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枋斋学术论集》
榆枋斋
王：虞老师，您的《榆枋斋学术论集》，我们都读，启发很多。请您谈谈这本书的内容和写作情况。
虞：这本《论集》在我学习的道路上来说，是写得很艰辛的。二十年，只写了五六十万字，那是因为这些文字都是业余时间写的。1980年到2000年，那时白天编词典，忙的时候还要带稿件回去工作。自己所有的看书写作只能是业余时间，有了孩子后一般是晚上九点以后才能写，到十二点一点以后又不敢再拖着，因为第二天早上必须上班。那时做资料的时候无法写，就是动笔，每天也只有几百字，不到千字，那本书就是这样集腋而成的裘，当然那时时间太少，晚上家里书也不多，没有像现在这样的电子本，所以我也知道败絮其中。但因为艰辛，自己还有点敝帚自珍的心理。2000年编辑这本书的时候，我在后记中已有记述，就是首先感谢我农场的农友王耀华的慷慨资助，我同学胡慧斌的接纳。还有就是杨蓉蓉和王瑞祥帮我一起编辑加工，这些我在书后都有记述。说到杨、王两位，就多说几句。杨蓉蓉工作之仔细，在上海出版界是出了名的，她校对《辞海》，曾经有初校无错的记录——就是经她初校后即已达到无错字的记录，她帮我查阅、修正《论集》中所有文章，其中还收入了两篇我们合作的避讳文章。王瑞祥对文字的敏感，也是上海滩所少有的，他从对杂志书籍出版后的纠错者，到成为杂志书籍出版前的错字讹字的消灭者，三十年来，审阅的杂志书籍竟已超过四五亿字！这是一个天文数字，绝不是一般学者的阅读量所能达到的！
那时白天工作，晚上凭兴趣做点研究，应该是业余的研究，所以那本书也算是业余水平吧。但这种研究是没有任何功利性的，没有想发表在什么CSSCI的杂志上，所以字里行间显得比较沉静纯粹。其中的内容，有关古音学的几篇，我刚才已经讲过，这里讲讲避讳问题和其他一些内容吧。
王：您为什么会关注避讳？
虞：接触避讳的内容，也有一个因缘。80年代开始全国上下都一哄而起编词典，据当时新闻出版司统计，全国出版的词典数量逐年递增，数量惊人，什么都可以编词典。最引人注目也最受欢迎的《唐诗鉴赏词典》以及后来它的系列，就是一个显例。1990年前后，我们人大进修班的班长，当时是吉林文史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左振坤来上海，与我和杨蓉蓉一起聊，说想编一本什么词典好。那时我们工资可怜，而买书支出太大。他无法叫我节流不买书，也是想帮我们开源吧。因为我们都在词典学界，我们思考了很久，想想很多东西都有词典了——尽管有些词典意义不大。那时史学著作、历史文献大量出版，历史文献学的书也出了几本，但对避讳问题谈得少也谈得浅，大多仍停留在顾炎武、钱大昕说过的范围中，而到陈垣的《史讳举例》为止。陈老的著作是经典的，但他主要还是总结了顾、钱等人的成就，加上自己校勘的几部书的经验而成，容易掌握，但与纷繁复杂的避讳文献比照，还有许多可以充实、梳理的地方。陈垣老说没看到周广业的《经史避名汇考》，而辞书社正好有台湾明文书局出版的由乔衍琯作序的影印本《汇考》，资料丰富，所以就选定了这个目标，编一本《中国古代避讳大词典》。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但确实是很艰难的选题，老左一口应承，我们就开始做了。我们先是分解《汇考》，做成卡片，其次是将顾炎武《日知录》、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札记》有关资料摘录成卡片，同时也把黄本骥《避讳录》、周榘《廿二史讳例》、刘锡信《历代讳名考》、张维骧《历代讳字谱》和陈垣的书也制卡。因为这些书的资料多有叠合而局限，所以我就从已出版的有校勘成果的经史子集入手，翻检查核，摘录避讳资料，当时也积攥了二三万张卡片。避讳牵涉到帝王庙制，我还根据《二十四史》本纪和帝王录、《通典》等书，做成一个历代帝王庙制表，以备查核。我当时制定的编写原则比较严格，就是你要认为某词是避讳词，必须找到同类可以证明它确实是避讳的文献，否则就只能舍弃不写。这个原则要求你必须对所有文献的因袭转抄等极为熟悉，比如李延寿在《南史》《北史》中避高宗李治讳了，就必须去找《宋》《齐》《梁》《陈》和《北魏》《北齐》《北周》《隋书》等史书中同类句子不避讳的词汇，这个例子当然简单容易明了。推广到经史子集，就看你对文献的熟悉程度了。后来我写了四十多万字，其他几个人加起来有五十多万，共有九十多万字，离全部完稿还差六七十万字。这稿子一搁就是二十多年，这还不要紧，最于心不安的是，潘景郑潘老给我写了序，顾廷龙顾老题了书名，这实在是对不起他们二老的地方。
虞先生《商周称谓与中国古代避讳起源》手稿
由避讳词典说到我《论集》中避讳的文章。《避讳与古音研究》《唐五代字韵书所反映之唐代避讳与字形》两文是我和杨蓉蓉合写的，当时为了参加音韵学年会，正好又在编避讳词典，所以就选了这样的题目。我好像叫她写《韵书与避讳》和《字韵书在固定避讳字形中的作用与影响》吧，有些记不清了。这两篇文章立足音韵，但已涉及字形和字韵书，牵涉面也很广。音韵与避讳问题，以前李新魁先生也写过，但我们这两篇应该是严格意义上的论文，尽管只选取了唐宋的部分韵书，如果能够延及元明清更多的字韵书，那就更完善了。
王：您研究避讳比较满意的是哪篇文章？
虞：关于避讳问题，稍微可以作为谈资的是那篇十万字的《商周称谓与中国古代避讳起源》一文。写这篇文章的缘起是，1993年要在香港召开第34届亚洲及北非研究国际研讨会，也就是东方学家会议。他们约我参会，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手头正好在做避讳词典，想到避讳的起源，著名学者都有说法，因为牵涉面太广，各自局居一隅，所说大多不得要领。于是就起源问题作专门讨论。这篇文章写得时间很长，约有八九个月。我的思路是这样的，避讳与名字、称谓关系最为密切，所以就从这两方面切入。先说称谓，前贤研究称谓，都是静态的，即称谓的名词及含义，如冯汉骥的《中国亲属称谓指南》，芮逸夫的《九族制与尔雅释亲》《尔雅释亲补正》《论中国古今亲属称谓的异制》等，当时芮逸夫的文章都必须去图书馆抄录或复制，复制要一元钱一张，很贵，与可怜的工资绝不成比例。但这些成果所表现的都是静态称谓，看不出在活生生的社会中有没有避讳的问题。要论定一个社会中是否有避讳习俗或制度存在，必须在相互间的称谓中表现出来。于是我就从制度上着手，先勾稽《三礼》中所有涉及到的具体称谓，分为：丧祭中的等级称谓、其他场合中的等级称谓，其中又细分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不同等级，自称、他称的不同场合。再就争论不休的《春秋》书法上去求证，《春秋》书法确实也有对天子、诸侯、卿大夫等不同的称谓，凡此可以说明周礼制度下的称谓有明显的尊卑观念。但礼制与《春秋》上的这些称谓的尊卑，是当时社会上实际通行的，还是仅仅是一种礼仪的规定、史官秉笔时的书法，这就需要验证。接着就从甲骨卜辞的贞人占辞，铜器铭文册命中的上下级对话契入，搜集殷商和两周对话中的称谓，又从《诗》《书》《左传》《国语》等古文献中辑录对话的称谓，我将这种称谓定名为动态称谓，以与静态称谓相对。因为只有在动态称谓中，才能清楚地看出避讳的习俗是否存在。经如此地毯式的搜集归类排比，这些活生生的称谓形式与礼书和《春秋》所记述的一样，呈现出一种规律：一、下称上，不名不字；二、上称下，名；三、上对下自称，不名；四、下对上自称，以称名为常。这种称谓的上尊下卑的取向表明：商周不仅有等级称谓制在约束人们日常称呼，而且已有避讳亦即主要是避名的习俗存在。再次，探寻最根本的名、字关系和取字的原始心态，探寻爵号、谥号、庙号起源以及它们与避讳的关系，揭示出“字以敬名”“谥以尊名”和尊而称爵、讳而不名等不同形式，都是承自遥远的珍名心理，而在等级森严的君主社会中的曲折反映。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外的民族学名著陆续翻译出版，打破了过去只有摩尔根《古代社会》独行的局面，我也非常关注这类书籍。所以利用国外人类学、民族志资料，如《金枝》《原始文化》《事物的起源》《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各族人民》等著作中关于名字避讳的材料和我国近数十年的考古资料，来展示原始民族对本人长辈和姻亲长辈，对国王、祭司和高级官员名字的严格避讳，分析这些惧怕巫术的原始避名心理，并追溯新石器时代墓葬和先秦古籍中记载的鬼魂观念，将中外的原始避讳习俗作一种比照。通过大规模的材料搜集排比，多角度的审视和分析，我对中国古代避讳起源的结论大致是：语言中的禁忌避讳早于文字，殷商已有从文字上避先王之名的现象，则语言的忌避更在其前，这与考古资料和国外民族学调查所得是相吻合的。周人继承殷商的讳名习俗，经过损益，纳入礼制。周代的讳礼首先体现在丧祭礼中，随即与丧服制度结合，讳及旁系亲属，而后渗透到阶级社会中，形成绵延两千余年的避讳制度。所以避讳的形成是一个多层面发展，最后搅和在一起的复杂过程，绝不可以很轻率地拿一些先秦的铜器铭文上的字与殷商帝王名字比较一下，随便说说避和不避。比如郭沫若曾写过《讳不始于周人辨》，举《令彝》等铜器说不讳伯禽之名，等等，我根据吴镇烽《金文人名汇编》5228条人名中涉及周王名字的字，以周礼七庙之后不讳的礼制来衡量，如果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中所定的铜器年代大致正确，那么所有铜器中出现的被举认为不讳的与帝王相同的字，都在应讳世数之外，并不能证明当时在世数之内也不避帝王之讳，也就是说，在没有新的确凿证据之前，不应轻率否定文献中所载的周代讳礼。
王：迁庙了就可以不避嘛？
虞：对，从先秦制度上说迁庙就可以不避了。当然汉代以后，汉高祖、唐太宗因为功高盖世，成为不祧之祖，庙主不祧，就必须要避。唐太宗是不祧之祖，所以一直到南唐，也一直在避，比如后梁。一般的帝王庙主，迁祧了就可以不避的。你比如说武周新字，我把千唐志斋墓志全部翻过，看那两厚本，一千多块碑啊，武周执政时期，触目都是武周新字。一到中宗即位，一下子全部没有了。当然那是武周所造新字，但由此可见一斑。庙祀避讳也是这样，但也有例外，古代交通不便，信息难通，京都已经颁讳，远方四裔接到你这个通知会很晚，这种时间差在依据避讳考证文献年代时一定要注意。回过来说，前贤在考证殷商西周避讳礼俗时，没有关注这个最实际的制度性问题，所以都有偏差。
王：这篇文章涉及哪些重要问题？
虞：这篇文章还涉及到一个殷商史上较为重要而且众说纷纭的问题，就是殷商庙号的日干称谓。关于商王的日干名字，自董仲舒、谯周开始一直到现代诸多大学者，都有自己的说法，我当时就归纳出十种，一、生日说，汉儒主之；二、庙主说，三国蜀谯周主之；三、祭名说，王国维先生主之；四、次序说，陈梦家先生主之；五、死日说，董作宾先生主之；六、卜选说，李学勤先生主之；七、阴阳葬日说，日本井上聪先生主之；八、嫡庶说，朱凤瀚先生主之；九、二分支派说，张光直先生主之；十、四分组制说，陈其南先生主之。近三十年来，还有左袒右袒的人。不管有多少说法，商王日干名肯定只有一种意义。我首先将日干名认定为庙号，而非名或字，因为它是出现在祭祀中，祭祀必须在宗庙里；其次很多商王他另有名字，商汤就有好几个与“天乙”无关的名字，见梁元帝《金楼子》。确定这些日干是庙号而与人名无关，我就从庙制，也就是古礼的祭祀上去考证。就已有的周代丧葬礼制卜葬、虞祭、卒哭、祔庙的天数推算，祔庙日应该都是柔日，也就是阴日，《礼记·曲礼上》说：“外事以刚日，内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曰远某日，旬之内曰近某日。丧事先远日，吉事先近日。”内事要以柔日为首选，这可能是很古老的习俗，或者说是周因于殷礼的一种。卜葬所以选柔日，与虞祭有关；虞祭所以用柔日，与祔庙日有关；祔庙所以选用柔日，自然是因宗庙祭祀，亦即内事之需要。日干称号就是刻于庙主背面的祔庙日记号，这个说法已经为近年的考古材料所证实，而我当时是得之谯周说的启示。这不仅恰当地解释了殷商丧祭中忌避庙主名讳的礼俗，更重要的是对近百年来争论不休的商王庙号有了一个在丧祭庙祭礼内部自洽而合理的解释。我的一位做西周年代学的朋友周言几次对我说，如果要在现有十多说中选择一个正确的说法，那我的祔庙说大概是最接近事实的一说。我并不敢以此自居，确实因为解释古史，必须切合古代的习俗礼制，而不能随便想象以立新说，以搏一奇。只是因为我这个说法是淹没在讲避讳起源的十万字长文中，研究殷商古史和日干名号的学者未必注意到，所以二十多年来从不见有人讨论，所以特地提一句，希望有人来与我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王：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什么刊物？
虞：这篇文章写好有近十万字，除了拿去香港开会散发，要发表是不可能的，要出版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出版学术著作要贴钱，我自费印刷已经用了二三百块，也不愿意再出钱，所以放了几年，后来蒙《国学研究》《文史》《中国文字研究》等杂志愿意刊登部分，于是就有了《论集》中《先秦动态称谓发覆》《先秦名字、爵号、谥号、庙号与避讳论略》《先秦讳礼析论》三篇，其实都是一大篇中的一个章节。到2006年我在社科院成立中心，办《传统中国研究集刊》杂志时才全文刊出。2012年编辑《榆枋斋学林》，我看看二十年过去，学界还没有一篇超越推进我避讳起源观点的文章，台湾大学黄俊杰教授来社科院看到我这篇文章，说是填补了台湾五十年的空白。空白一词怎样理解，其实也因为没有人去专门研究，也就是冷落了这个问题而已。所以就润饰整理，收了进去。近来有好几位朋友说，叫我略加疏通解释，出个单行本。我也一直劳碌瞎忙，始终没有去做这件事。
王：《榆枋斋学术论集》中其它文章在探讨什么问题？
2014年虞先生在台湾留影
虞：《论集》中《金文对扬历史观》一篇，是我1982、1983年在人民大学进修时所写的。当时我的热点在编词典，编词典就关注词汇。我在词典编纂过程中对同义复词发生兴趣，我是凭兴趣做事、凭兴趣活着的人。有了这个想法，人大图书馆正好有四十册《中文大辞典》，我就下功夫翻了一遍，将所有的同义复词摘录出来。为了探索同义复词的源头，又翻检金文词汇、清人近人的考证。对“对扬”兴趣就是这样引起的。当时看到沈文倬先生的文章，与我理解的同义复词不同，那时我真也不知先生何许人也，总觉得他求之过深，将“对扬”解释为古礼的仪注，一种手拿被赐物表示感谢的动作。照他这么讲，那铜器册命铭文中赐予十几家人、赐予一些大的东西，是不可能举起来表示感谢的，该怎么解释？又看到刘雨、张亚初先生的驳议和沈老的回复，总觉不能释怀，于是就将我的想法写出。我的意思仍然紧扣古代册命礼的场景，那必须是在宗庙进行的，但是真正铸造器物、记述册命，则已经在事后，他是一种追述。因为好多册命铭文有受赐后“出”的记述，然后再“对扬”，表明不是紧接着受赐而说的话。所以我认为应该是“称扬”的意思，这不仅与魏晋间张揖的《广雅》解释相符，更与历代运用这个词的词义也一致的。近年我一度研究乾嘉二王著作，王念孙说张揖《广雅》保存了很多汉魏经师的古注古义，那么《广雅》“对，扬也”也一定是汉代经师所保存的古义了。可惜那篇文章也迟至1992年才刊载在《语言研究》上，见到的人也少。1995年去杭大，我曾经拿给沈老看，请指教，他没有回答我，大概不同意我的看法吧，我年轻浅学，问都不敢问。后来郑仁甲兄寄给我张亚初先生的《殷周金文集成引得》，我与张先生联系，希望出版他的《金文姓氏》稿，也说起这篇文章的观点，张先生说他是非常同意我的观点的，尽管他当时写的与我看法不同。张先生与我谈姓氏时，已身患重病，对我说此稿是他长期研究金文的心得之作，很希望出版，我答应为之游说。不久他逝世，那时出版难，我也没联系上接受的出版社，心里很内疚。本世纪初，出版业转好，我曾经打听过遗稿下落，听说已给了中华，就是现在出版的《商周金文姓氏通考》。我想张先生地下有知，也可欣慰，我也稍稍释怀了。
我1978年在上图自学时，就借阅过屈万里先生的《汉石经〈尚书〉残字集证》和《〈周易〉残字集证》，对其复原汉石经碑图很惊讶也很感兴趣。那时对汉石经根本不了解，也没看过罗振玉和张国淦的书，更没想到三四十年之后会去做《历代儒家石经文献集成》的工作。有了复原这种意识，我在接触敦煌残卷时，就想到残卷也可以复原，所以就有《论集》中《斯坦因黑城所获单疏本春秋正义残叶考释与复原》《黑城文书辽希麟音义残叶考释与复原》两篇。《春秋正义》一文是看到郭峰的定名有问题，他可能不知道有单疏本，所以我试着考证与复原。但我没看到原件，又被他的残缺符号所迷惑，怎么也复原不好。后来经荣新江提示在黄永武的《宝藏》55册看到影印件，一看恍然，才将它复原出来。同样，希麟《音义》残叶也是看到李逸友先生的定名有问题，经查证，应是希麟《音义》。不同的是，这篇文章中的复原图，我是用了一个月的晚上，在应县木塔出土的辽藏佛经中集字而成，为的是证明它与辽代版刻有关系。敦煌学者，一般都做到对残卷的定名之后即停止不再深入，而研究版本的学者，又大多不去关心敦煌、黑城和吐鲁番残卷。我则在定名之后，再深入下去，去考证复原它的版刻形状，这有两个好处，一是让你的考证结论更有说服力，第二如果没有现存的宋版比勘，而你的考证正确，等于又复原了一个已经消失的宋辽金元的版本。这种视角是多面的，方法是多样的，收获也是多重的。继这两篇之后，我又写了《黑城文书新编待问残叶考释与复原》《黑城文书资治通鉴纲目残叶考释》，前者复原了一个至今只留存丁丙抄本之外的元刻一叶，后者则纠正了现在图书馆所藏宋本著录的年代问题。这两篇收在《学林》中。
王：记得您还探讨过《经典释文》刊刻的问题？
辽希麟《音义》复原图
虞：《论集》中有《经典释文单刊单行考略》一文。钱大昕，不仅是我佩服，也是近二百多年来学界公认的大学问家，我还尤其折服他有学问而不趾高气扬训斥别人，所以一直对他敬仰不已。他在《廿二史考异》中批评元脱脱的《宋史·艺文志》草率，这当然是对的。但列举完整《经典释文》三十卷之外，又分见于《易》《书》《诗》《春秋》《礼》《论语》《尔雅》各类，这曾引起我的思考，说脱脱他们粗疏，一年多编了四五百卷的大书，肯定疏漏百出，但一书会分散在那么多地方都重复，好像也不会粗疏到如此地步吧，况且书目一般都是见书著录，或转抄前人书目，不比写其他史实啊。于是我就普查了七十多种书目，发现二三十种书目中都有单行本的著录，这就不是粗疏所能解释的了。通过对唐抄本流传和宋代景德年间校书过程的梳理考证，确定当时是先分经校勘，而后才有三十卷的合刻本。这篇文章就事论事而言，只是对一种典籍的刊刻年代的考证，但放大来看，对我们音义书的反切异同，也就是单刊和合刊本的文字、反切异同，单刊、合刊和十三经注疏本的异同，都可以很贴切的解释，还与卢文弨在乾隆年间所说的宋元合刻十三经时改动经文或注文、《释文》可以联系起来，看出版刻史对经典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