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人大进修
王：记得您说在北京进修过？
虞：是的，在我审稿得到傅的认可之后，他对我不错了嘛，但是他也不会夸你，怕年轻人翘尾巴吧。认可你的水平功力，无法认可你的学历。1982年，全国已经进入轰轰烈烈编词典的阶段，专业编辑人才奇缺。那时吕叔湘已经成为《汉大》首席顾问，由他提议，北京市语言学会会长胡明扬主持，在人民大学办了一个词典进修班。学员在全国有词典编辑室的出版社里面挑。说是挑，也不过是推荐而已。上海分配到两名，傅原来想叫吴琦幸（现为美国圣塔莫妮卡大学现代语言系中文教授）去，吴已决意去考研究生，不愿去，就叫我去。全国选了18个出版社，20个人。上海是我和辞书社的杨蓉蓉，四川是现在的《中华字海》主编冷玉龙和另一位张企予。四川有《汉语大字典》，上海有《汉语大词典》和《辞海》，所以各是两个人，其他省市全是一个。胡明扬老师请了一批好的老师来授课，他自己和梁式中老师教词典学，曹先擢老师教文字学，许嘉璐老师教训诂学，郭锦桴老师教语音学，音韵是陈复华老师教，就是和何九盈教授合写《古韵通晓》的，张宗序老师教古籍的源流和版本，张是中国书店的，可以拿敦煌卷子给我们看，陈铁民老师教校勘学，朱天俊和陈宏天老师教目录学和文史工具书，这些老师中后来大多都成了名教授。由于有吕老的威望、胡明扬老师的影响，还请了很多当时就很有名的大学者。如王力先生来讲《字典问题杂谈》，刘叶秋先生来讲《词典编辑例话》，杨伯峻先生讲《编辑工作与古籍整理》，陈原先生讲《辞书与社会生活》，吴小如先生讲《诗词欣赏》，阴法鲁先生讲《旅美见闻》，张立文先生讲《周易与中国哲学》，徐世荣先生讲《当前的审音工作》，薄树人先生讲《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等等。其中像张立文、薄树人等老师，都是我作为班上的跑腿奉命去请的（我是班上最小的，27岁，最大的奚正新，大我19岁，和许嘉璐老师同龄）。薄是上海人，同乡，我对天文学又是好龙的叶公，所以路上谈得很多。可惜薄先生英年早逝，我很怀念，近年还把他的著作买来，作为纪念。这些大师与大家，与我只是一面之雅，一课之缘，但确实有忘不了的印象。刘叶秋和吴小如先生演讲，讲着讲着，会讲到京剧，他俩都是票友；杨伯峻先生讲编辑，其实是讲他的《论》《孟》和《左传注》，他说他注《论》《孟》都是先背原文，印象很深。像王先生，他来讲的消息一发布，课堂先坐满了人。该听的我却只能坐在教室的门后，平行地对着他。他讲话有方音，我听力有问题，所以一堂课下来，不知他讲什么，因为看过他《了一小字典》之类的文章，知道大概就在讲这些内容。十七八年之后，参加他的百年诞辰会，听他的学生回忆老师的教学和轶事，感受更深。恰巧那次由许嘉璐老师给我颁王力奖，也算是冥冥之中的巧合，我别有一番感触。
王：您提到许嘉璐先生，都很尊敬，为什么？
与许嘉璐先生合影
虞：讲到许嘉璐老师，我至今感激在心。他讲授训诂学，一口标准的男中音，很感染人。课余好几次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喝酒，他说他回家吃完饭可以不收拾碗筷，全由子女做，所以酒后重复他的名言：“早婚万岁。”今年他已寿满八秩了，我祝他长寿健康。他知道我读书勤奋，也知道因为我母亲不让我离开上海而没去考大学，有一次慎重其事地说，他那里以陆宗达先生的名义在招研究生，让我去考，给我三个条件：“第一，我不叫你抄一张卡片。”你们知道吗，刚开始时的研究生，不少是给老师抄卡片整理著作的。“第二，我不给你定任何一个题目，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因为他觉得我完全可以自己寻找题目。“第三，尽量给你回上海，如果北师大没有名额，我到北大、清华去借名额也让你回上海。但是就像盲肠炎开刀，也要你家属签字。”意思是盲肠炎绝对开不死人，但家属要签字。上海一般肯定能回，但万一回不来留在北京了怎么办呢？不能保证，所以要我慎重考虑。我和老同学蒋金德反复商量（他现已80岁了，就是浙江古籍出版社《马一浮集》的责任编辑。因为他最知道我家的情况），最后还是很不好意思地谢绝了许老师的好意。因为我离开上海到北京前，母亲黯然不悦，刚从农场回来没几年，又要出远门。我对她说过：“这次离开一年，以后就再也不离开了。”万一回不来，她肯定会很伤心的。就这么一蹉跎，竟以布衣终身，并招致无数的白眼、冷嘲、揶揄和打压，酸甜苦辣，都夹在翻过去的记忆里。到2000年，他叫我参加《孙诒让全集》点校，在玉海楼参观时，他说：“万里啊，你当初听我的话，到北师大来读研究生，你现在在任何一个大学，不会因文凭而受轻视。”他这话是有所指的，我没学历，评职称困难，中级职称还是杨蓉蓉去北京请他和周祖谟先生写的推荐。历经了二十年的世事，我深有感悟和感触，这是练达世事的话，完全是对的。如果我1983年考了研究生或者硕士、博士以后，那么我不管留在哪个学校，至少不会遭受那么多的欺压吧。但实在也不能怪我，在一个缺乏文化根脉的家庭中长大，当时我只想着母亲，根本意识不到世路比山川还要险峻啊。
周祖谟先生复函
王：那时是最早的硕博士。
虞：对呀对呀，他2000年就在玉海楼上面跟我说的。许嘉璐老师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他从教五十周年庆祝，与会的都是他学生，我也被幸邀。所以他对我有知遇之恩，我心里一直把他认作自己的老师的，这不仅他教过我训诂学，1985年在金坛段玉裁纪念会上揄扬我的《段玉裁〈诗经小学〉研究》，我当时还只是没出茅庐的小年轻，其他场合也多次鼓励表彰，就好像段玉裁、阮元对臧庸的鼓励表彰一样，我想臧庸应该会有我这样的心情吧（不说我有臧庸的心情，哈）。还有一事可记，应该是1996年的事吧，陈新雄教授在台湾主持训诂学会，那年在中山大学召开年会，邀我参会，通知发到编纂处，人事处怎么也不同意我去。后来中大孔仲温把机票也寄到了，还是无法成行，无奈只得将机票寄回，让人家退票损失。那次会议大陆去的人很多，有许威汉、蒋绍愚、王宁、张振林、吴振武等老师，许嘉璐老师也去了，所以知道我没成行。隔年在大陆训诂会上，会长李建国转达许老师的话说，“如果万里再碰到这种情况，叫他来找我”。我当然不会因为自己的小事，去搅扰他已经很忙的日程，但心里感到切实的温暖。
再说到周祖谟先生。他是《汉大》的顾问，与我的同学、四川《汉语大字典》负责审音的张企予很熟。一到北京，企予就拉我去先生家拜识。后来周先生在北大开设《六书音均表》的课，我们都去听。来时去接他，上完课有时送他，有时他自己骑自行车回去（他骑车是死上车，左脚一蹬，龙头三晃，我们都为他捏一把汗呢。那时他已年近七十）。这堂课有一事我印象深刻，周先生的课，曹先擢老师基本每次都来，梅祖麟先生来过一次。曹老师多是第一个到教室，有一次我们接周先生到教室，一推门，只见曹老师在黑板上习写篆体字。曹是既尊敬前辈，不能比老师晚到，又不想浪费时间，这对我教育很大。与周先生熟了，也经常去他家，与他闲聊，给他整理书籍。师母曾经去买鸡回来烧，那时吃鸡可真不容易哦。他说他的书有一部分是余嘉锡先生留下的。并说到余先生对文献极熟，桌上简洁干净，凡撰作文字所需书籍，起身拿书，用完后立即插回书架。那时他在整理余先生的《古书通例》，就是后来上海古籍出的。也在做《尔雅校笺》，我们还一起去图书馆借《古逸丛书》本《尔雅》。之后好多次音韵学年会上，我因他是名人，一来就有很多人拥簇着，不敢打扰而不去见他。他总是会记起我，让人来叫我去说几句。记得1994年8月在南开大学召开第八次年会，他又叫人把我找去，在贵宾室，跟我说士琦大哥（先生大公子）的事，并拉着我的手，希望我能有所帮助。大夏天的，我感觉他的手冰冷，神情也凄凉，北京上海相距遥远，我能帮什么忙呢？心里很不是滋味。没过半年，他就逝世了。几年后，听说周士琦致函汉语大词典出版社，问是否可出版《周祖谟全集》，当时的总编来征询我的意见，我当然竭力怂恿，说周先生既是我们的顾问，又是著名语言学家、文献学家，完全应该出版。可惜我人微而言轻，这位总编气局小而水平差，最后还是没有接受，我暗地里有一种对不起先生的感觉。现在想起来，士琦兄是否因为当时我在《汉大》可以起作用，而来问询，我没去证实，既然没有成功，问了也是枉然。时至今日，仍然不见有周先生的全集，我觉得这是出版界学术视野的缺失。
王：进修期间，还有哪些值得回忆的事情？
虞：再记述一下陈复华老师。他是武汉大学刘赜刘博平先生的研究生。眼睛高度近视，晚年患青光眼，无法写作。他上课不见精彩，当然音韵学要讲得眉飞色舞也不容易，何况他眼睛近视，色也舞不起来。他就是拿着自己的讲稿，贴着一双高度近视的眼睛，就这么一字一句慢慢地念，语调也没多大的起伏。他当时讲课的内容，我大都已学过，但我不可能不去上课，所以就听写一遍，既练习记录，也温习一遍知识。不像现在的学生，知道了一点就绝不会再听你的。课余我把自己写的《歌支》一文给他审阅。他看了后当然刮目相待。他给提的意见就是，你用什么比例数来确定合韵数。就是占多少比例数以上可以另立一部，多少比例数以下仍作为合韵。我文章中好像谈到五分之二吧，我忘了。其实这个问题我现在也无法解决，它牵涉到的太多了，清代以来的古音学家划分韵部都没有统一的标准。我们谈到陆志韦，他说《古音说略》他看了五遍，又说他听陆先生讲课，陆自己说：“我上课是鬼画符。”意思是大家也难听懂。陆的书我可不止看五遍哦。进修结束之后，我去北京，探望过陈老师好多次（有时与杨蓉蓉同去），我们去他很高兴。跟师母说，我的上海两个学生最好。他的《汉语音韵学基础》（讲课稿）、《古音通晓》出版，都题签送我们，题签上写“同志”，这是他们这一辈在特殊年代的特殊称呼，邵荣芬先生、唐作藩先生、杨耐思先生赐赠我的书都写“同志”。他原来住在中关村，挨着周先生，中关村拆了后，我去北京几次想找都无法寻找，前两年去辛德勇兄家里观宝看书，出来请他帮着指认，他说现在已经完全没有旧房子了，我也不知道陈老师后来搬到哪去了。
在人大进修时，还有一件值得记述的趣事，那就是下过最后一盘盲棋。“文革”开始，大家因为“读书无用论”而闲在家里，我就爱上了象棋，整天泡在这上面。大概是1968年前后吧，胡荣华、杨官磷在上海人民大道旁边的体育场举行友谊赛，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也算粉丝吧，都去观战。知道了一九进退以后，也学着下盲棋，后来学书法刻印章，兴趣转移也就不再玩棋了。在北京，与同学说起，西北和东北的同学都不相信说不看棋子可以对弈。那时我每天除了上课外都泡在图书馆看书，同学几次拦住要我下棋，都让我躲了。一次几个人拦着我不让去图书馆，把我关在山东齐鲁书社同学的帐子里，于志强与我对弈，旁边有甘肃杨马胜、辽宁刘顺德、四川冷玉龙、浙江蒋金德帮他助阵，只听他们在说这样那样。一个多小时后，我说他输定了，要钻出帐子，他们都哄我说没输没输，我说不要说了，没有救的。这是我最后一盘盲棋，之后几十年不沾棋盘的边，现在与任何人对弈我都会输的，因为我对象棋已经完全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