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藏》研究

十七、《道藏》研究

王:虞老师,您因《黄庭经》而关注《道藏》,请谈谈您对《道藏》刊刻的看法。

虞:我不敢说我对《道藏》有研究,我只是曾经围着《道藏》走过一圈而已,根本没进门,更不要说升堂入室。接触《道藏》纯粹是一个偶然的事情,在编《汉大》时,为了要弄清《黄庭经》梁邱子、务成子的注释,所以就去考证《黄庭经》的来龙去脉,这件事刚才已经说了。这里我要说的是,当时我写好后曾经寄给我最为敬重的陈国符先生,向他讨教。他是国际公认的道教学者。80年代初好像他已退居常州,我是寄到常州的。他回了一封信,不同意我的观点,可惜信已找不到了。虽然他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我还是认为我从文献和音韵两条线去考证,有自己的独立性。我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我仍然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是上世纪对道教贡献最大的人。在他之前的刘师培《读道藏记》,那是旧式的札记式的学问,他可是现代范式的学者。上世纪若没有他,确实可以说道教在中国,道教学在法国、在日本(那是上世纪法国、日本道教学者得意的话),有了他,这话就要重新评判了。我很早在旧书店买到他的《道藏源流考》,读了以后惊讶其渊博无涯涘,后来听说他把《道藏》读了二三遍,这很可怕,读《道藏》可不是读《二十四史》喔。我看《源流考》不知看了几遍,中华重印,我又买了一套。我对文献本来感兴趣,他的《历代道书目及道藏之纂修与镂板》一章看得尤其仔细,因为当时我要追寻《黄庭经》的源和流啊。但读到明正统《道藏》的编纂,陈先生引了《皇明恩命世录》《江西通志》《名山藏》等资料,总觉得有隐隐约约是张宇初编纂的影子,却始终没有看到确切的成书记录。那时因为对他佩服,总觉得他已经看遍了道书,他没办法,我们怎么可能解决。带着疑惑,随着时间流逝而从心底里淡忘了。

2004年,我写了《有关〈永乐大典〉的几个问题的辨证》一文,已经发表,在图书馆偶尔看到海南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明成祖文集》残本,我好奇里面是否有有关《永乐大典》的资料,就取下来翻,一看,嚇,没有《永乐大典》,却有一篇《道藏经序》,读完后,立即勾起了二十多年前的回忆,怪不得当时没有资料显示张宇初的《道藏》编纂成功。就凭这几百字的序言,我重新开始梳理张宇初在永乐年间的行踪,他的《岘泉集》所载道经序跋与《道藏》所收经典的关系,他与姚广孝的关系,任自垣及其编纂者的行历与蛛丝马迹,等等。通过重新研究,张宇初与《道藏》的关系渐渐疏离,而任自垣与《道藏》关系已经密不可分。我又从各种文献中勾稽出了好几个参与任编《道藏》的“编委”,最近又发现几个,来不及补进去。这篇文章还有一个可以说一说的是,多少人在用《道藏》,即使知道它的编排是以三洞四辅为序,但还是感觉零杂。后来我从《道藏经序》所说的“五千一百三十四卷”和许彬碑文所记的“五千三百五卷”中看出端倪,前后相差一百七十一卷。这一百七十多卷应该与正统年间邵以正奉诏“修《道藏经》”和“点校《道藏经》于禁中”有关。当然问题没那么简单,各种道藏目录记载的卷数各不相同。经与实际藏经卷数校核,发现了很有趣的问题。《道藏经》其他排列的错乱姑且不谈,它的顺序是按照三洞四辅排列的,最后应该是表奏,也即个人的文集之类。张宇初卒于永乐八年(1410),是道教领袖过世最接近于《道藏》编纂时的人,所以《正统道藏》第1299号是张宇初的《岘泉集》,照理到此应该是最后一部书,《道藏》应该结束了,可是下面接以《太上大道玉清经》《洞真高上玉帝大洞雌一玉检五老宝经》等四十一种“洞真”类道经,再接以《上清道宝经》等四十三种“上清”类道经,最后仍然殿以三洞四辅的传记《长春真人西游记》,而后是《道藏阙经目录》。《目录》在后可以理解,但一部藏经中重复出现两次三洞四辅的排列,前面一段是五千多卷,后面一段只有一二百卷,而且分水岭恰好是张宇初的《岘泉集》,后面一段的卷数又恰好与邵以正的补正相合。所以我认为后面一百多卷正是邵以正点校时补进去的,为了不和任自垣的原编相混,所以没有插入相应的三洞四辅中,而仍以三洞四辅次序编排而放在最后。这应该是破解了正统《道藏》流传五百多年来的一个小小谜团。

当时发现《道藏经序》后写成这篇文章心里很高兴,这二十多年的疑惑终于被自己破解了。我说过这篇文章的内容还可以补充,比如参与者,但结论似乎不再需要商榷。这点自信也是拜新出文献之赐,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说偶然,真的是随便检视一下而已;说必然,就是前有所疑,后来又关注《永乐大典》,两书都与成祖有关,所以看到《成祖集》会兴奋地查阅。我也说过现在有关《道藏》的介绍应该要改写了,但这并不是说我有什么可以自诩的地方。陈国符先生当时实在无法看到朱棣的这篇序文,这篇文字埋藏深宫近六百年啊,连清初的钱谦益也无法看见呢。要是陈先生看到了,一定早就考证出了,那我只有拜读的份,没有动笔的缘了。但文章刊出后不数年,我去华中师大开会,转上武当山游玩,存心打探任自垣行迹,结果一无所获,怅惘之余,竟然发现了一点有关任编《道藏》材料,所以我在编辑《学林》时,特地将时贤先我而发的一些文字写成补记,附于文后。

回答您的话,我只是因缘际会,对《道藏》的编纂史曾经有过思考和想法,绝不敢说是是对《道藏》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