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楚辞》研究
王：崔先生，谈谈您的《楚辞》研究吧。
崔：1961年12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部出版了姜先生编著的《楚辞书目五种》。当时我正在曲阜师院读大二，在图书楼参考阅览室看到，如获至宝，每天提前到图书馆等候开门。三十年之后，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书目五种》，一同出版的还有我的《续编》。姜先生作序说：“这样，我们奉献给读者诸君的则是一部比较完备的工具书了。自然，学无止境，《楚辞》学有着长长的未来，这书也需要继续得到补充和修订。”此后二十年间，我持续收集有关资讯，特别是港台的《楚辞》研究，日本等外国的《楚辞》研究状况。海峡两岸的学者，共同造就了二十世纪中国《楚辞》学的辉煌。由于政治的间隔，在将近半个世纪里，学界交流稀少，两岸的《楚辞》研究又呈现出多样性。据统计，上世纪后半叶，台湾出版的《楚辞》类著作达百种以上，这是了不起的成绩，毕竟台湾面积仅仅是浙江省的三分之一，人口还不到浙江省的一半。2002年3月，我和安君赴台访书，在两个多月的充足时间里，得以采集、阅读、著录《楚辞》类著作六十余种。淡江大学为我们提供了极理想的工作生活条件，住会文馆，步行五分钟至图书馆，入库找书，阅读自修，自助复印，带回住处，立马加工提炼，融入课题框架之中，如此高效率的工作节奏，美妙极了。自淡水镇乘捷运至“中央图书馆”阅览善本，扫描书叶，一路顺畅。12点至国民党“中央大楼”餐厅吃中饭，价廉物美，浙江味道，仿佛回到了杭州。《楚辞》全本，至迟在公元730年已经传入日本，此后的千余年间，《楚辞》传遍东亚暨欧美各国。在国外出版的《楚辞》类文献总量中，日本占到六成以上，是名副其实的海外《楚辞》研究重镇。应秋田大学石川三佐男教授、早稻田大学稻田耕一郎教授邀请，我多次赴日访学，进入大阪大学贵重资料书库——怀德堂文库，面对数十种善本，真是目不暇接。书库的格局，书籍的装帧，都似曾相识，跟浙图古籍部的白洋房书库情景几乎是一模一样！返杭后，我专门写过一篇《大阪大学藏〈楚辞〉类稿本、稀见本经眼录》，公诸同好，发表在《文献》2004年第2期。合计十余年间所得资讯，题名《楚辞书录解题》，2010年1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有一百多万字。
王：等于说是先出的三编，完了以后是把续编和三编合起来又做成《楚辞书录解题》，是这样的吗？
崔：三编就没印，直接出了《书录解题》。
王：体例和原来不一样了。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楚辞书录解题》出版以后，之前做的续编就可以被《解题》替代呢？
崔：《续编》著录的图籍，《解题》里面基本都有。但是《解题》一书中没有《楚辞论文目录》，不能完全替代《续编》的。
《楚辞书录解题》部分手稿
王：您主编的《楚辞学研究丛书》，是国家重点项目，请您谈谈这个项目的情况。
崔：1995到2000年间做的这个项目，2002年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一共四部书：第一部《楚辞集校集释》（400万字），由我和李大明主编；第二部《楚辞评论集览》（215万字），由李诚、熊良智主编；第三部《楚辞论著提要》（105万字），由潘啸龙、毛庆主编；第四部《楚辞学通典》（97万字），由周建忠、汤漳平主编，总计八百余万字。
王：这是《楚辞》研究集大成的一项工作。
崔：集历代研究文献之大成。课题完成之后，请五位专家鉴定验收，一致通过，评为优等。章培恒先生是这样写的（见图片）。
王：您还主持了一个有关港澳台及海外《楚辞》研究论著的项目，这个项目现在进展怎么样？
崔：这个项目去年已经结题。海生跟我说验收完成了，专家们评价很好。中国港澳台及海外的《楚辞》学研究，重镇是日本，有一半以上的成果是日本人做出来的。欧美是一块，欧洲翻译《楚辞》很早，特别是德国和瑞典。苏联成就最大。俄罗斯这一部分，我们请浙大外语学院前院长许高瑜教授，他从年轻时候就是学俄文的，他对检索很熟悉了，他接手后，检索出很多新材料，很多还没有翻译过来，他自己翻译的。第三个就是港、澳、台这一块，台湾成绩非常大非常大。60年代、70年代，台湾成绩比我们大陆要大多了。从50年代开始，有个诗人节，纪念屈原。跑到台湾去的人，有一种情绪，需要借屈原来抒发，也确实取得许多成绩。不全是关在书斋里做专家之学，他是做深入浅出的注释，强调可读性，中等程度的人也能懂，有学术的一面又有通俗的一面，这一点我们没有他们做得好。台湾地方小，你弄得太专，太生硬，印的太少，老板不肯出版。苏雪林这样的大教授，也做了很多通俗性的工作。她跟姜先生、跟陆侃如先生是一辈的。
向已故的章先生致敬
王：崔先生您在《楚辞》这方面这几年也做了许多的工作，作为国内研究《楚辞》著名的专家，您怎样看待目前国内学术界的《楚辞》学术研究？比方说，总体来说《楚辞》研究有哪些成就，有哪些缺陷，或者说需要进一步做什么？
崔：《楚辞》研究呢，我从文献方面做，向后看比较多，向前看少一些。我们现在改革开放，国家蒸蒸日上，需要振奋民族精神。屈原一身正能量，从屈原精神的角度来做提炼、发扬、转化，做转化的工作，好像进展不大，要攻克有些难度。片面的欣赏屈原的行为方式，也不行。历史上继承发扬屈骚精神的，一般是有政治抱负，有一定的行政实践经历，遭受到挫折，回到屈原来找寄托，来抒发。他们那些抒发呢，已经不是百分之百的屈原精神了，但是他是屈骚精神的发展，应该总结这些人的东西，一辈子在书斋里是很难发扬屈骚精神的。一定是心地光明，有政治抱负、家国精神的才有可能，我们这方面的研究总结很不够。
王：您认为做的比较有成绩的一些地方，是从文学角度还是历史角度呢？
崔：从历史角度，从文学角度，做得最有成就的，是郭老。从文献角度搞得最好的是游国恩先生和姜亮夫先生。从发扬屈骚精神和民族精神这方面，郭沫若先生做得最好，没人能超得过他。这个事情，研究者的气质、胸襟、抱负、阅历和为人，这些恐怕很重要，这是第一位的。猥猥琐琐，蝇营狗苟，一肚皮小算盘、“成功学”的，这个怎么行啊？
王：是不是有一个屈原学会？我听我们赵先生说你们不是定期要开会吗？
崔：我因为身体原因（出门晕车），极少外出活动了。
王：从你们楚辞研究的角度，赵先生《屈原与他的时代》这部书，您觉得在学术界该如何评价它？
崔：赵先生的《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的那个书，那部书做得很好，他是能够把文献和文学结合起来，文献功底好。像赵先生，堂堂正正的男子汉，鬼鬼祟祟的事他是不干的。他是积极用世的模范，他进取的精神值得我学习。最近几十年出的书里面，他的这部书应该是名列前茅的。而且他还在继续做，他的那一篇篇考证，从研究的角度，赵先生的成绩在当代同龄学者里是最好的，比我好得多。从文献整理的角度，我比他多一些。从研究的角度，他的成绩比我多得多，他应该有地位。我也不大写信，耳朵也不好。我跟赵先生已经有好几年没见面了。有时候碰到贾海生，问一问，贾海生告诉我，赵先生又开刀了，是胆结石还是肝那一块儿？
王：是去年的时候，他胆结石。我也是去年在曲阜见的赵先生，赵先生好像每次见面时候聊天都还聊到崔先生怎么样怎么样，你们是老朋友了。
崔：说来有点对不起赵先生，甘肃成立了一个《四库全书》研究会，赵先生把我的名字也放在里面了，但是我一次也没去，真是有点失礼。不过他们的研究会有时候统计《四库》学研究成果，哪个人有几篇，我曾经是名列前茅的。
崔先生参加西北师大博士论文答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