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职学部谋邦事
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上奏请求立即废除科举制度，以便推广学堂。清政府批准并要求在1906年开始废除科举。1905年底就成立了学部来管理全国的教育事务，当时的学部就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而在学部正式成立之前，先设置了学务处，9月11日，刘鹗向学务处的一个负责人乔茂轩推荐了罗振玉，打算调他进入学务处。罗振玉得知后就在10月发表了《学部建立后之教育管见》，但是还没有入职家里就发生了大事，1905年11月9日罗振玉的父亲罗树勋去世，他就回家守孝了。
在守孝过程中，罗振玉接到了端方的电报，说：“学部刚开始建立，由相国荣庆掌管，我已经上奏朝廷调任您到学部任行走一职，请您马上进京。”罗振玉当时守孝还没有满100天，所以就回电报拒绝了，但是端方再次来电报不许他拒绝。于是他去北京见学部尚书荣庆，结果是他被允许穿白色丧服在官署办公，任学部参事厅行走。
罗振玉尚未任职学部就发表了《学部建立后之教育管见》，这是怎么回事呢？根据《王国维与罗振玉》的作者张连科的研究，1905年10月8日，山西学政宝煕上奏朝廷请求建立学部，罗振玉听说后，马上意识到学部必然要建立，所以在几天内写出了《学部建立后之教育管见》，分5次在《教育世界》发表，第一次刊发的时间是10月下旬。[1]笔者认为，这篇文章可以称为他在学部任职的纲领性文件，是他改革教育的重要措施，非常重要，原文难以找到，所以把罗琨、张永山已经整理好的照录如下：
第一，开教育讲演会。罗氏说“中国今日设立学部，苦于深明教育者尚少”，若待深明教育者培养成再成立学部，则将无成立之日矣。提出解决办法是“开教育讲演会”，即今日常用的讲习班。请国内外教育家，讲“教育原理、教育行政等，而后渐及精深”，可分为数学期结业。此外还“可开临时讲会，如派视学官时，则增讲视学制度之类，凡部中办事之人，上自侍郎，下至司员，皆一律听讲，若尚书能亲临尤善”。部中事务虽冗，但只要每日抽出两小时参加学习班，数月以后，就能知教育大要，再“分科授职，必能事事洽当，教育之发达，乃有望矣”。
第二，修订章程。以前订的章程适应于科举、教育并行，现专一育才于学校，则应酌情修改，如大学“固应相本国之宜定之，而学科结构则与外国大学不能殊异”。又如小学学制九年，“初等小学之学科已能精深至于五洲各国，恐无此理”。而且学制太长，加上中学八年，入大学专科前已读十七年书，大学毕业年将三十。“将以何时为办事之岁月乎？”“此次兴学方始，章程早改一日，早得一日之益。”而修订以前应先在讲习班“讲演教育原理与各国学制”，这样修订时才不至于只凭理想而有所借鉴。
第三，养成师范。再论成立两级师范及师范传习所的办法，经三个梯队的前后相继，“五年以后，小学可遍立而基础固矣”。
第四，各府迅立中学校。提出“今科举遽停，各省抚多留意安置老生，而缓于教育少年之生徒，此误也”。对于超过小学年龄的少年，“十人中居五六，此急应为之设法”，因而急需设立中学，学制暂定四年，第一年为预科，后三年学本科。每府立一学校，生徒至少三百人，外国教师七八人，“令学生贴膳及学费，岁二万元[2]足矣，当就各府所有宾兴书院考费积谷等费充之，不足再于完粮时加串费以充之”。认为“兴学之费与其立苛细各捐，不如仍取之于地丁，所加甚少而积之则多，至各处积谷徒饱劣绅之囊橐”，不如充之学费。至于“聘教员于国外，暂时虽似失利，然此系无可奈何之举，譬如求谷种于外国，一熟以后，不复再求”。这些中学毕业生或入高等及各种专门学堂，或入高等师范，开教育研究科，半年至一年，即可任小学教师，以助小学的普及。
第五，亟立高等专门学校。倘若财力不足，可数省共立一所，或文科、或理科、或医、或工、或法，聘请外国大学专家为讲师，学制五年。每年每所学校费用至少十万元，“各省合筹，尚易为力”。当时官费留学生很多。仅以留日学生，“近公私费生将五千人”，以半数为官费计，学费、装费、津贴每人每年约四百元，总计一年“六十万矣，省此一项，即可于国内设完全之高等学堂六所”，毕业生或入大学，或充中学、师范任教，“较之在外国短期修学，所得多矣”。
第六，省外国留学生而兴国内教育。选派留学生必当“外国语娴熟，已卒高等之学科”，“捐巨金于海外，以修普通学，非计之得者”。
第七，卒业学生不必仍用科举出身。
第八，各省学务处宜直隶学部。
第九，勤设地方教育公所。教育公所直隶于各省学务处，照学部之法开教育讲习班，培训各学堂办事人及教育公所绅士。
第十，严禁因循苟且教育。
第十一，罢学使。
第十二，安置年老诸生。
第十三，划定经费。以便于筹措，保证落实。
第十四，定视学制度。学部及各省学务处都应设视学官，巡视各级学堂学科是否完备，教职员是否胜任，对该地教育总体情况及改进意见要写成报告“以资参考，此亦兴学之要图也”。
第十五，译印书籍。提出开教科书编纂研究会，以研究编纂之法，然后从事编辑，还要译印中西教学参考书。
第十六，制造学校用器。提出仅上海一埠购买外国教具、仪器等岁约数十万金，全国要教育振兴，所需要增加数十百倍。“此项经费尽为外人所得，甚属可惜”，而且“本国所用标本，应用本国物产”。要聘专家进行调查制作，其它教具“宜雇佣外国技师，令生徒传习，一一仿造，一面挽回利权，一面取便教育，此亦必要之事”。
第十七，创图书馆、博物馆、教育陈列馆。
第十八，兴实业教育。
第十九，振兴医学与法律。提出大专学校均立医科，学法律除办学校外，“宜令各省开政法讲演会”，层层培训，普及政法知识，“将来宪法立后，所有议士，不至无议员之知识矣”。
第二十，兵事教育。高小以上，设兵式体操，为全国征兵之准备。
第二十一，罢捐纳，捐官改为虚衔的鬻爵。
第二十二，奖励宿学及教育有功者。[3]
提出这22条措施的目的，从“教育之发达”“全国要教育振兴”“兴实业教育”“振兴医学与法律”这些文字看，就是全面振兴我国各项教育事业。从“挽回利权”“为全国征兵之准备”看，最终目的还是通过教育使中国更富有、更强大。这些目标都与我们当前的教育目标相吻合。可见，从罗振玉写这篇文章开始计算，一百多年来，我国的教育工作者都在为富强中国而努力，我们也要像罗振玉这样为中国富强出谋献策、贡献力量，才能最终实现这个目标。对于中学生和大学生来说，我们要像罗振玉那样自幼树立远大的志向并通过各种途径为实现这个志向而不断努力。
在具体措施方面，他针对当时学部懂教育的人不多的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一定要让国家重要的教育管理者参加短期学习班来快速掌握教育管理的知识。具体措施都很详细，如聘请国内外教育家讲课，每天学习两个小时。这一建议非常重要，即使就现在的管理者而言，也不能忽视他们自身的学习。否则，无异于让一个盲人引路，必然会出现大问题。第二条就是修订当时的章程，认为那个章程并不能适应当时的需要，学科设置不能与外国的差别太大，否则很难赶上发达国家；认为学制太长，大学毕业就快30岁了，肯定不合理。
在选派留学生方面，必须要求外语娴熟且大学毕业，这样不至于浪费大量金钱到外国学一些普及的知识和技能，而我们现在很多家长让孩子在外国上大学就面临着这个问题，留学国外要真正学到东西，而现在很多人到外国留学的目的只是所谓的“镀金”而已，这当然是“崇洋媚外”“外来和尚会念经”的错误观念和不良风气影响的结果。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少留学国外的“海归”人员的能力并不比只在国内学习而有真才实学的人强。如新华网2013年的报道《光环褪色 中国“海归”就业难逐渐凸显》说：“就读于英国艾克赛特大学市场营销专业的小尹……‘除了更出色的英语能力和更纯正的英文口音，其他的优势似乎并不明显。’……近年来，出国留学门槛降低，留学人员素质良莠不齐，‘海归’的含金量受到置疑，‘海归’群体从前所拥有的光环也在逐渐消失。……近日发布的《中国海归发展报告（2013）》显示，2012年，中国留学归国数量达到27．29万人，同比增长近50%，为历史最高值。预计未来5年内，中国将迎来回国人数比出国人数多的历史拐点。……‘“海归”人才就业难应该说是一个正常现象，反映了国内人才评价体系日趋完善，用人单位不再盲目“唯身份论”，而是把人才综合素质作为选人用人第一准则。’著名教育专家、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专家认为，目前许多学生在留学专业的选择上，扎堆热门专业的现象非常普遍。这种盲目跟风导致留学生回国之后彼此之间的就业竞争异常激烈。熊丙奇说，出国留学不应盲目，应在充分了解国外教育体制、教育环境、想要选择的学校、专业情况之后，结合自己职业预期和特长选择留学专业。”[4]笔者认为，这种盲目选择热门专业留学的学生或家长很多都是为了“镀金”后回国好就业、拿高工资。可想而知，这样的“人才”回国后是难以做出大成就的。
有的观点，罗振玉不但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例如他建议建立“视学制度”，1906年就去直隶、山西考察教育，1907又考察了河南、山东、江西、安徽的学务。还写了考察报告，其中一则《山东学务调查总说》发表在《教育世界》第13期上。
有的观点是针对当时的教育弊端来说的，如第十条严禁沿袭旧制、敷衍应付的教育，这种情况当时很严重，而现在恐怕也不是不存在。有些教师不管教育改革如何，不管学生的接受程度怎样，始终按照自己的老一套进行教学，无法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不少教师对学生的教学态度就是敷衍了事，上课只顾自己讲，不管学生能否听懂；改卷子只顾省事，不按评分规则给分，结果学习好的成绩不高，学习一般的成绩也不低，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所以罗振玉这个观点也值得我们现在的教育工作者好好反思。
他提出设立教科书编纂研究会等一系列建议现在已经在各大出版社和一些大学得到了实施。怎样编一套适合当前学生的课本？这个问题应该在充分考察学生的实际情况之后再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不能只迷信某个专家的说法。
有些建议应该是着眼于使我国教育进一步大发展的长远规划，如建设“教育陈列馆”一项，目前很多地方都没有实施。陈丽霞在2010年指出：“上海拥有大约110家各类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题材涉及历史、艺术、科技、地质等众多领域，唯独没有一家以教育为主题。”[5]如陕西师范大学是西北地区最好的师范类大学，但直到2017年才把教育博物馆建好。该教育博物馆是“目前全国唯一的一个综合性教育博物馆，也是全国高校规模最大、设施一流的博物馆”[6]。就国家层面而言，目前，我国还没有一所综合性的国家级的“中国教育博物馆”。早在2002年全国政协委员庞丽娟就建议“尽快建立中国教育博物馆”[7]。2004年阜阳市政协委员张晓枫也建议“建立中国教育博物馆”[8]。2013年庞丽娟再次呼吁“建立中国教育博物馆”[9]。2015年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也呼吁“建立国家教育博物馆刻不容缓”[10]。从庞丽娟提建议开始算，到现在已经15年了，多人呼吁建设的“中国教育博物馆”还没有多少眉目。这项工作仍需要我国广大教育工作者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共同努力。而在112年前罗振玉就提出了这个建议，可见他是多么有远见卓识啊！
罗振玉还没任职学部就发表了《学部建立后之教育管见》，还在守丧就去学部任职、服务教育，他还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革新教育的措施，其中很多措施直到一百多年后的现在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种一心一意献身教育的精神值得我们现在的教育工作者认真体会和学习。
【注释】
[1]参考张连科：《王国维与罗振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页。
[2]这里的“元”不是现在的货币单位，而是指民国的银元。下同。
[3]罗琨、张永山：《罗振玉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44—47页。
[4]张卉、艾福梅、高竹：《光环褪色 中国“海归”就业难逐渐凸显》，新华网2013年11月11日，网址http://career.eol.cn/kuai_xun_4343/20131112/t20131112_1038364_1.shtml。访问时间：2017年2月14日。
[5]陈丽霞：《全市110家博物馆无一关乎教育——政协委员呼吁建立上海教育博物馆》，《联合时报》2010年9月10日第1版。
[6]陕西师范大学基建处：《程光旭校长检查我校教育博物馆工程进展》，陕西师范大学网2017年4月17日，网址http://www.snnu.edu.cn/inf.php?id=19029。访问时间：2017年5月20日。
[7]钟伟：《全国政协委员庞丽娟建议：尽快建立教育博物馆》，《中国教育报》2002年3月6日第4版。
[8]胡海燕：《安徽阜阳市政协委员建议：建立中国教育博物馆》，《人民政协报》2004年8月24日。
[9]江涛、金卫星：《建立中国教育博物馆》，《教育育人》（高教论坛）2014年第3期。
[10]周洪宇：《建立国家教育博物馆刻不容缓》，《中国教育报》2015年3月11日第12版。