种大气的话，我听了很感动，所以之后我们仍然经常一起切磋学问。无独有偶，当时是程兆奇将我的情况与历史所所长熊月之谈起。熊在上海史研究上是无可争辩的首屈一指人物，他思维敏捷，学术包容度大，文笔又极佳。看了我还未出版的《榆枋斋学术论集》目录说，不需要出版书，就可以调进来。他向社科院呈递的报告说，“一个人就是一个学科的生长点”。但我觉得我没有“真凭”，还是需要“实据”，所以还是等到书出版以后才调动。后来我与他说：您调十个八个博士生，即使进来都是平庸之辈，也没有责任，不会遭到责怪，但调一个没有学历的我，如果进来了不能胜任研究工作，那一定会遭到指责围攻。因此，我在历史所的十二年中，还是努力地做了点事，写了近二百万字论著。而他叫我多承担一些工作，比如《史林》《中华大典》，历史所里的学术工作等，我虽能力有限也尽量配合。等到《榆枋斋学林》出版，调往交大时，他已超龄卸任，在《榆枋斋学林》座谈会上发言，再次表述了他支持的想法。所以我离开之后，仍然会相隔一段时间约会聚首，纵论君子小人。人与人就是不一样！我这么无所顾忌的实话实说，是缘于我自己做人原则，那就是：直道待人，虚衷御物，焉能尽如人意，但求不愧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