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汉语大词典》
王：您是怎么去编纂《汉语大词典》的呢？
虞：参加《汉大》编纂是一个机缘，也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当时我在工厂上班，上图读书，一门心思在钻研音韵学和经学，心无旁骛。如果是中班，每天多是第一或第二个进阅览室的。同时看书的，有胡文楷、王水照等名人，记得王在研究乌台诗案，胡在点校《十国春秋》。另有一个同龄人孔智华，在研究现代汉语，也是208室常客。1980年12月下旬的某一天，孔智华来跟我说，看到《文汇报》和《解放日报》有招聘启事，说我如果去考希望还是蛮大的。四个地方招聘：一个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缺人，一个是《汉语大词典》编纂处，还有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他说《汉大》和古籍社蛮适合我的。1980年时，1977、1978年考进大学的，只有二年制的专科毕业了，本科四年制的都还没毕业，而出版社继1978年推出35种中外古典文学之后，要出版各类书籍，人员紧缺，用当年招考单位的话就是所谓青黄不接，所以他们想从社会上招一批所谓的“贤达”。
我是个没有把握的事不敢做的人，有点犹豫。问有什么条件，他说招聘有三个条件：一个是55岁以下，一个是大学中文、历史系的毕业生，第三个条件必须是上海户口。你们都不知道那时没有上海户口，你就不可能在上海定居生活，那时候还用上海粮票呢。我说五十五岁以下，就是眼睛盯着60年代的老大学生，不是我们啊。他说，编词典一定要用到音韵学，现在谁还懂音韵呢。我说我连中学文凭都没有，还说什么中文系、历史系。他说，同等学力也可以。那时针对社会的现实情况，确实都会加上一条“同等学力”，以示考试面前人人平等。
1980年《汉语大词典》报名照
王：那您起码已经符合两条了。
虞：对啊，我符合两条。因为同等学力这个门，永远是要敞开的。他可以不收你，但是他必须装点着：中文、历史专业或同等学力。
王：这就都符合啊。
虞：我犹豫了几天，不敢去，编词典是很神圣的啊，但朋友都怂恿我去。后来我想10日截止，到9日去报名，可以看看前面报名的人数和人员情况，再决定。报名要照片，我当时虚龄25岁，怕人家小看我，平时都穿帆布工作服的我，还特地抱着一件呢制的中山装，到虹艺照相馆换上中山装，用5毛2分拍了一张证件照。这张照片拍得确实比真人要老成，因为它是我人生转折的见证，所以至今还留了一张。到了9日，去了一看，已经报了三百八九十个人了。
王：那报的人不少啊。
虞：我上去跟后来是同事的李爱珍说：“您能否让我翻一下前面报了哪些人。”她递给我名单，我一个一个看过来，基本上都是40岁到50岁的老大学生。其实他放宽到55岁确实是有道理的，1925、1926年生的人啊，在50年代的时候正好是大学生。那么再推迟10年，就是50年代到60年代的大学生。所以这个招聘条件是经过斟酌，不是随便说一个年龄数字的。我检视下来，发现唯有一个人是1925年生的，那么那年已经56岁了，我说：“这个人怎么可以报？”李爱珍说：“那个人已经超过年龄，我是说不能报，但是他一定要让他考试一下。我就让他报下来了。”我是1956年生的，那当年正好25岁，既来之则安之，也就报了。报好的第二天10日就截止了，后来应该是四百多号人吧。
报完名，我也无从复习，既没有纲要，也没有范围。好像是过年前的一月份吧，他们在光明中学设了一个考场，因为这时学校还在寒假期，就让我们去考试。考试试卷有八开的四张，你可以想一下有多少题目，两个半小时要考完。题目之多范围之广，让人难以想象。今年九月份我在辞书出版社庆祝《汉大》出版三十周年的报告会做了一个演讲，也讲到报考和考试情况，当时出题目的王涛也在场，现在已经70多岁了。他接我话题说：“对！我们当时的宗旨是什么？就是要比考北大文献专业难（王是北大文献专业的），才能招进来，这样才可以做工作。”所以他们是几个人分头，你出你的题，他出他的题，都是在自己的领域出题目，最后拼合起来，目的就是要“坑”你一下。
王：就是综合考试题嘛。
虞：是啊，综合题。我报名的时候紧张，考试的时候当然也紧张啦。但是我考到一半的时候，感到比较心定了，什么道理？边看边做题目，大多数都能做，因为你音韵啊，训诂啊，经学啊，每天在盘弄，所以能做的多，就是题多来不及写。当我写得很累了，头抬起来，看见在我左前方3排的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把那个中山装风纪扣解开了，眼望天花板，看来是写不出来了。所以我想，考不出的人肯定很多。我这样下去，考上是有可能的。但最后还是写不完，量太大了。他们当时准备招20人，所以先在400多号试卷中，抓取最前面的20张，其他三百八九十张，全部退掉。其实其中有的人肯定也是抱着侥幸来试探一下的，内里南天门与北天门都不知道，刷掉也是情理中事。问题是在后面，我没有收到拒绝的通知已经很好了，对吧？但是他怎么也不来叫我复试，让我在焦虑中度日。
话分两头，其实我当时报了两个地方，上海古籍出版社我也喜欢，也去考了，因为两个单位考试时间是错开的。古籍出版社报考的也将近400个人，其实也就是两边都报考的这批人。大家都在碰运气，因为上海就这么大，外地的人没户口也不能来，就这么回事。古籍社考点设在绍兴路的绍兴中学，一月份就考了。结果呢，古籍出版社也是抓前面20人，后面所有的人都删掉。我也有幸名列前茅，就是复试也没有我。那个时候，我在工厂工作，每天要上班，只有星期日有空（那时每周只休一天）。凑一个星期日，孔智华陪我去古籍社，其实社里人都休息在家，只有一个女的值班，三十几岁，是总编办秘书，她就出来接待。我说我们来问考试结果，因为没有收到退和面试通知。她说是的，是有一个人，我们先录了20个，面试了12个，7个人退掉了，有一个人是没退。啊，那就是我。她说我不能决定，你如果要问的话，明天郭某某来，你可以问他怎么办。这一说我有点急，第二天中班，上午骑了自行车去找他。这位姓郭的人出来，上下打量我一下，沉思很久，不做声。我就说我报考，你们没有给我复试啊什么的。他说：“那你觉得怎么办好？”我当时很紧张，你去想，再回到我刚才讲的那些，我妈不识字，爸早又过世了，家里没有一个文化人，我就读了这么几年书，一下子没了主意。傻了一会儿，我说了一句什么话？现在想起来，简直是我自己一辈子都觉得无地自容的耻辱。让现在要自我表现且感觉良好的年轻人，一定会说，我行，你让我试试，我有信心之类。可我当时说：“你们不要我的话，就把东西还给我。”他听了这个话，转身回到办公室，把我的准考证什么都还给了我。我悻悻地走出瑞金二路272号，傻了很久。我后来曾想，他肯定是觉得有枪手代考，所以打量我很久，冤吧？可我现在又想，他怎么也不反过来想，那时要真有这样的枪手，何不自己去放一枪，还来做什么替身？
这次挫折，使我觉得《汉大》那边也悬，必须去追问了，而且吃一堑长一智，我不会这么回答了。到了陕西南路25弄8号《汉大》所在地，碰到一个老者，专门给人倒水的，叫李水大（也算名副其实），是一个很忠厚、活到老做到老的工友。他用苏州话问我：“耐来做啥？”我说来问考试的事。他说：“是滴是滴，他们都说有一个小年轻考得很好，我也不知道是啥人。”啊，有这样事，怎么办？里面所有的人我都不认识，因为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不再进去问，退出来以后，也是孔智华说，听说可能要交一篇文章的。哇，那时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刚出版，我正好看过，就接他的话说：“那是不是要行卷？接着还要不要温卷？”他说：“是啊，因为我怎么知道是你考的？古籍不也是这样？对伐。”我想对啊，要行卷，所以不问就回去了。那时厂里早中两班轮番，正值中班，我记得很清楚，每天十一点半回到家里，然后一直都写到凌晨的三四点钟，睡二三小时，再去图书馆看书，下午再上班，晚上再写。连着一个星期，写了一篇六七千字的《“自诒伊戚”“自诒伊阻”考》，就是《左传》赵宣子赵盾说“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他所引的诗与《诗经·雄雉》文字有异文，我就从音韵上去谈，考证“戚”“阻”，“伊”“繄”关系。写好后用复写纸复写二份，那时都是手抄的嘛。然后你给谁呀？你一个人都不认识。还是孔智华（现在他在澳大利亚，听说有一幢房子，一个妻子，两个儿子，生活很好）陪我去，他说他曾见到过一个《汉大》工作的人，叫钟嘉陵，去碰碰运气吧。到了那边，真的碰到了钟。我们说明来意，他很客气，说我一定会转交到傅元凯主任手里，请你们放心。
说到钟嘉陵，还真应该插一曲。郁达夫大家知道，郁与王映霞离婚后，王又嫁了一个人，嫁给重庆华中航运局经理钟贤道，钟嘉陵就是钟贤道的儿子。钟嘉陵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学语言的。因为是北大毕业的，不用考就进了《汉大》。他人很好，后来一定要给我介绍女朋友什么的，把我拉到他母亲家吃饭（《汉大》在陕西南路，离王映霞住的复兴中路很近）。王映霞的家虽不大，但整洁雅致，墙上挂着钟贤道的照片，看上去就是一个很厚道老实的人。那时王已七十多岁，仪态有点像秦怡，气质娴雅，这在现在那些走穴的明星美人身上是完全看不到的。她做的饭菜也很简洁可口，话不多，可能与我这小年轻没什么可说的吧。午饭出来回编纂处，我知道钟是有意让我见识一下这位曾经轰动一时的名人的。这是花絮。
我把文章交给钟嘉陵后，没出三天，《汉大》编纂处就打电话来，要我去复试。看来这行卷是起作用了。我得抓住这个机会，但又不知道怎么准备。面试那天，在编纂处的二楼，由傅元凯、孙厚朴、金文明三人面试我。傅是二编室副主任，孙是办公室主任（我现在正叫孙先生写《汉大》回忆录），金是一编室副主任，就是上海专门给出版物挑错的，与余秋雨打过笔墨官司，写过《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可能是他们看了我的文章，所以那天问的问题都是关于《皇清经解》的。我平生第一次真正感觉到什么叫对答如流。孙厚朴主任看着我们的对答，脸上笑得很灿烂。我从他眼神中看出他的心理：噫，你怎么都能回答？我心想他们肯定会要我的。
几天后，厂里领导告诉我，我被调到《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去了。那时候都是调动，没有辞职这回事。去报到的一天，接待的是人事科翁在樑，是一个很正统的复员军人，后来生帕金森病过世了。他一见我就说：“虞万里呀，你给我听清楚，你到这里来，奖金是少一块钱！”为什么呢？事业单位的奖金是每个月五块，工厂里的奖金是六块，这一块钱肯定少掉了，这是第一。第二，你中班费没有了，中班费每个月有两块六毛八，没有了。我以前就是靠两块多钱去买书的呀。
王：买书的钱断掉了。
虞：是啊，工资才四十多元，少一块钱也是四十分之一呢。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就这么指着我，说你要想清楚，你如果到这来，就会少钱的。我当然毫不犹豫，就办理了手续，进了编纂处。
话分两头，这边考试、复试有种种障碍，而我在厂里要请车间领导开具证明报考，更有关卡，也更窝囊啊，为什么呢？那时报考不是现在，随便拿个身份证之类的，你必须有单位证明，证明你不是无业人员。我刚才说了，那时候都是调动，没有辞职这回事。我去车间主任的办公室，说我听说报纸上有招聘编词典的，我想去试一试。办公室坐着一个女的支部书记，一个男的车间主任。他们都是五十岁上下，先是露出很惊讶的表情，随即显示出一种很不屑的神态。两人面对面坐着，男的还抽着烟，不搭理你，也不看你。我讲完之后，没得到回应，那真叫悻悻然，退又不是，进又不是。
王：人家不理你，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虞：不理我，真的很无助。他就不睬你。想想也有道理的，我揣度他们这么想：我们识不了几个字，你也不比我们强，怎么想得出要去编词典？“文革”时你才三四年级，能识几个字？是啊，小学到六年级，才识得三千多个常用字，三四年级，两千五到三千左右。“文革”一开始，就刮“读书无用论”风。你学了什么？你会查字典吗？怎么想得出要去编词典让人家查？现在回忆他们如果这样想也不是没有道理。当时我确实很不舒服，无非就是开个证明，不录取的话，与你们无关，对伐。但他们认为你第一是好高骛远、不自量力，第二是不安心本职工作。他们不会知道你下了班啃了个馒头在图书馆读书。僵持了好长的时间，几分钟我也不知道，最后我还是恳求说：“你们让我去试一试。”后来只看到支部书记朝车间主任使了个眼色努了努嘴，意思是让他去试吧，这是不可能的事！
王：很不屑的样子吗？
虞：是的，随后就开一张证明，主要是一个章，没有这个章是没有用的。我没有想过万一考不上，要继续呆在这个地方，那将是什么滋味。果然，这里还没考试，厂里已把我调去干喷漆工作。喷漆是有毒的，以前是要发牛奶的，但我们是没有的；过了一个月又调回来做冲床，很机械，还好我没把手指给冲掉。大概这是对不安本分、好高骛远的惩罚吧。
几个月后的一天，车间主任叫我上办公室去，到了里面他冷冷地说，公司来电话，要我们把你的材料档案送到上面去。显然，调令已下达。但我至今没有看到过这一纸公文。原因是，自行车厂是轻工业局下面自行车缝纫机公司下属单位，太小。当时的公文运作程序大概是，一般的公文只行到公司，所以他们只是电话通知厂里，把这个人的档案上呈。公司上送到轻工业局，轻工业局转到出版局，由出版局下达《汉语大词典》编纂处。那主任和书记当然记得开证明时尴尬的对白，所以看得出他说话时很不乐意。
王：没想到您还比他们厉害！
虞：对呀！他很恼火。说你真的要走吗？那把你塑料的袖套、手套，还有你的工作服给我留下来。现在年轻人都不会知道，我们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有一件帆布的劳动工作服，是很时髦的，每天都穿。表明我是工人，不是农民（尽管也当过农民），有时上衣口袋插一支钢笔，也算识几个字的，也算是“知识青年”，其实并没有什么知识，当然我从来没想过要成为知识分子，这不是跟你说笑话。按理，工作服旧了，留下也没用，带走也正常。但他一定要我将所有劳动防护用品全留下，这也是他最后的权限。事到这份上，我什么都不要了，当场在车间办公室全部脱给他们，一丢，扭头就走。
厂里一扭头，到了编纂处，忍了这一块钱的差额，可以看书学习了。哪知进来的第一天，傅主任让我坐在他后面，说：“你刚来，先给我们理理卡片，如果我们需要查书，就给我们查查书。空闲的时候可以写些条目。”
王：就是做最普通的工作。
虞：我当时懵然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你们报上的招聘启事是招聘编纂人员啊，不是编务，怎么进来就做这个工作？这时你就像一个人晚上在荒田野地里，叫天不应，叫地不应。你回去吧，厂里本来就有得是讥笑你的人，不回去，就干这活儿？你说你行的，谁来相信你呀？你要去找人打招呼，家里没有可以为你铺路搭桥的人。真的是很无助！非常难过……
一连几天，闷闷不乐，还是钟嘉陵好，看我这样，在没人时，就跟我说：“老傅看了你文章后，说了这样一句话：‘这篇文章如果是他写的话呢，这个人还不错。’”噢，言下之意怀疑文章不是我写的。是的，试卷可以由枪手代，文章当然更容易喽。既然已经进来了，只能憋着做。
王：回又回不去，待着吧又十分难过！
虞：是啊！你说好是编纂词典的嘛，为什么要我来理卡片？好，那就理吧！不过他还给你一条活路，一边理卡片，没事的时候可以试着写几条，写写条目，儿部就是我们新进的几个人写的。前几个月，几位年龄大的编辑，都会拿着卡片来说：“小虞，帮我去查一下。”“小虞，这本书哪里找？”其实我知道，他们所要查的书，好多自己都不知道哪里找，就往我这儿一塞。而我三年在上图，文史哲的书看过不少，各种奇怪的书也经常翻阅，所以不难。大家都是“文革”过来的，没有我这样的历练，能知道多少书？所以也都心照不宣。有一件小事可以证明，有一位编辑曾与我交谈，说你这么年轻，就已经知道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我们那时哪会知道啊？他大概看过我的“行卷”了。是的，那时正值“文革”，《三国》《水浒》都难找，哪来的段玉裁、朱骏声呢。“文革”中期，我买到《康熙字典》时，正值醉心于篆刻，将《康熙》天头上的篆字花了一个月全部抄一遍，篆体字是认识了，但在天头经常出现的“段补”“段改”等字样，不知所云，根本不知道这是姓，还以为一段一段补、一段一段改呢。因为这个“段”字，使得我后来在古籍书店用5块钱买到了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线装六册，又用一块5毛钱买了黎永椿的备要本《说文通检》。也就是他与我谈话后不久，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说文解字注》出版，后面的检索比黎书方便，要7块4毛，我真的很拮据，只能将线装书卖了，再去买上古本。我一生买书无数，卖书就这么几本，所以都记得。
王：编务工作做了多长时间？
虞：我四月份进编纂处，就这么做编务兼杂务。两三个月之后，大概七月份吧，老傅要出差到福建。福建有龙岩、漳州、厦门大学等编写组，他要到那边去审稿。他对我说：“我手头来不及审稿，有一个瓜部，五画的，你和李瑞良给我审一下。”李也是考试新进的。我知道他可能是要试探我的水平，这也算给我机会吧。因为他虽然怀疑文章不是我写的，也仅仅是怀疑，到底是不是，需要检验。他去福建，我就审阅稿件。审好以后，他回来了，稿子交给他，他复审后，对我的态度完全改变了，应该是相信了我的水平。之后他碰到问题，有时就会回头与我商量，共同解决。相信了之后，又生出一件事来。
一个编辑室十一二个人，每人的稿子看了后都交到主任那儿。词典的稿子是这样的，你马马虎虎，字面上大致不错，也过得去。如若深究，那永远没底，时间在你思考中飞一样的过去了。他一个人，哪能看得过来全室十来个人的稿子啊。来不及看，就偷偷地跟我说，你帮我审一下。我当时二十五六岁，要看人家四五十岁、五十几岁人审过的稿子。虽然他们有的是新闻记者，有的是历史行业的，训诂、音韵都不一定在行，但论年龄毕竟是长辈，所以我只能既奉命审阅，又不敢让人知道。最尴尬的是每天休息的时间。一到十点钟，铃一响，大家休息了，两间房间的人捧着茶杯，两边串门聊天十分钟。偶尔会走到我桌旁来，一旦看见，大家尴尬。所以铃一响，我总是把报纸遮盖稿子，其实我几十年都没看报纸的习惯。好几年，都是这样偷偷摸摸地看稿，到头来还不能全部算工作量。
王：您在《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前后共有多少年？
虞：从1981年到1997年。
王：就是说您在《汉语大词典》干了十七年。
虞：是。1997年到2001年在《辞海》四年。2001年到2013年在历史所，十二年。
王：您在《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和《辞海》编辑部二十一年的时间，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二十一年对您有什么影响或者帮助？
虞：应该说对自己的学术功力积累是很有帮助的，但你不能把它运用在学术研究上。傅原来在中华书局上编所，是一个比较传统老式的人，他希望年轻人专注工作，心无旁骛。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他当右派时，选注过《两汉故事选》，来《汉大》工作后，基本不再注书写文章。我举个例子，编《汉大》你什么都要接触，最好什么都会，当然不可能什么都会精通的。我们几个编纂人员在审阅、撰写条目涉及《易经·系辞》“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一段，也就演绎了占卦的过程。那时洪丕谟的《中国古代算命术》好像还没出，说是要出版了。所以我们大家凑在一起搞迷信活动——算命排八字。因为谈到“华盖运”，使我想起鲁迅的《华盖集》，所以就写了一篇千字文，谈“华盖运”，投给《解放日报》，投出去也就结束了。一天，我看见主任的脸色不太好看，也不知什么原因。后来在图书资料室查书，有人告诉我你有文章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哇，我明白了。因为我不看报纸，到此才恍然大悟。
王：这是“个人英雄主义”！
虞：对对对。你不好好工作，想个人出名。他的思维就是，如果在外面发文章，就一定会放松工作，二律背反，绝对不会互相促进。其实，果真写一篇“华盖运”就可以出名，那我真是“运交华盖欲何求”了，你说是吗？
王：在《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您白天上班审稿，晚上做研究？
虞：是啊，反正那时候，我白天没有办法，前几年坐在傅的后面，他经常要回头与我商量问题。再说写古音学，参看考古、文献资料，甚至查阅地图等，根本无法在白天做。后面几年，《汉大》出书压力很大，有时晚上也要加班，所以《榆枋斋学术论集》的文章都是晚上写的。有了孩子后，一般要到九点以后才可以坐定。考据的文章难写，前一二个小时都在查资料，真正动笔，往往已经午夜，但每天坚持几百字，是这样日积月累，才有几十万字的。当然还有其他的东西，比如《史记词典》我写过三家注的条目，后来不出了。《避讳辞典》我写了40多万字，因为还缺明清部分，也没出版。《马一浮集》《南宋杂事诗》算是出了，《海上尘天影》最后不知给谁弄去出版了，不是我的名字。所以我做过很多劳而无功的事。就拿写的文章说，像《论集》前三篇文章，《歌支》三万多、《山东古方音》五万、《三礼汉读》七万的，分别是1980、1986、1988年写的，但发表已经在1994、1998、2001年了，所以人家根本不知道我。这一方面是文章太长，无处发表，一则也是没有老师给我去投稿，不像现在我还给学生的文章去谋出路，所以只能压着。不过还好，我的好多文章都是十年、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刊出的，即使那几篇在《汉大》工作期间已经发表，也是在比较偏僻的杂志，至少是《汉大》那些人不大关注的杂志，比如《音韵学研究》《语言研究》《古汉语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等，而不是人家每天看到的报纸，要不然，我的日子一定会更不好过。
王：在《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十七年，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虞：我没有去读大学，所以没有专业，没有专业，就什么都是我的专业。而《汉大》内容无所不包，立项释义唯精唯微，什么专业都需要，什么都需要专业。那天在辞书社庆祝《汉大》出版三十周年纪念会上，我说到现在为止，我越来越感念《汉语大词典》。为什么呢？《汉语大词典》原来的宗旨，是不收或少收现代汉语的，所谓源流并重，主要在源，所以我们天天读古文，天天查古书。我曾经说过，我对古代典籍和学术书籍最熟的时候，经史子集在我心里，保守地说大概七八千种左右。你说一个作者，我马上可以说出他有哪些著作；你说一本书，我随口可以回答作者是谁。凡是《汉语大词典引书格式》里有的书，即便是小说戏曲，我也可以不假思索回答你。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学术著作，我更了如指掌。比如说徐锡龄，我随即说他有《熙朝新语》。《六研斋笔记》是谁写的？明代李日华。比如你说，王锷这个人，您有《三礼研究论著提要》《〈礼记〉成书考》什么的，我随口就答，不需要思索。这是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古籍，记忆力还不错，每天都在接触这些书，日长时久，印象深刻。一个是日用之间的熟悉，还有自己也做过努力。像《四部丛刊》《四部备要》所收的书籍，所用的版本，我也都在心里。为什么呢？80年代家里都很小，我买的书全放在办公室，所以我下班后也在编纂处，很晚回去，家里只是晚上睡觉的旅馆。《汉大》原先在陕西南路25弄，回到家里要半小时，后来在新华路200号，就是上海影城那边，离家更远，我都是十一二点钟骑车回家的。三九严寒的半夜，气温最低时，没有像样的棉衣，连一件稍好的绒线毛衣都没有，只穿着一件透风的冬天的反绒球衣，冷得双肩耸成鸢肩，年复一年，肩膀永远是酸痛的。那时每天吃完晚饭，我就在《四部丛刊》面前默记，第一册是《周易》《尚书》（指平装缩印本），第二册是《毛诗》，第三册是《周礼》，《云笈七签》后面是总集开始，只收《楚辞》，后面是《蔡中郎文集》，是一种活字本，等等。到后来全都烂熟于胸，所以你只要说要哪一种，我随手可以抽取给你。编纂处有一个专供我们校核资料用的图书馆，约有十万本左右古今图书。因为天天查，时时核，五年十年下来，哪本书在哪里一清二楚，熟到什么程度？你先让我知道站在哪里，然后把我眼睛蒙起来，要我找哪一本书，我可以摸到这本书大概位置，一般不会相差五六本（除非这本书临时给人插错）。如果我跟一个专业的人比，专业的书我肯定不如，比如说《礼记》，您王锷当然比我知道的多了，但是如果和两个专业、三个专业、四个专业，经史子集加起来，唐宋元明清或者先秦魏晋南北朝，全部贯通起来，我的名次会越来越靠前，因为《汉大》工作使我必须熟悉经史子集和古今的成百上千种的书目。当然这仅仅是书名，最受用的，还是阅读古籍。编纂《汉大》的十七年，那是每天读古籍，有标点的除外，没有标点的也不知有多少，就像“文革”时的天天读，读也要读，不读也要读，因为这是你的工作。这一二十年中阅读古籍的体量以字论少说也有几千万，平心估量至少上亿。而且并非有口无心地读，还要思考它的词义句意，怎样用最确切的词汇短句来解释。这种阅读，你可以为工作而工作，时过境迁，烟消云散；你也可以为功力而用功，日积月累，内功扎实。一生中能有这样二十年的锻炼，也是一万人十万人中的幸运儿。
客观上为了应付《汉大》内容的兼容并包而不断追求新知，主观上却开拓了我的研究视野，也使我兼收并蓄的胸襟更加开阔。尽管80年代我曾醉心于古音学和经学，但对考古、出土文献、敦煌残卷、道教、碑刻等所有学术都怀有积极求知、追寻的好奇心。那时每月的工资只有一二百元，后来三四百吧，但我每年个人订阅的杂志有《中国语文》《方言》《语言研究》《文物》《考古》《考古学报》《中原文物》《华夏考古》《考古与文物》《中国史研究动态》《中国文物报》，当然还订了一张《讽刺与幽默》，我很喜欢，十一二种，每年大概在250到300元左右，买书还不算在内。在1986年之前，我没有踏进过银行一步，以致后来我到银行去心就会紧张。我不进银行，只进书店，所有的爱全部在书店。我订了那么多杂志，就是所有考古、语言、历史、文献等学术动态，我齐头并进，都想知道。我现在与年轻人交谈常会碰到说，这个不是我的专业，我是学训诂的，我是学什么的。而我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要。杨蓉蓉在《榆枋斋学术论集》后记里说到我引述黄振华“西夏文汉籍经史子集都有”错写成“经史子集都要”，虽然我自己看了都笑，但这确实是我当时心情的流露——不管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也无论经典、史籍、子书、诗词骈文、道教、敦煌……我感觉没有不喜欢的。虽然都是编词典所需要，却也是我心中所爱所求的，我没有专业，却什么都是我的专业。
在《汉大》时也没什么感觉，只是一味地汲取，根本没有想过我要走什么样的求学之路，在走什么样的学术之路。杨蓉蓉《编后记》曾说：“如果当初盛巽昌先生不打破成文的规矩，不开绿灯，那么虞万里可能走的是另一条求学之路，其知识构架也许会与今天不一样。”我的朋友朱渊青也说，如果我不是从图书馆到《汉大》，而是从高校围墙中走出，就做不出我现在的学术。当时我还沉浸在一种白天时间被工作占满无法思考研究的苦闷中，总觉得我对所有知识的主观包容是坚定不移的，多一点时间不更好，怎么会做不出现在的学术？就是有点不认同他们的说法。人生不能重新演绎，如果的假设无法验证，但现在想来，即使不否认主观包容，也必须有客观的刺激。再加一个“如果”，如果我在大学读书，这样脱缰野马式的狂奔乱跑，说不定给老师当头棒喝、严厉训斥后畏缩不前，亦未可知。不管怎么说，知识结构肯定会与现在不同。后来调到历史所，又调到大学，到过多所大学研究机构演讲、出访、客座，接触学生、老师机会更多，深感专业教育制度下的人才培养，专业可以越来越深，论文可以越做越精细，知识面却越来越窄，文史隔阂的现象也越来越突出。台湾的学生，本科时文字、音韵、训诂都是必修，所以传统语言学的基本素养足够，内地大学课程设计受到限制，这些课程未必完全，甚至基本没有，所以要进入到稍微艰深的先秦文献的阅读理解就有困难。株守专业、文史隔阂的情况，当然是两边都存在。今天有这种学生，明天就有这种老师。长此以往，有点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的样子。而我自己因为《汉大》的需要和尽力扩充自己知识面的主观意图，二三十年以后，幸而稍稍免于这种缺失。我曾经开玩笑地说，如果以大学学分制来计，我自学过的科目，大概是本科或研究所的二倍以上。那天在辞书社庆祝《汉大》出版三十周年纪念会上，我说几十年过去，我对《汉大》那段经历越来越感念。是《汉大》锻炼了我，是它的客观需求契合了我的主观求知欲，并使这种能动性发挥到不能说极致也是非常充分的地步，所以也可以说《汉大》培养了我。回想从事《汉大》工作的十七年，我刻骨铭心的体验是，你对工作投入的精力越多，将来得到的回报也越多，拥有的能力也越强！
王：正因为这样，是极大地开阔了您的视野。
虞：对，极大地开阔了我的眼界。举几个例子：《汉大》引书都要准确标注作者或注者（即使不出作者的书，也要将书证放在与作者时代相应的位置）。道教经典《黄庭经》作者虽然不明，《云笈七签》本的《黄庭内景经》和《外景经》的注者是梁邱子和务成子，但其部分注文和序文等往往舛乱不分，使我们难以准确标注注者。为了这个引书格式问题，我就想把它弄个明白。于是由丁福保《道藏精华录》开始，进入《道藏》的阅读。那是我人大进修回沪后，1983年年末吧，我一直去上图在《道藏》里寻求线索，逢上过年，仅一二天闭馆不能去，其他全部是第一个进去，最后一个出来（过年人很稀少）。前后大概翻阅过六分之一的《道藏》，摘录出近十万字的资料，然后对《黄庭经》押韵进行排比，探索它的年代，引述文献，予以考证，几个月中写出一篇四五万字的长文。不仅将梁、务注的情况彻底弄清楚了，还将《内外景经》作者、王羲之与《黄庭经帖》等问题连带都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汉大》引用《黄庭经》的书证极多，而注者错舛使大家很头疼。所以理清这个问题，傅元凯主任很高兴，因为这是与工作相关的。他亲自将文章推荐给《中华文史论丛》，没过两个月，编辑部来函说了很多赞赏的话，但因为《论丛》篇幅有限，只能发两万多字。那时文章一般都是六千到八千，要发到一万多字的已是长文章了，我理解。连着几天，把文章删节缩略，节成两万字左右。想想古籍出版社离编纂处还近，就免去不保险的邮寄形式，自己骑车送了过去。踏进编辑部的门，看到《论丛》的主编坐在那里，我说明了来意，他并没有叫我坐下，而是上下又打量了我好久，那眼神就像当初问考试结果时的郭某某——他是不是在怀疑我不是这篇文章的作者？我当时站着很不自在，只能说“我就是《黄庭经》的作者”，而后无聊地表述一下我怎么遵照编辑部意见修改的，具体记不清了。讲完，他冷冷地说：“那你放着吧。”我终究没能有幸坐下与主编对谈，只能悻悻然地退出回来。一年之后，记住，是一年之后！一封退稿信寄来，说了和前一封信函完全相反的意见，意思是与时贤的观点没大出入。真是天晓得，我的观点正好和社科院王明先生的《黄庭经考》相反。古籍社大人们的怀疑，真的让我很无奈和伤感！伤感只能忍着，无奈之下，又转投中华书局《文史》，四五个月后有回复说愿意刊登，但必须压缩到二万五千字左右，我又一次改写寄回，终于在1987年二十九辑上刊出。文章传到法国，施舟人先生以为作者是一个七十多岁的人（这是后来他学生告诉我的）。此即后来他叫我去荷兰莱顿汉学院访问的渊源。1990年我去北京白云观晋谒李养正先生，送呈小文，他说你的文章我已看过两三遍，当初就是我审的稿，我跟中华说：“这种文章不发，还发什么文章。”但他也跟我说：“我以为你是七十多岁的老人。”李养正先生很好，说中华请他写《黄庭经》的书，他说你们去找虞某人吧。只是我搜集了几十个《黄庭经》版本，几十年过去，至今还没有做出来，愧对李先生，此是后话。我性好寻根究底，每做一事，总想弄个水落石出。
《汉大》引述，凡出现词目的书证尽量要标注时代或作者，裴注《三国志》引书有很多并不写明作者和朝代，于是我将所有裴注翻了几遍，摘录出所有的引书书目，一一考订，最后写成《三国志裴注引书新考》，并做了一个裴注引书目录，标明作者和朝代，让撰稿者检用。记得1989年学林出版社出版了日本吉野裕子的《阴阳五行与日本民族》，里面写桃太郎的故事，牵涉到我国的桃符问题，表述得很不到位。我缘此搜检了不知多少文献，写了一封长达二万多字的信，寄给作者，作者很惊讶地回信说，还不知道这个问题有那么大的学问。这封信就是后来发表的《桃符风俗源流考》，所以里面基本没有什么注释，因为原本是一封信而已。再比如说写《下部赞》的那篇，林悟殊的《下部赞》文章发表在《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书很贵，100元上下两册，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的。同事徐文堪——徐森玉的公子买了，几年后我也咬咬牙买了一部。买了之后很高兴嘛，中午休息就躺在躺椅上看林悟殊的《下部赞》，林以前写过类似文章，这次他从大英图书馆里面对照原卷做了一个新的录文。我一看他录的“预”（从矛）字有问题，这明明是个避讳字，避代宗李豫的嫌讳，他却说读“耎（ruǎn）”，《字汇》收此字是有音无义，其实音也是来路不明的。所以我从一个避讳字切入，结合摩尼教的来龙去脉，写了《敦煌摩尼教下部赞写本年代新探》一文，写好寄给荣新江。新江兄也很慎重，马上转给林悟殊，请他作出判断，林同意刊发，随即刊发在《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一卷上。后来荣新江从德国到荷兰，我那时正在荷兰莱顿。他说，你这文章一出来，瑞典摩尼教中心马上就来索取，因为摩尼教是世界性的，你对写卷年代的推进，很引人关注。
举这几篇文章为例，是要说明它涉及的内容，都是多方面的，绝不是学校里写一篇论文那么单一，而这些大多是《汉大》客观的要求，也是我主观的追求。
《敦煌摩尼教下部赞写本年代新探》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